2010-9-14 段繼業
一、磚茶
狹義的磚茶,顧名思義,就是外形像磚一樣的茶葉,它是我國緊壓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一種,是用各種毛茶經過篩、扇、切、磨等過程,成為半成品 ,再經過高溫汽蒸壓成磚型的茶塊。磚茶根據原料和制作工藝的不同,可以分為黑磚茶、花磚茶、茯磚茶、米磚茶、青磚茶、康磚茶等幾類,主要供應我國大西北(包括內蒙古、甘肅、青海、寧夏、新疆、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和俄羅斯以及中亞部分地區。廣義上的磚茶,除了前面所說的磚型茶(它是主體)以外,還包括在西北少數民族地區常見的其他各種緊壓茶,如產於雲南的沱茶(形似碗坨,又名坨茶),產於湖南的“千兩茶”和“ 湘尖茶”(以蔑簍緊壓控箍包裝)。本文使用的是廣義的磚茶概念。
磚茶作為中國茶的一種,其影響和地位在茶文化中並不突出,甚至可以用“卑微”一詞來形容。查閱中國茶文化研究的各種文獻,很難發現關於磚茶的文字。在東部地區,人們對磚茶的了解少之又少,年輕人甚至完全不知磚茶為何物。但是,這種在中國茶文化殿堂裡不能給自己謀得一席之地的粗茶,卻是中國西北少數民族的生命之茶,行銷範圍遍及蒙古高原、青藏高原、黃土高原和西域地區,甚至遠及俄羅斯和中亞地區。更為重要的是,由於這種茶並不產於上述地區,而是產於湖南、湖北、四川、雲南等地,這就導致了一種獨特的歷史文化現像:圍繞磚茶的生產、長途運輸和營銷,形成了內地和西北少數民族地區之間長達上千年的“磚茶之路”,在這條路上,產生了著名的“茶馬互市”經濟和“以茶治邊”政治,造就了享譽海內外的“茶馬古道”和“茶葉之路”文化。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磚茶所承載的政治和文化意義超出任何一種普通茶葉,它絕不是一種普通的物品,它的歷史也絕不是一種普通的茶葉史,它是中國內地與西北少數民族地區之間的橋梁和紐帶,它記錄和見證了內地和西北少數民族之間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交流,一部磚茶史就是內地與西北少數民族的交往史。
二、歷史上的五條“磚茶之路”
磚茶的生產地,主要集中在湖南、湖北、四川、雲南、貴州、廣西和浙江等省、區,其中,最主要的產地是湖南、湖北、四川和雲南。四川雅安, 湖南安化、益陽,湖北趙李橋(鹹寧)、雲南下關等地都是歷史上最著名的磚茶生產基地,僅建國以來共生產磚茶180多萬噸。目前,全國共有26家磚茶生產企業,其中,四川10家,湖南9家,年產磚茶約5萬噸上下。這些地區出產的黑毛茶、老青茶等毛茶是磚茶的主要原料,經渥堆、蒸壓等工藝 ,制成適合長期保存和長途運輸的磚型(或其他形狀)茶。
磚茶產於我國中南、西南地區,但當地居民並不消費磚茶,磚茶完全用來邊銷,所以也叫邊銷茶。從消費範圍看,磚茶所涉足的地域範圍大得驚人, 僅從國內來說,內蒙古高原、河套地區、黃土高原西北部、整個青藏高原、河西地區、新疆地區,都是磚茶的行銷範圍,涉及國土面積至少在600 萬平方公裡以上。而且,著名的“茶葉之路”並沒有限於國內,而是深入到今天的蒙古和俄羅斯的中亞地區,如此說來,中國磚茶的消費範圍恐怕在千萬平方公裡以上。
在長期的歷史演變中,磚茶的生產和銷售形成了一些相當穩定的路線或格局,造就了磚茶產銷的獨特軌跡,這就是磚茶之路。
筆者在查閱大量資料的基礎上,初步歸納出歷史上磚茶的五條行銷路線,它們是:
關於磚茶的行銷路線,國內學術界目前搞得比較清楚的是“茶馬古道”的路線,其中川藏道和滇藏道兩條路線相對清晰。而實際上,磚茶流向北方和西北,並不僅限於西南地區所謂的“茶馬古道”,茶馬古道主要是四川和雲南磚茶的運輸路線,而湖南、湖北在磚茶的供應上一點也不亞於四川、雲南,特別是對北方的蒙古和中亞以及甘肅、青海、新疆地區的磚茶供應,湖南、湖北是主體,所以,磚茶的流通路線除了“茶馬古道”外還必然有其他的路線。為此,筆者提出“蒙古道”、“西域道”和“青海道”的概念,這些路線的細節雖然還不是很清楚,有待人們進一步探尋,但大致輪廓應該如此。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國內關於“茶馬古道”的研究和宣傳比較多,社會上的知曉程度也比較高,但對於另外一條有名的“茶葉之路”(其實筆者認為應該叫“磚茶之路”),了解的人卻不是很多。所謂“茶葉之路”,是指17世紀末開始到20世紀初,由中國南方茶區至莫斯科之間的一條以經營茶葉為主的中俄貿易線路,它是繼絲綢之路衰落以後歐亞大陸上興起的又一條重要商路。這條商路是中國磚茶向蒙古地區和中亞傳播的主要途徑 ,是繼西南茶馬古道之後的又一條磚茶之路。目前國內出版的關於“茶葉之路”的專著有兩本:一本是美國學者艾梅霞的《茶葉之路》,另一本是中國作家鄧九剛的《茶葉之路》。[1]它們都向世人揭示了中國茶葉(實際上就是磚茶)從中南西南一路北上直達俄羅斯的歷程,也展示了茶馬古道以外的另一個磚茶文化寶庫。
三、磚茶之路的社會文化功能
磚茶之路本身沒有什麼稀奇,在人類歷史上,類似磚茶之路這樣的商道有很多,鹽道、糧道、香料道等等,但是磚茶之路的特殊性在於,它不僅僅是一條商道,而且是一條承擔著遠遠超出商業功能的政治之路、文化之路,這樣的功能雖然屬於社會“潛功能”,但其意義毫不遜於商業功能。
(一)磚茶之路改變了少數民族的人口結構
磚茶的運輸和營銷帶來了人口的流動與交融,大量的內地人口來往於磚茶之路,改變了這條道路上的人口結構。
無論是茶馬古道上的背夫,還是茶馬互市中的“腳戶”,或者茶葉之路上的商人,都不是游牧民族,而主要是內地漢族或善於經商的回族,他們常年來往於高原和產茶區之間,不可避免地會與當地少數民族人口進行交流,演繹了經濟關系之外的社會關系。他們有的長住於當地,變成了永久性居民。清乾隆時期,西藏拉薩就已經有大量漢人居住,而且主要是商人,“在西藏的商人中,漢人長住者有2000~3000人,其中雲南人最多,川陝人次之。”[2]雲南人就是因為販茶而定居的。有的與當地少數民族通婚,在四川康定,“許多漢族商人在這裡安家落戶,來自陝西、山西、雅安地區和其他漢族地區的客商許多在這裡與藏族女人結合成一家,扎根於這裡的許多漢族後代成為康定人的一部分。”[3]他們還建立起朋友關系,如雲南馬幫,“他們祖祖輩輩就在這條路上走來走去,跟藏族主人家就像親兄弟一樣,在西藏草地的馬幫只需要像征性的交納一點稅費,就可以在茶馬古道沿途隨意做生意了。”[4]在藏區和蒙古高原的深處,那裡最早居住下來的漢人往往都是商人,其中經營磚茶是他們的重要業務。
民族學一直十分關注少數民族聚居區漢族的來源,可以肯定的是,在青藏高原邊緣地帶的城鎮中,許多來自內地的漢族都與少數民族貿易有不解之緣。其中,磚茶貿易就是一個重要的媒介。
(二)磚茶之路促進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
伴隨著磚茶的營銷,內地和少數民族的文化得以相互滲透。磚茶本身就是一種文化,傳說過去蒙古孩子認識的第一個漢字就是“茶”字,因為磚茶的包裝上有這個字。磚茶經銷者把本民族的語言和風俗習慣也帶到了牧區。青海、甘肅地區少數民族喜歡的“茯茶”(磚茶的一種),據說就是因為湖南人把湖南讀作“伏南”,所以來自湖南的茶就被當地人叫做“伏茶”(茯茶)了。漢族的宗教和文化在藏區受到尊重,昌都曾經建有土地廟、關帝廟。西南人嗜辣的飲食習慣逐漸傳遞到西北人的飲食中。四川、雲南、湖南、湖北地區人民吃苦耐勞、直爽暴烈的性格也影響了西北人民,一直到現在,這些地方的人在西北民族地區亦受歡迎,這也許與長期的社會交往有關。另外,善於經商的南方人和山西、陝西人,通過以磚茶貿易為主的商業經營,把商品意識和價值觀傳遞給了少數民族。山西人是“茶葉之路”上的主角,其商業文化深深地影響了蒙古地區。遍布西北地區的“山陝會館”讓當地原住民族見識了來自內地的商業文化。
不光是內地漢族與藏族之間的關系離不開磚茶扮演的角色,磚茶交易在西北少數民族之間的關系演變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筆者曾經提出過:青藏高原藏族和穆斯林群體之間長期和平友好的關系是建立在生產方式的互補和民間經濟交往的基礎上的[5],這個觀點仍然有效,不過需要進一步補充:藏族和穆斯林之間的經濟交換內容中,磚茶是一個最重要的角色,青藏高原周邊的穆斯林民族承擔了大量的往西藏、青海、新疆、寧夏販運磚茶的任務。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張家川、河州(今甘肅臨夏)、臨潭、西寧等地的回族商人,許多都是“藏客”,即專門在漢地和藏區之間做生意,其中大宗生意就是磚茶和皮毛。在這個過程中,這兩個民族群體的關系得到發展,語言、通婚、生活習俗、居住的相互介入現像十分普遍, 甚至出現了藏族改信伊斯蘭教的情況。
磚茶本身雖然不具有民族屬性,但它的確起到了內地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由經濟交換進而社會交往的媒介作用。
(三)磚茶之路締造了少數民族地區的城鎮
磚茶在西北地區還扮演了城鎮締造者的角色。西北地區由於人口稀疏,歷史上缺乏如同內地人口稠密地區常見的呈規則分布的集市局面,大多數邊遠地區只存在有限的物資集散地,而這些集散地的興起往往起源於茶葉、皮毛貿易。
在茶馬互市區域,這種情況十分普遍。北宋初年,西北的原州(今寧夏固原)、渭州(今甘肅平涼)、秦州(今甘肅天水)、德順軍(今甘肅靜寧)等地, 是漢、藏、黨項等民族貿易的比較固定的據點,當然也就成為當時民族間茶馬互市的主要場所。西夏、宋、金鼎足而立時,它們之間的貿易一般是通過榷場來進行的,蘭州等地的榷場地位在當時顯得十分重要,系西北地區茶馬互市的中心地之一。除此之外,河隴地區還是西夏同內地進行貢賜貿易的貨物集散地,以及中原地區與西域、青藏各少數民族進行貿易和商品交換的中轉地。元朝是由入主中原的蒙古族建立的王朝,其統治民族以從事畜牧業生產而著稱,因馬匹比較充足,故茶馬互市在這時顯得無足輕重。但是,這並非意味著元朝在民族貿易方面就此衰落下去了,如榷成都茶於鞏昌(今甘肅隴西)銷售。可以說,後來青藏高原周邊地區大多數城鎮的發展,都直接或間接地與茶馬互市有關———如今甘肅隴西、平涼、臨洮、臨夏,寧夏固原,青海西寧、湟源等城鎮的發展,就像於當時的茶馬貿易“促進了一大批城鎮的興起”[6],這已得到了學術界的廣泛認可。
西南茶馬古道所經地區,也帶動了城鎮的興起和繁榮。可以說,今天川西北、滇西北那些有名或不太有名的城市,多半都與茶馬古道有關。如四川的雅安、天全、瀘定、康定、甘孜、德格、理塘、巴塘,西藏的芒康、察雅、昌都、拉薩,雲南的大理、麗江、中甸、德欽。尤其是今天享譽全國的旅游勝地麗江,就起源於茶馬古道。
在本文所指的“茶葉之路”上,這樣的情形也屢見不鮮。鄧九剛指出:茶葉之路催生了蒙古地區的許多城鎮,“包括現在內蒙古最大的城市包頭, 蒙古國西部城市烏裡雅蘇台、科布多等。呼和浩特附近的武川縣的可可以力更鎮、百靈廟和召河更是典型”[7],“茶路的繁榮促進了歸化城的發展,由於歸化城在這條國際商路上的重要地位,同時它也成了中國北方最大的商業城市。”[8]所以這類城鎮的發展是“先有商路,後有城鎮”, 這樣的城鎮還有張家口等。
磚茶與城鎮,本來幾乎沒有邏輯關系的兩個事物,就這樣在歷史中真實地聯系起來了。它在不經意間創造了中國城市起源的一種新的模式。
(四)磚茶之路創造了一種邊疆治理之途
磚茶不僅是民族交往的使者,還是歷史上中央政府治理邊疆、保持國家政權穩定統一的手段,為中央政權和西北少數民族社會之間的聯系提供了一種有效的機制。
茶馬互市制度可謂中國歷史上治理西北少數民族地區最有效、最聰明的發明。明正德年間都御使楊一清關於茶馬互市制度的一番言論頗具代表性:“戎人得茶,不能為害。中國得馬,足為我利。至我朝納馬,謂之差發,如用之有賦,身之有庸也。彼既納馬,我酬以茶,我體既尊,彼欲亦遂。前代曰互市,曰交易,大不相侔。且金城以西綿亙數千裡,以馬為科差,以茶為酬價,使之遠夷皆臣民,不敢背叛。如不得茶,則病且死,以是羈縻,實賢於數萬甲兵矣。此制西番,以控羌戎之上策也。”[9]為了保證這一制度的實施,朝廷發明了榷茶制度,即將茶葉從私人手中奪取過來,由政府實行統購統銷,並完全由政府壟斷。實際上這是將私營商業變為官營商業,使私人商賈失去牟取暴利的機會,或者說即使商人從事經營,也必須在官府的嚴格控制下進行,從而保證了茶葉價格的穩定,既培育了市場,使官府有了穩定的收入,也使西北少數民族逐漸產生了對茶葉的依賴,以至於“寧可三日無糧,不可一日無茶”,客觀上造成不得不作天朝順民的結果,如有叛離,則天朝皇帝就以不給茶相威脅。
新中國對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治理思路和政策完全不同於歷史上的羈縻之策,茶葉不再當作對少數民族地區進行控制的一種工具。但政府仍然深知茶葉對少數民族的重要性,所以一直采取保護性供應政策。磚茶亦成為少數民族和中央政府的“連心茶”。新中國建立以來,政府執行了對少數民族茶葉需求的保護性供應政策。1950年,鄧小平就曾經指出:“藏族要吃茶,在藏族生活中,最要緊的是茶葉,這就是說要把茶葉發展起來,把茶葉給藏民運進去,使他們能買到茶葉。”1954年,賀龍同志也指出:“要組織力量把邊茶搞好,一定要保證藏族地區的茶葉供應,這對於加強民族團結,鞏固邊防,有很重要的意義。”[10]1985年,西藏自治區成立20周年的時候,中央代表團送給西藏的禮物就是40萬份“康磚”和“金尖”,所有牧民每戶一份。可見政府對磚茶的政治功能的一貫重視。這一政策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藏族老百姓把磚茶叫做“毛主席茶”,足見這一政策的成功。
在市場經濟全面建立的今天,磚茶市場也受到基本經濟規律的影響,但國家采取了特殊的保護政策,對磚茶定點生產企業按減10%的稅率征收農業特產稅,免征增值稅;享受民族用品定點生產企業有關流動資金貸款、技改投資貸款的優惠政策;實行定向供應,對邊銷茶的銷區由主營單位進行銷售、儲備管理;實行國家儲備制度,按照“以豐補歉,調劑余缺,保障供應”的原則,建立邊銷茶國家儲備,儲備數量為15萬擔,主要儲備單位是銷區的國有主營企業,在特殊情況下可儲存於產區定點生產企業的專庫。邊銷茶儲備所需資金由代儲單位向當地開戶行申請貸款,利息由中央財政負擔,並實行年終結算制度。
在西北少數民族地區,磚茶的政治功能至今仍存。磚茶代表著對少數民族的尊重。地方官員進村串帳,往往都會帶一份磚茶作為給牧民的禮物;普通俗眾進寺院見宗教頭人,有兩樣禮物是少不了的:哈達和磚茶。
由此可見,磚茶是真正的“政治茶”、“民族團結茶”,磚茶之路開辟了西北邊疆民族地區特殊的政治治理之路。一部磚茶之路史,就是歷代統治階級對西北的經營史。從這個意義上講,沒有哪一種茶葉具有磚茶這樣的政治地位。
(五)磚茶之路築就了一種特殊的文化
磚茶的歷史築就了磚茶文化和磚茶之路文化。關於磚茶本身的文化價值,筆者曾經有過專門論述[11],這裡只談磚茶之路文化。
磚茶之路文化首先表現在茶馬古道文化上。在中國西南滇、藏、川“大三角”地區,因為磚茶運輸形成了世界上地勢最高、山路最險、距離最遙遠的茶馬文明古道。古道上成千上萬辛勤的馬幫,開辟了一條通往域外的經貿之路,也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文化。茶馬古道文化首先是一種人類精神文化,歷史已經證明,茶馬古道原本就是一條人文精神的超越之路。馬幫每次踏上征程,就是一次生與死的體驗之旅。茶馬古道的艱險超乎尋常 ,然而沿途壯麗的自然景觀卻可以激發人潛在的勇氣、力量和忍耐,使人的靈魂得到升華,從而襯托出人生的真義和偉大。
藝術創造和宗教構成了茶馬古道文化的另一個內容。沿途上,一些虔誠的藝術家在路邊的岩石和瑪尼堆繪制、雕刻了大量的佛陀、菩薩和高僧, 還有神靈的動物、海螺、日月星辰等各種形像。那些或粗糙或精美的藝術造型為古道漫長的旅途增添了一種精神上的神聖和莊嚴,也為那遙遠的地平線增添了幾許神秘的色彩。從久遠的唐代開始,直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滇藏、川藏公路的修通,歷經滄桑歲月一千余年,茶馬古道就像一條文化大走廊,這條走廊上布滿了藝術和宗教的元素,也充滿著道德和人類精神的精華。
至於一路向北的茶葉之路文化,目前雖還沒有得到很好的研究,但人們從近年來頗受關注的晉商文化中已經多少窺探到了這條道路上的文化含量, 因為晉商的形成離不開茶葉之路。相信對這條磚茶之路文化價值的發掘,會成為未來的一個研究領域。
參考文獻:
[1][美]艾梅霞·茶葉之路[M]·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7;鄧九剛·茶葉之路[M].北京:新華出版社, 2008·
[2]洪滌塵·西藏史地大綱[M].南京:正中書局, 1936: 243·
[3]亮炯·朗薩著·恢宏千年茶馬古道———川藏茶馬古道尋幽探勝[M].北京:中國旅游出版社, 2004: 78·
[4]李旭·藏客:茶馬古道馬幫生涯[M].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 2000: 111·
[5]段繼業·青藏高原藏族和穆斯林群體的互動關系[J].民族研究, 2001(3)·
[6]課題組·邊銷茶[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8: 53·
[7]鄧九剛·茶葉之路[M].北京:新華出版社, 2008: 212·
[8]李朝貴,李耕冬·藏茶[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7: 246·
[9]楊一清·為修復茶馬舊制以撫馭番事安靖地方事[A] //(明)陳子龍等選輯·明經世文編(卷115)[M]·北京:中華書局,1962·
[10]編輯組·西路邊茶史料[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1: 25-26·
[11]段繼業·磚茶文化論[J]·中國茶葉, 2008(9, 10)·
作者簡介:段繼業(1962-),男,甘肅會寧人,南京曉莊學院人文學院教授,研究方向:民族社會學。江蘇南京 211171
來源：《西南民族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7期
上述資料來源：http://www.sss.net.cn/ReadNews.asp?NewsID=30760&BigClassid=37&SmallClassID=35&SpecialID=0&belong=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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