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俄羅斯是山川相連，國土接壤的鄰邦。大約從十六世紀末開始，兩國的商貿關系就從初次接觸，逐漸發展到頻繁往來，經歷了由小到大，規模不斷拓展的過程。自從茶葉逐步成為中俄貿易的大宗商品之後，俄國商人與中國商人，尤其是和山西商人之間的交易日趨緊密。恰克圖作為俄國與中國晉商開展茶貿的最重要口岸，其交易活動也進入了日益活躍和深入發展的時期。
回顧三百多年來的中俄經濟往來的歷史軌跡，不難發現：在雙方的邊境貿易進程中，時而中斷，時而接續，時而處於高潮，時而陷入低谷的狀況貫穿始終。其所以出現諸多曲折和變數，究其原因，除了收到中國國內各種因素的制約外，來自俄國政局動蕩，經貿政策的調整，推進軍事擴張戰略等方面所造成的積極或消極的影響，尤其值得我們關注。本文將圍繞這一議題，談談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茶葉被俄國人初次認識
據有關史料記載，從十六世紀末期開始，俄國政府及沙皇伊凡四世已對神話般的富庶之國――中國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並懸賞開通前往中國的道路。沙皇政府之所以積極推行探索前往中國的考察計劃，首先是收到了包括英國在內的歐洲一些國家的刺激。因為英國為了尋求赴中國和印度的近路，多次強烈要求俄國政府同意經俄國北部領土前往中國，其結果是俄國政府斷然拒絕了英國的要求。這樣就迫使沙俄指示西伯利亞托博爾斯克軍政長官庫拉金公爵派遣哥薩克頭目瓦. 丘緬涅茨和伊. 彼得羅夫率考察隊於1616年9月22日首次進入阿勒坦汗處（當時統治西蒙古的第一個可汗），以沙皇米哈伊爾.費奧多羅維奇的名義與可汗洽談，取得對方承諾，可協助俄使臣經其領地前往中國。隨後，又於1618年5月9日派哥薩克人伊.佩特林率考察隊在蒙古使臣陪同下經過三個月零22天抵達“大中國城”北京，收到了中國明王朝宮廷人員的禮遇，並托考察隊帶明神宗皇帝的一封國書轉交沙皇。由此，實現了中俄兩國在外交上的首次直接接觸。
也就是在俄國人派遣哥薩克頭目丘緬涅茨出使阿勒坦汗朝廷並探明中國之路的時候，西蒙古人送給他們一批茶葉作為呈現給沙皇的禮品。於是，茶葉就從這時開始在俄羅斯進入了人們的消費。最初，在莫斯科這樣的大都市裡較為富裕的家庭當中，也逐漸有了飲茶的習慣。
二、中俄貿易的興起
從十六世紀末到十七世紀中葉的七十余年中，俄羅斯向遠東擴張的步伐始終沒有停止過。沙皇政府通過派隊考察、武力征服、鼓勵移民、修築城堡據點而將其勢力範圍迅速地擴展到外蒙古，推進到黑龍江（俄稱阿穆爾河）流域，伺機染指中國東北境內。西伯利亞哥薩克們經常不斷突襲中國邊境地區，清政府曾多次派軍隊打擊入侵者，後來發展到雙方軍隊衝突不斷。為此，康熙皇帝增派兵力，攻克雅克薩城（俄稱阿爾巴津）。沙皇見勢不妙，只得同意談判，於1689年9月7日，中俄雙方全權使臣在尼不楚（俄稱涅爾琴斯克）簽定邊界條約。根據次條約，以外興安嶺和額爾古納河為界劃分俄中兩國，但沒有確定外興安嶺和烏第河之間地區的歸屬，暫列為爭議地區。條約第五條規定兩國人帶有往來文票（護照）的允許其邊境貿易。
尼布楚條約的簽定使中俄兩國邊境衝突得以緩解，為兩國間開始建立直接的官方貿易聯系奠定了基礎。此後，俄國終於結束了十七世紀五十年代前主要是通過中亞商人作為中介而對華貿易的被動局面。1692年，沙皇彼得一世派特使伊傑斯前往中國拜見康熙皇帝，清政府特准俄在北京設立“俄館”，並同意俄每三年可派200人商隊入京逗留80天，進行商貿活動。隨後，訪華的俄特使又請求清廷允准俄商人可以帶貨物到中國北京之外的瑙溫（今齊齊哈爾）和庫倫（今烏蘭巴托）等城市進行交易。不久，俄國人組織了國家商隊開始定期前往中國。僅1693――1719年間，先後派出10支這樣的官方商隊，而且每一支商隊的攜貨值都達到了可觀的金額，有點高達20萬盧布。進入十七世紀，俄對華出口物質仍是大量的毛皮貨，然後從中國換來了金子和銀錠、瓷器、寶石、大黃、八角、絲綢和絲織品等。盡管那時中國的茶葉對俄的進口數量是不多的，但西伯利亞人對茶的了解卻是大大早於歐洲部分的俄國人。當時的西伯利亞人對磚茶的消費量還是相當大的，他們每天都在飲茶。據說，尼布楚地區的居民很早之前就從中國人那裡得到了普通的茶，甚至被當地農戶所雇佣的工人也要求主人家要有茶給他們喝（丘爾科夫著《俄羅斯商貿史述》記載）。可以想到的是，除俄國官方對華組織商隊進行皮毛貿易外，西伯利亞人已經開始通過私商渠道從中國進口少量的茶葉。
三、俄國官方商隊的對華貿易
十七世紀末的俄國與已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最先進的歐洲國家相比，其落後性已顯而易見。1682年沙皇彼得一世執政，為使俄國進入先進國家行列，政府下令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除了大力加強中央集權制外，努力發展工業生產，接著又發動了對瑞典和土耳其的戰爭，打破了波羅的海沿岸對俄羅斯出口貿易的封鎖，打通了從裡海西南岸向中亞細亞拓展貿易的通道。與此同時，俄國與遠在東方的中國也逐步建立了貿易聯系。彼得一世積極推動對外貿易，完全是為俄國積累資金，從而鼓勵和發展本國的工業生產。正是從那時起，俄國由國庫負擔費用決定直接組織國家商隊前往中國，把所經銷的最貴重毛皮列為國家專營貨物，私商只有參加國家商隊才能被允准前往中國。具體管理國家商隊的工作則又西伯利亞衙門主持。從毛皮的征收到關節指定銷售均有政府壟斷。當遇到哪種國庫裡的毛皮缺貨時，政府則從私商手中借取毛皮，待從中國返回後，國庫會對私商的每一件貨物按官價加倍償付。據說，當俄商隊出發時，如攜帶有價值1000盧布的毛皮貨物到北京所換回的中國產品運回莫斯科，則可賣出6000盧布的高價。由此不難想像，俄國國庫所獲利潤是多麼可觀。
隨著俄國國家商隊對華貿易的擴大，1706年起，彼得一世又諭令禁止官方商隊攜帶私人毛皮前往北京，只准運送官家毛皮對華交易。盡管如此，也未能阻斷私商和中國商人貿易的發展，許多俄羅斯商人通過各種渠道或冒稱官方商隊進行貿易。官方商隊定期往北京一趟就需3個月左右，貨物周轉過慢；而私商前往庫倫的路程僅需10――12天，經2到3天即可交易完畢。私商們還可以到買價便宜的地區悄然進口中國商品，而官方商隊只能根據較高的指令價格購得商品。私商通過走私貿易且大量偷稅漏稅，嚴重地損壞了官方壟斷的基礎，官方貿易已無利可圖，甚至開始出現國庫虧損。這時的清政府更擔心俄國商隊赴中國圖中經常穿越蒙古與蒙古人加深貿易聯系會削弱清王朝在蒙古的影響，而且清政府已多次要求俄國迅速談判解決尼不楚條約簽定時未能劃定的俄與外蒙古地區的邊界，並要求俄遣返大量蒙古逃人。由於俄國長期以來抱有對中國蒙古邊界地方的擴張野心，康熙皇帝下令：1717年起，禁止俄國商隊來京進行貿易活動，並堅持主張把中俄貿易遷至邊境地區進行。由此，俄國官方商隊的對華貿易暫時停滯下來。
四、恰克圖――買賣城邊貿互市的影響
俄對華官方貿易中斷之後，中俄官方貿易漸入低谷，但卻無法阻斷兩國商人們彼此的貿易往來。俄國商人繞過國家的專營檢查，偷偷向外蒙古庫倫運去大批毛皮和各種手工業制品。而中國商人則受清政府鼓勵，紛紛來到庫倫和俄中邊境，將所攜茶葉、煙草、糧食、棉織品等產品與俄商交易，私商交易發展勢頭十分迅速。盡管俄官方商隊對華貿易中止了若干年，兩國民間貿易基礎卻日趨牢固。顯然，兩國之間主要依靠官方進行商貿往來的方式已經愈來愈難滿足彼此間人民生活需求和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要想進一步推動中俄業已存在的經貿關系的發展，迫切需要采取新的貿易形式。要想盡快恢復兩國間從官方到民間的多渠道正常貿易活動就必須迅速解決包括俄國和中國外蒙古邊界劃分及其他各類爭端問題，從而掃除影響雙方貿易發展的種種障礙。鑒於此，在剛剛繼承皇位的清雍正皇帝的提議之下，並得到俄政府（彼得一世去世之後）的回應後，中俄經過兩年漫長的談判，終於在1727年8－9月（清雍正5年）共同簽定了中俄兩國關於確定恰克圖附近邊界劃分的“布連斯奇條約”和關於兩國貿易框架關系的“恰克圖條約”。
上述條約規定：中方恢復俄商隊來北京貿易，每三年一次。俄方同意撤回無護照滯留庫倫的俄商人。條約還規定：“除兩國通商外，尚可在尼布楚（涅爾琴斯克）及色楞格之恰克圖附近選擇合適地點，為邊境零星交易者酌情建蓋房舍，修造牆垣圍柵。”兩地的邊境貿易應在兩國代表的嚴格監督下進行。雙方承諾“除兩國明令禁止者外，一切物品皆可自由買賣”。
恰克圖條約的簽定是中俄關系中的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事件，中俄兩國政治關系得以緩和並順利發展，兩國的經貿關系也進入了緊密而穩定的時期。恰克圖邊貿時長的建立，使兩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找到了一種令雙方都能接受的新興貿易方式。俄國商人認為：這樣一來，他們可以避免穿越外蒙古地區運送貨物帶來的許多麻煩，可以存放貨物在本國領土上，在貨物出售事件上和種類選擇方面有更大自由。中國商人對定點恰克圖進行交易的興趣亦在增長，這與茶葉、煙草、大黃等中國貨在俄國日益暢銷有關。從1730年起，中國人在恰克圖對面的自己一方修改了貿易小鎮――買賣城，用城牆圍起來並設有塔樓城門。這個商貿小城成了中國商人與恰克圖俄國人做生意的邊貿基地。
由於恰克圖距離當地省行政管理中心伊爾庫茨克很近，這裡的貿易比祖魯海圖（中俄雙方商定的另一邊貿集市）發展得快。祖魯海圖位於額爾古納河左岸，遠離西伯利亞各主要城市，位置偏僻，路途艱難，兩國在此處的貿易狀況一直沒有起色。從此，中俄貿易大都集中於恰克圖。恰克圖作為俄中之間的邊貿固定口岸，在日後的一百多年中始終保持著這一格局。
五、恰克圖互市初期的貿易狀況
恰克圖邊貿口岸的設立，俄國官方商隊對華貿易的恢復，中俄私商之間的自由貿易也進入了一個合法而平穩發展的時期。
然而，從1728年8月25日恰克圖首次交易開始的最初階段，中俄雙方參加交易的人數極少，市場生意冷清，交易額增長緩慢，新的貿易方式遇到了很大的障礙。究其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上述阻力源自於俄國政府通過恢復商隊貿易後，對出口中國的貴重毛皮和從中國進口的大黃和煙草仍然實行國家專營和嚴格買賣制度。1731年和1734年沙皇安娜.伊凡諾夫娜曾經兩次諭令：其中對大黃貿易國家專營的破壞者處以死刑。正是由於俄國政府極力推行重商注意政策，把專營上述大宗商品以求增加國庫收入作為外貿重點，從而導致俄國私商們在恰克圖市場向中國商人所提供的商品種類不足，使得中國商人缺乏與之交易的積極性。其次，是因為俄國內部存在著繁復高額的關稅制度，商人們從莫斯科運貨往恰克圖的過程中要經過多重關卡檢查，繳納國家和各級政府附加的關稅和罰款，給商人們增加了沉重負擔。甚而至於俄商輸入莫斯科的中國貨，西伯利亞政府規定了最高限價，也使商人們不斷遭受損失。更值得注意的原因是：這一時期，茶葉已逐漸成為中國對外出口的又一大宗商品。俄國西伯利亞和裡海沿岸的居民已經有了消費大量茶葉的需求，但俄官方商隊卻沒有注意到這一動向，很少從中國采購茶葉，錯失了較大商機。所以，中國茶商只能在前往恰克圖時將茶葉銷售給蒙古族人和西伯利亞人，或者將茶葉運到中國西部邊境，銷售給中亞吉爾吉斯等少數民族居民。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因俄中商人對恰克圖條約中關於某些貨物的交易原則理解上的不一致而造成不斷的爭執，產生多次的糾紛。鑒於雙方在交易過程中缺乏有效管理機制，也造成搶劫財物的事件屢屢發生。所有這些都會導致恰克圖貿易的突然中止，被迫閉市。據統計：從1744年到1759年，邊境貿易中斷六次，最少停止了兩天，最長停止了五個多月。每一次交易活動的中斷，每一次市場的臨時關閉都使雙方商人蒙受虧損，都使彼此政府部門稅收銳減。
顯然，俄官府商隊對外貿易的高度壟斷和俄政府對商人強加的重稅負擔成了恰克圖商貿健康發展的主要障礙。沙皇葉卡特琳娜二世即位後的1762年便下諭令廢止了官方商隊赴北京的貿易活動，同時取消了國家專營制度，並且取消國內關稅和停止征收西伯利亞現金收入稅。這一系列決定必然會使發展艱難的恰克圖商貿活動恢復正常，使整個中俄邊貿的交易額得到迅速提高。
六、恰克圖茶貿在波折中發展（上）
沙皇俄國覬覦我國蒙古地區的野心由來已久。從十七世紀初年開始，就多次派遣武裝人員和所謂使團，武力侵襲和收買誘使喀爾喀蒙古各部加入“俄國國籍”，都遭到當地蒙古人的抵制和反抗。唯有長年游牧在中國西北邊陲伊犁河流域的厄魯特蒙古准噶爾部首領噶爾丹投靠了沙俄，分裂中國，在俄沙皇的支持下分別於1690年和1696年率眾侵入蒙古腹地，均被康熙皇帝派大軍挫敗，解除了噶爾丹對西北邊陲和孟俄地區的威脅。噶爾丹敗死後，其部仍然發動了多次侵犯喀爾喀蒙古和西藏的戰爭，終以失敗告終。直至清乾隆十七，准噶爾人阿睦爾撒納篡奪汗位後，清政府於1755年和1757年兩次用並平息了准噶爾部長大八十余年的叛亂，收復了伊犁地區大片領土。其間，阿睦爾撒納等人逃至俄境內得到俄庇護，清政府強烈要求俄國遣返阿睦爾撒納等逃人，均遭俄拒絕。鑒於沙俄在清政府平息准噶爾叛亂過程中違反恰克圖條約關於雙方捕逃人員處理決定，無視中國對蒙古擁有主權，清政府於1762年不得不中止了恰克圖貿易活動，從買賣城撤回了全部中國商人。直至1768年，恰克圖就再沒有開市。兩國商人又遭受了無可彌補的物質損失，尤其是剛剛為修築恰克圖商貿城而投入的巨額資金亦只好處於凍結狀態，雙方貿易額急劇下降。
六年以後，在中俄雙方的再三協商之下，兩國政府開始就中斷政治、外交和貿易期間的各種問題在邊境地區展開談判。經過努力，於1768年10月18日簽署了《1727年恰克圖條約的補充條款》。協議確認了1727 年條約的基本原則，並規定對有關長期為遣返逃人互相爭執的問題“不再提起，越境之捕逃不再索回”；對邊境貿易的破壞者，雙方邊境當局有責任追究；條款中確定“在恰克圖和祖魯海圖兩大互市之地，永不征稅”。此後，恰克圖貿易得以恢復進行，中俄商人原先積壓多年的各種貨物得以盡速銷售，交易額隨之大幅攀升。
這段事件，俄國從恰克圖換進的中國貨物開始占據主要地位的是各種民間日用品、棉絲織品、糖、煙草、八角、茴香等，茶葉尚屬俄國比較次要的進口貨物。其中，大批量銷售的“白毫茶”（即指紅茶）每年進口約12500普特（俄制重量單位，一普特約合16.38公斤），而“磚茶”（最低等級的茶葉，因其外表四方很像磚塊，色澤微綠褐色、深色或深褐色）每年進口略多於17000普特。看來，茶葉的消費對像已在俄國歐洲部分擴展並得以迅速增長。
七、恰克圖茶貿在波折中發展（下）
然而，令人感到遺憾的是：中俄雙方於1768年簽署的《補充條款》所恢復的恰克圖互市貿易在經歷了短暫而較平穩的發展後，又出現了新的麻煩。據載：在1785年不知道什麼地方來的一個叫做烏拉德扎克的逃到俄方而導致雙方發生了糾紛。後來，還發生了俄邊境布裡亞特人搶劫中國商人前往恰克圖參加交易的一批運貨駝隊的事件，從而導致了邊境局勢的緊張。此時的中俄邊境地區雖無大的戰事，不斷發生的地方性局部衝突的確給恰克圖貿易帶來了極大干擾。最終造成雙方當局采取措施，多次關閉了互貿市場。
值得特別關注的另一種情況是：由於恰克圖貿易帶有純粹的以貨易貨性質，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貨幣及其他支付手段。正如恰克圖當局為俄國商人專門出版的一本小冊上寫道：“他們（指恰克圖商人）為了同中國人換貨，需要先用貨幣采購各種商品，所花費的資金要很長事件才能收回。因此，不可能不自己的貨物換給中國人後，立即支付稅款，而只能在俄國國內市場售出所換來的商品之後，收回了自己的資金，才能繳納國稅。如果要求他們在恰克圖就地按其所換得的中國貨立即納稅，就會極大地束縛他們的交易，使得他們不得不根據需要減少交易額。”這種以貨易貨的貿易方式同時也給雙方在交易時確定價值比例和與各產品生產廠家進行財物結算方面帶來諸多不便。價格協商往往引起雙方商人長期間的爭吵，並經常導致彼此之間無休止的糾紛和不愉快地爭執，這些衝突也不止一次地導致貿易中斷。
據俄方有關資料統計表明：恰克圖邊貿市場繼1775年短期關閉3天後，1778年到1780們4月29日又中止了兩年零13天。1785年又再次被關閉，直到1792年，長大近七年事件沒有正式交易。
在貿易中斷期間，俄國一直要從英國、荷蘭、丹麥等國進口茶葉，而且最少要花費3至4倍於恰克圖進口茶的價錢。其他進口的中國貨價格也在急劇上漲，不少俄商人也通過各種渠道走私茶葉，這就使許多習慣喝茶的西伯利亞窮人則用一種被稱為草甸茶的葉子來代替茶葉去飲用。可見，貿易的又一次中斷給中俄商人、政府及消費者都帶來了巨大損失。
就如何使恰克圖交易活動能再一次恢復正常，從1790年開始，中俄雙方又坐到了談判桌前進行磋商。談判結果是由俄伊爾庫茨克生長路德維希.納吉爾和清政府庫倫辦事大臣阿思哈昂邦松筠於1792年2月8日簽署了關於恰克圖貿易規則的《國籍議定書》。《議定書》商定：“下令招攬客商至恰克圖，遵照此前所訂和約開市貿易。各方買賣人由各方長官管理，所有交換之貨物均會不爽約期作速歸結，不得拖延，亦不得負欠（雙方所換商品不得賒賬）。”“雙方官員應監督和好，嚴格管理各自商人，確保永遠不再發生衝突和爭訟。”但《議定書》仍未對怎樣建立一種新的貿易模式，來解決恰克圖市場由易貨交易向貨幣交易過度的問題協商出任何結果。不過，依據當時的實際情況，中俄雙方管理部門也都制定了若干可行性細則，對調停處理兩國商人價格協商，財物結算等方面出現的各種爭執起到了積極作用。
為了徹底執行《國際議定書》中的各項條款，使俄羅斯商人在與中國商人交易時最大限度地減少摩擦和爭議。1800年，俄政府分別下達了兩個法令。法令的基本原則是：在恰克圖交易中不許用現金或者賒賬，用現金買賣任何貨物，賒賬給中國人什麼東西或從對方取走任何商品，均給嚴格禁止並有被處罰的危險。
為了使自己的商人在與中國人交換商品時處處占得先機，保住商業利益，盡力消彌引起雙方不愉快的所有借口，從1792年起，俄方開始致力於把商人聯合起來，並成立私商貿易公司，其中包括當初中止官方商隊貿易時就由阿爾汗格爾斯克、沃洛格達、圖拉、托博爾斯克、伊爾庫茨克、喀山和莫斯科的商人組成的6個公司。這些公司沒有共同的資本，之所以成為公司只是因為每一個合伙的集團都在經營某一種同類商品。個公司首先從成員中推舉受委托人――即所謂合伙人，合伙人要對買進的中國商品進行評估和確認價格，確定雙方貨物的“交易單位”（先前一直以“中國布”為基准，後來又以“中國茶”為估價標准）――即各類商品間比價。隨後又由各合伙人召集會議編制年度條例，詳細規定價格協商辦法和易貨規則。當然，每年從貿易界中遴選出的合伙人必須受地方海關的管轄，以便政府的有關部門能對整個易貨過程進行全程監控。所有公司和個人都按合伙人方式進行貿易，極大地加強了俄國商人在官方監督下的協調一致性，使俄國人在交易活動中的各自為政、互相拆台的現像減少了。
其實，早在與俄國商人進行貿易的初期，在中國商人中就組成了許多相當嚴密和發達的商人團體，即由出售同一類商品的“鋪子”組成的規模大小不一的貿易公司。當這些公司與俄國人交易時，在清政府駐扎地的扎爾固齊（譯為審事或推事）的監管下，總是能把增加自身資本積累作為出發點，及時根據市場行情努力維持自己商品的高價位，爭取獲得較高利潤。即使是在俄國商人開始按合伙人貿易方式運作之後，中國商人還是善於利用俄商不能精打細算的弱點，盡量壓低商品的價格，力爭用更少比例的茶取換取更多的俄國貨。中方商人高度的組織性和靈活機敏的經商手段使其與俄商人進行貿易活動時明顯居於有利地位。關於這一點，在俄國有關歷史文獻中多有記載。中國商人在生意場上所表現出來的團結一致、運籌精明、善於捕捉商機的優勢更是被俄國眾多商人所嘆服。
《議定書》簽定後的1792到1800年，恰克圖的商品交易平穩有序地發展起來。更多的中國商人加入了邊貿行列。據資料記載：當時的恰克圖買賣城已有大約100個中國店鋪，規模較大的有37個。其中確有不少專門經銷中國茶的店家。“為了同俄國進行貿易，中國內地成立了一個享有經張家口向恰克圖出口茶葉專營權的龐大的山西商人商行，山西商行從各個省區（其中包括像福建、浙江這樣遙遠的省份）成批地采購茶葉。在長江流域組織了紅茶和綠茶的茶磚生產，這些茶磚是根據西伯利亞各民族的特殊口味而生產並專向俄國出口的（摘自阿.科爾薩克著《俄中商貿關系史述》）”。
十八世紀末，恰克圖的商品流通額除在個別年份有所波動外，仍然由493.46萬盧布增長到838.38萬盧布，差不多增長了70%。同時，俄國進出口的商品結構也發生了顯著變化：毛皮出口縮減70%，非毛皮商品出口量占總出口商品中的比重增加了15%。值得注意的是茶葉進口量迅速增加。多種多樣的中國茶，在多民族的俄國民眾中都有銷路，茶葉已逐漸成為每一戶俄國家庭的必備飲料。經過恰克圖進口的中國茶葉在中俄貿易中越來越占有重要的位置。
八、茶葉在恰克圖貿易中的重要地位
十九世紀初年，法國拿破侖一世對外實行擴張戰略，占領了歐洲大部分地區。又於1812年，對俄國不宣而戰，俄國人民開始了反抗拿破侖侵略的自衛戰爭。這場戰爭使得西歐各國對華海路貿易的發展遇到嚴重困難，當時的俄國商貿公司和西歐各國貿易公司都願直接經恰克圖市場向中國大量拋售呢絨和毛皮，他們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為了保護本工工業免受外國積壓，俄國政府准備采取各種措施，加強對恰克圖貿易秩序的管理和整頓。
1810年，沙皇政府分別於3月15日和10月5日頒布了《恰克圖貿易條約》和《恰克圖海關和商董工作細則》。根據上述條例規定：未取得俄國國籍的外國商人被禁止在恰克圖從事俄方生意，而外國商品只有經俄國商人中介才能進入恰克圖。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歐洲人直接與中國商人的交易。《條例》中嚴格禁止出口亞麻紗線、毛氈。。。。。。軍用呢子、呢絨、鞣制皮革等商品，還限制向中國出口牲畜、糧食。這樣做，顯然是為滿足當時反侵略戰爭對軍需物質的供應。
1812年，沙皇亞歷山大一世下詔書，頒布了補繳稅的決定。首先對中國進口的茶葉每磅另征議定的海關稅，而對從俄國出口的主要商品稅率總體上是降低了，這樣就大大促進了俄國產品往中國的銷售。僅1810至1812年俄資料統計：經由恰克圖出口的外國商品在俄全部換出商品中的價值份額減少了4/5，從255.6萬盧布減至53.8萬盧布；換進的中國貨價值也從65.80308盧布縮減至29.36013盧布；而俄本國換出商品的價值份額卻在較快增長。直至1813年，俄國外貿稅收總額也從253776盧布增長到464843盧布。俄國政府一再地整頓外貿管理，調整海關稅率的政策收效顯著，為增加衛國戰爭期間龐大軍事開支起到了極大作用，但對參加恰克圖貿易的其他國家商貿的負面影響是不容低估的。
1812年12月俄軍擊敗拿破侖並將其趕出了中西歐各國。作為戰勝國的沙俄鞏固了自己在國際上的地位，給俄國促進和擴大對外貿易帶來了機遇。1818年俄政府制定新條例，放寬了歐洲各國經由恰克圖的過境貿易，同時也使俄國與中國的茶葉貿易規模進一步擴大。
在恰克圖買賣城交換的商品中，茶葉開始占據核心地位。在1810到1830年間，經由恰克圖的茶葉對俄進口量差不多增加了一倍。據統計：1825年，經恰克圖進口俄國的茶葉份額（480萬盧布）占進口中國商品總值（550萬盧布）的87.8%，而其余的商品僅占10%，這樣，恰克圖貿易多半成了茶葉貿易。
茶葉年進口量的大幅度增長，造成了它在俄國境內銷售的困難。供過於求的情況在一度時期導致了茶葉銷售價格的下降和俄國商人的虧損。為了穩定茶葉價格，沙皇政府於1824年諭令：對於在俄境內銷售茶葉的商人，則規定可在五個月內分歧繳納關稅。1826年又下諭，規定對向俄境外其他國家再出口中國茶葉的商人實行退稅政策。上述優惠政策的出台，既減低了俄商在茶貿中的虧損程度，又使俄國在保持茶葉高進口量的同時，贏得了可觀的利潤。
拿破侖侵俄戰爭失敗後，歐洲與東方的海上交通恢復了。英國從海上對華從經濟到軍事擴張愈加深入。從海路從歐洲到中國比經西伯利亞陸路便利多了。從廣州到倫敦的茶葉運費為每普特30－40銀戈比，而從恰克圖到莫斯科則要花6個銀盧布甚至更多。
運費的昂貴直接影響了歐洲人過境恰克圖進行對華貿易，到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進入恰克圖的西歐商品從開始銳減直到完全停止。盡管如此，以俄中雙方為主的恰克圖茶貿，依然沒有收到上述因素的干擾。不妨讓我們來觀察1825年至1850年間俄國經恰克圖進口貨物的種類、數額統計情況：
可以看出：茶葉在俄進口中國的商品中所占據的重要地位更加強了。其中比較貴重的白毫茶占了約2/3的份額，主要是銷往中央俄羅斯地區，另外1/3的茶磚是銷往中亞和西伯利亞農業區。有關資料還表明：到1850年前後，中國茶葉的進口份額約占到俄經恰克圖商品進口總額的95%。恰克圖中俄茶貿正經歷著開市以來的一段較快發展的黃金期。
九、鴉片戰爭和的中俄茶貿狀況
1840年到1842年，為了開辟海外市場，推銷工業品，掠奪廉價工業原料，繼續擴大鴉片貿易，英帝國主義對中國悍然發動了第一次鴉片戰爭，接著強迫清政府簽定割讓香港，開放通商口岸，賠款2100萬銀元的《中英南京條約》。隨後於1856到1860年，以英法帝國主義為主凶，美俄為幫凶，對華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占領天津，攻入北京。清政府有被迫與英法先後簽定《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西方列強由此獲得了在中國全境的自由貿易權。同時要求中國大幅度減免其商品進口關稅，免除內地稅，可在中國建立租借地，享有治外法權。使中國一步步淪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英法等列強敲開中國閉關鎖國的大門之後，各國的商品開市輸入中國內地，英國商品在華銷售又增長了一倍。他們也是中國各開放口岸茶葉貿易的主要運營者，西方列強把茶葉通過海路從上海、廣州運往歐洲大部分國家。由於海運費用較低，茶葉在歐洲集市上的售價較莫斯科價格低了不少。自從英國取消了東印度公司在英國經營茶葉的專賣權後，茶葉價格就更便宜了。尤其是英國開市在印度和錫蘭成功發展茶葉種植業，並從六十年代起由這些國家大批出口茶葉到歐洲之後，英國商人從中國和上述兩地運往歐洲的茶葉遠遠超過了俄國人從恰克圖市場運出的茶葉。恰克圖茶葉由於自身價格昂貴，竟不能躋身於歐洲的主要茶貿市場。1826年到1846年，恰克圖茶葉運往歐洲的只有3100普特。這就使俄國人越來越感到來自英法等國在對華貿易方面強有力的競爭。
1853年到1856年，俄羅斯為爭奪歐洲巴爾干半島控制權，打通地中海貿易通道，實現擴張野心，與土耳其、英國和法國之間爆發了克裡米亞戰爭。戰爭以俄失敗告終，此後俄國從歐洲霸主地位跌落下來。俄在戰爭中暴露了其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的落後，國內大規模的農民騷動和進步知識分子對專制制度的抨擊，迫使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簽署法令廢除農奴制度，此後俄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開始在城鄉占據優勢，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步伐加快。尤應注意的是，正當克裡米亞戰爭進行時，英法聯合艦隊於1854年到1856年間向俄國遠東地區的阿拉斯加和勘察加半島連續發動進攻。雖然被俄軍擊敗，但卻使俄國人感到自身在遠東地區防御力量的薄弱。更令其不安的是英法等國已從軍事上對其構成了嚴重威脅。何況，這時的英國資本正逐漸向中國北方各省和與俄接壤的東北地區滲透，經濟擴張的觸角伸向了中俄邊境地區。假以時日，就會對以中俄商人為主角的恰克圖市場及黑龍江流域的互貿活動造成干擾，直至插足於其中。
面對日漸緊張的遠東局勢，為了鞏固和強化對遠東一帶的實際控制，為了進一步拓展對遠東邊遠地區的開發利用，為了使中俄恰克圖邊貿和中國東北黑龍江邊境的貿易活動免遭英法美等國的擴張和擠壓，俄國人又伙同西方列強開始了瓜分中國的計劃和行動。俄國政府脅迫清政府簽定了包括中俄《璦琿條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和《伊犁條約》在內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不僅割占了中國東北和西北150萬平方千米的領土，還逼迫清政府同意開放從恰克圖到東北黑龍江邊境的全面貿易，甚至要求中國允准俄船只能夠沿黑龍江和烏蘇裡江自由航行，其理由是：這樣就能使俄國在邊境河流河口占有鞏固的管控權，以避免英美列強插手中俄邊貿市場。俄國人通過軍事和經濟手段，想方設法掠奪中國領土，將遠東地區的中俄貿易主導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從而對伺機侵襲和開辟遠東商貿市場的英法美等列強形成抗衡態勢。
自從上述不平等條約簽訂之後，沙皇俄國獲得了清政府此前向西方列強提供的所謂“最惠國待遇”，俄國商人也可以深入中國內地直接推銷其工業產品，還可以利用沿海口岸開展海路貿易。1880年，俄國“志願艦隊”輪船公司建立後，公司商船開始“把俄國貨物轉運到東方，而從東方運回許多重要的貨物，如中國對俄貿易之主要商品的茶葉，從而建立了與遠東直接的海路聯系。”俄國開辟了從從廣州、上海到敖德薩的海貿通道，還安排了符拉迪沃斯托克――上海――敖德薩的定期航行。商人們從中國南方運茶到上海，每一普特的運費只需1盧布32戈比，而由南方產地轉運茶葉到恰克圖竟支出達10盧布。海運歐洲時間不超20天，經恰克圖陸運卻需3個月以上。海上貨運經敖德薩海路對俄的進口額在1885年到1893年間，從24193千普特增加到了640676千普特，增長了一倍多。九十年代初，進入敖德薩的中國貨總值達到了1300萬盧布至1400萬盧布，差不多接近於俄國當時經恰克圖進口額的水平。可以想見，俄中海路貿易的開通，的確給恰克圖茶貿發展帶來了不良影響。
為了減少英美等國擴大與中國茶葉貿易給恰克圖茶貿帶來的衝擊，為了使俄國在開展對華海路貿易的同時，提升和加強恰克圖茶葉貿易的競爭力，俄國政府決定降低恰克圖茶葉進口稅：綠花茶每額磅（1普特＝40 額）40戈比，紅茶每俄磅15戈比，而在歐洲部分各港口經海路運進的茶葉稅則分別提高到65戈比和35戈比。1865年又決定：對恰克圖進口綠茶和紅茶的稅額降低到15戈比，磚茶則降至2戈比，而經海路運進的茶葉規定每俄磅課稅55戈比（綠花茶）和38.5戈比（紅茶和茶磚）。根據1881年在彼得堡簽訂的《伊犁條約》，規定，雙方公認很有必要規定特惠的海關稅率。其中包括降低中國經恰克圖大量輸入俄的下等茶葉（茶磚、下等白毫茶）出口稅。新稅率的實施使得海路（從廣州至敖德薩）和陸路（從恰克圖到莫斯科），運費間差額從每俄磅38戈比降到了14.5戈比。所有以上關稅調整辦法，終於使恰克圖茶葉貿易有所回暖，茶葉進口額也得以保持著穩定的態勢。
十、恰克圖貿易方式的變化與嘗試
正當恰克圖中國茶葉對俄出口總額穩定在了1500萬盧布左右時，俄國向中國出口的大宗商品如輕工業和手工制品、布匹、毛皮的輸出量卻銳減了43%。究其原因，主要是遇到了來自英美等國的強有力競爭。借助不平等條約的各種規定，英國人除了通過海路進口大量中國茶葉之外，還不斷擴大各類工業制品，棉毛織品、毛皮等貨物的對華出口，在中國內地到處充斥著英美等國洋貨。這時，俄國國內運往恰克圖口岸的出口商品出現了嚴重不足。據1893年俄方資料統計表明，俄方當年的出口額（93.6萬盧布）僅夠平衡中國少量其他商品的進口額（92.6萬盧布），而購進的全部茶葉（近1400萬盧布）則不得不用現款、黃金和白銀支付，以彌補對華貿易中的虧空。這就迫使俄國政府於此前的1854年由恰克圖行政當局發布命令，允許俄國商人使用黃金和白銀制品償付中國商品。
而後的1855年，俄國政府又發布關於改變恰克圖貿易規章的命令：商人們被允准在用工業品換購中國貨時使用金幣支付交易額的1/2，並允許雙方自由定價買賣商品。這種設計金銀制品和金銀幣的貿易方式使恰克圖的貿易秩序和交易條件開始產生重要變化。新的貿易方式的實施，開始替代長期沿用的以貨易貨形式，但這種替代很難在短期內徹底完成。長遠看來，它畢竟有了一個好的開端。這種變革，使雙方的商品交易更簡便，交易時間更短，資金流轉更快，過去通過以貨易貨貿易給雙方帶來的種種限制不再成為束縛市場交易的障礙。
部分放棄現貨交易的恰克圖貿易又恢復了新的活力。俄國的對華出口額逐年增長。例如：1854－1861年間，俄國經恰克圖出口額平均每年為482.5萬盧布，而每年支付的金銀制品及金銀幣則為226.4萬盧布，其中約50%的進口額是使用非貨幣手段支付的。俄中貿易的增長額在1850到1893年間超過1.4倍，其中中國對俄進口俄增長3倍多，茶葉進口量由1850年的315600普特增加到1893年的1882100普特。俄國為減少恰克圖貿易出現的財政赤字的努力收到了效果，對華貿易逆差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觀。
十一、茶貿領域的競爭和危機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中國，飽受各帝國主義列強的軍事干涉和經濟掠奪，使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陷入了更深的危機之中。1895年爆發了甲午中日戰爭，作為戰敗一方的清政府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中日《馬關條約》。1900年借口幫助清王朝鎮壓義和團反帝運動的八國聯軍侵入中國，攻入北京，逼迫清政府簽訂了《辛醜條約》。上述不平等條約除規定向列強佩服巨額白銀外之外，還允許日本等國在中國領土上經商、辦工礦、築鐵路；還允許列強在中共劃定租界，設立使館，享有“治外法權”；並要求清政府做出鎮壓反帝鬥爭的承諾。這就打開了包括俄國在內的列強們進一步對華輸入資本，投資工業、運輸業，雇佣廉價勞動力，掠奪各種資源的通道。
沙俄政府開始緊鑼密鼓，加速其經濟滲透的步伐。1896年6月，俄中兩國簽訂了《漢口俄租界地條約》，同時獲得在長江沿岸建築碼頭的權利。自此，俄國開始改擴建其早在六、七十年代於中國領土上創建的茶葉加工作坊。俄國商家的茶葉加工廠分布於漢口、九江、福建、杭州等地，其中有“利特維諾夫股份公司”、“托克馬科夫股份公司和舍韋廖夫股份公司”等。這些公司均雇佣中國工人和技術人員，使用蒸汽機代替手工加工茶磚，其產品成本和質量都大大優於中國本身的茶加工產品。加之俄國人能直接在中國內地免稅收購、轉運茶葉，加工後向境外直接出口還享受優惠政策。長此以往，對包括晉商在內的恰克圖中國茶商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壓力，損害著中國茶葉經銷商的根本利益。
1900年12月，清政府又被迫同意在華北地區的天津為俄國提供租界（即中俄簽訂的《天津租界條約》）並設立貨棧，以利於俄國商人在此居住和經銷出口貿易。於是俄國人又享有了從中國南方各口岸運送茶葉到天津，再經陸路轉運至黑龍江流域及俄國遠東地區，或者經天津直接海運俄西伯利亞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兩處捷徑。當時的晉商為節省運費，也個像俄商一樣把湖北、福建所產的茶葉經水路運至天津，再走陸路就張家口到恰克圖，但清政府卻橫加干涉，並比照陸路運輸收取同樣稅款，終於使晉商在對俄茶貿雲霄中處於弱勢，缺少了競爭力。另外，俄國早在1881年就與中國政府簽訂了《彼得堡條約》（即《中俄伊犁條約》），根據條約規定，俄國獲得了經過新疆地區直接向中國內地各城市－肅州和天津－輸出商品的權利。自此，茶葉出口俄國又開辟了一條新的路上通道。這時的中俄茶葉貿易已能通過海陸兩路多渠道展開交易，恰克圖作為俄中茶葉貿易唯一市場的格局已被打破，迅速失去它的壟斷地位。
俄國和西方列強在迫使清政府承認他們享有“最惠國待遇”之後，又逼迫中國制定了被壓得最低的海關稅率（大部分貨物的關稅不超過其價值的5%），列強們從中國內地茶葉產區收購茶葉後竟能夠免稅運往沿海口岸，有時只被中國地方當局“征收”一筆小小的附加稅，大大低於中國商人在內地轉運茶葉時所繳納的稅金。這就使得列強們更肆無忌憚去掠奪大量茶葉輸往歐洲，賺取更多利潤。
正因為如此，當時的歐洲各國政府全都鼓勵直接從中國運進茶葉，同時用稅率條款壓縮從其他國家間接運進的中國茶葉數量。如英國規定：輸往英國的茶只能夠從中國和印度運去。法國則規定：用法國輪船運進中國或印度的茶，每磅課稅15銀戈比，若運進從俄國過來的茶，則課稅25銀戈比，若從其他地方轉運進口的茶，則課稅50－60銀戈比。這樣，西方列強從中國運進的茶就占了中國出口茶的一半，大大超過了俄國從恰克圖進口的茶葉總量。好多俄羅斯西部的居民也都開始從歐洲人手中購買價格便宜的中國茶。英法等在茶貿方面采取的貿易保護措施使得中國茶在俄國總進口數額中的比重從1895年的85%減少到1914年的44.3%。盡管到1915年時的總進口額也曾達到了中國茶出口總額的65.2%，但不久之後便開始迅速跌落。
恰克圖茶葉貿易已經陷入難以挽回的低谷，此時的俄國人完全出於維護自身的利益，毫不顧及中國方面所受到的損害，竟然從1914年起，把從中國南方以低價收購後運進俄國的茶葉開始向新疆和東北邊境地區大量返銷出口，與中國茶商搶奪市場。據有關資料記載：這種向中國返銷出口的茶葉數量已從1895年的159普特增加到1904年的15734普特和1914年的64883普特，增長3倍之多。以山西茶商為主的恰克圖――買賣城茶葉貿易不僅受到了英美等西方列強咄咄逼人的強勢擠壓，而且遭受到俄國商人的嚴重侵害，整個恰克圖茶貿必然走向衰落已不可避免。
十二、恰克圖茶貿的衰落
二十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帝國主義在遠東地區瓜分勢力範圍的爭鬥愈演愈烈。1904年到1905年爆發了日俄戰爭。這場戰爭是由日本和沙俄為爭奪中國東北和朝鮮在中國東北地區進行的帝國主義戰爭。優於沙皇制度的腐朽、指揮無能，戰爭以俄國的失敗告終。1905年簽訂的俄日合約確認：俄國將原先擁有的中國東北旅順口、大連灣及附近租界領土和南滿鐵路轉讓日本，縮小了俄在東北的勢力範圍。據統計，此時的俄國有關戰爭的支出大228280萬盧布，轉讓給日本的財產總值達12300萬盧布。同時，也使俄國在東北地區的對華貿易通道被限制和隔絕。
俄國在軍事與經濟上遭到的沉重打擊，使國內民怨沸騰，要求變革的呼聲高漲。1905年1月起，俄國發生了第一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當年12月進行的反專制統治的武裝起義將革命推向高潮。盡管革命因遭沙皇殘酷鎮壓而失敗，但卻震懾了沙皇政府。使其被迫於1906年假惺惺地要制定所謂基本憲法，成立國家杜馬，搞所謂多黨制，暗中卻變本加厲殘酷鎮壓革命運動。1905年的革命采取武裝鬥爭方式，並創立了工人蘇維埃組織形式，它是後來終於爆發十月革命徹底推翻沙皇統治的總演習。
熱衷於侵略擴張的沙皇尼克拉二世，為了愚弄人民，轉移視線，加緊對外掠奪，又於1914年把俄國拖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由於俄國屢戰屢敗，龐大的戰爭支出，使得國家經濟江河日下，經濟崩潰，貨幣貶值，民生凋敝。俄國中心地區的工業企業為了滿足戰事需要，不僅不能繼續生產對華出口的各種商品，甚至無法保證俄國東部地區的供給。來自中央俄羅斯的對華商品輸出幾乎完全停止。恰克圖市場的俄國出口商品，主要來自同中國接壤的邊境地區。從1915年起，俄國從中國進口茶葉總額大幅跌落。反之，因戰爭規模的擴大，俄國加大了從中國進口食品和原料，其中大部分進口商品通過俄遠東港口和新疆邊境完成，恰克圖的交易通道徹底失去作用。
日俄戰爭之後，沙皇俄國力圖使外蒙古成為其控制下的“特殊勢力範圍”。1911年，在沙俄駐庫倫（現烏蘭巴托）領事的策動下，在俄國軍隊的援助下，外蒙古於1912年秋宣布“獨立”。俄與蒙古簽訂協議，享有在蒙古全境對華貿易的各種優惠政策。當時的清政府並未承認蒙古的“獨立”。從此，中國失去了經由外蒙古地區對俄貿易的主導權，對轉運茶葉等貨物前往恰克圖進行交易的中國商人來說，還需先向蒙方交納通關稅款，無形之中加重了華商的負擔。俄蒙協議還禁止清政府派官員、軍隊進駐外蒙，長期在恰克圖做生意的中國商人已得不到本國政府的保護，恰克圖邊貿口岸開始轉化為俄蒙之間的普通城鎮，失去其在俄中邊貿領域所表現的重要價值。
沙皇俄國在經歷兩次戰爭，又面對國內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為挽救經濟衰退，危機四伏的頹勢，尼古拉二世采取貿易保護政策，公然違背過去與清政府簽訂的貿易協定，於1909年宣布對與俄國進行交易的中國茶及其他商品課以重稅，致使中國商人生意索然，無利可圖。不久，大批中國茶商和其他商戶紛紛從恰克圖撤莊回國，期間所受損失達數百萬兩。尤其是山西茶商遭此致命一擊，終於一蹶不振。
縱觀三百多年來的中俄貿易發展歷程，重溫中俄恰克圖茶葉貿易的興衰史，剖析俄國政府內外政策上的變化走向，不難發現：為推動俄中茶貿的平穩有序較快發展，俄國政府也曾順應兩國政府和商人的願望，不斷完善恰克圖口岸的各項管理機構和適時調整或減免海關稅率，制定了嚴格的交易制度，杜絕了各種貿易爭執和邊貿衝突，為中俄商貿活動營造了良好氛圍。然而，隨著俄國由自由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的過度，面對腐敗軟弱的清政府，沙皇政府采取了軍事擴張戰略，通過與清政府簽訂各種不平等條約，強取豪奪中國茶葉資源，壓迫中國茶商的生存空間，使恰克圖正常的茶貿活動一步步走向了頹敗的境地。可以肯定，俄國政府在處理對華關系時所表現出的態度，是造成恰克圖茶葉貿易狀況時好時壞，由興到衰的最主要根源。
歷史發展到今天，世界各國的貿易往來是如此的密切，經濟全球化的態勢呼喚各個國家間在發展經貿關系時要以誠相待，恪守平等交易准則，在互通有無的過程中達到互利雙贏或共贏。與此相反，如果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建立在互不信任的基礎之上，動輒出台貿易保護措施，向對方施行反傾銷調查。或者，強行訴諸武力或使用軍事恫嚇，深圳策劃政權更迭，來實現獨霸某國市場，攫取戰略資源的圖謀。這種以強凌弱的貿易霸權，只會對國際貿易秩序起到極具破壞性作用。我們要認真研究中俄恰克圖茶貿發展歷程，以史為鑒，努力在國與國之間倡導和推動並建立新型的貿易新秩序，以求促進世界各國社會經濟的共同繁榮。當今建立在發展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基礎之上的中俄兩國正為此做出不懈的努力。這也就是筆者撰寫這篇文章時所得到的重要啟迪和殷切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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