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回 未到江南先一笑，一片荊州青草香——恰克圖貿易
俄國沙皇葉卡捷琳娜二世說：“貿易總是從人們對它進行打壓的那些地方退去，同時又在不損害它的平靜的那些地方重新恢復起來。”
不管是低級的“以物易物”還是高級的“國際貿易”， 從根本上來看，貿易行為的最初動力來源於人類最原始的欲望——對商品的需求。而同時，保障貿易能夠正常運行的最基本的一個原則應該是：承認並保護私權。
肇始於13世紀的歐洲文藝復興運動讓人文主義思想深入人心，並且坦誠的接受了私有制對自然法則、社會權力、權利賦予、法律詮釋等上層建築領域的巨大影響。
在此背景下，西方資本主義新興國家將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領土擴張和世界貿易上。而這兩點其實歸於同一個原因：鼓勵和追求私人利益。
現在，我們回頭來看，沙俄在17世紀初不斷向東擴展，幾番侵入外興安嶺、黑龍江流域，與清朝發生邊境衝突，最終爆發雅克薩之戰，不過是當時全球資本主義擴張大背景下的一系列正常反應。
17世紀到18世紀的一百年時間裡，俄羅斯從羅曼諾夫沙皇時期的封閉小國擴展為了彼得大帝統治下的世界強國。
而與此同時的清朝，依舊做著“天朝上國”的夢，並且基於整個統治階級的“傲慢與偏見”，將國際貿易歸結為不過是宗主國與番邦的賞賜和進貢而已——當然，這種對自己國家的過分自信，由來已久，並不是清朝的專利。而主流意識對貿易的漠不關心更是“古已有之”
縱觀整個中國思想史，從孔子“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開始，中國文化走向了一條沒有“人”，只有“人倫”的道路。每個中國人都是一個十分模糊的存在，只能有“仁、義”，不能有“利、益”。正如晚清國學大師劉師培先生所說的，有官吏而無政府，有朝廷而無國家；有義務而無權利，有道德而無自由。
同時，“以農為本”的重農輕商思想一直是這個國家立國的基本原則。雖然大家知道“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注：《史記·貨殖列傳》），可是，“士、農、工、商”的社會排名、對商人的歧視千年未變。而且，真正掌握商貿者命運的，永遠是專制政府。所以，中國人羞於言利，不願為商，而要千方百計進入政治領域。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俄羅斯對資源和貿易充滿了渴求。於是，從明末、清初開始，不斷派使臣來華，以了解中國的財力、兵力、對外戰爭、城市、礦產資源、道路，以及同中國通商的可能性。但因清廷方面糾結於進貢物品、接待禮節，或者俄國使臣行為不端等原因，俄羅斯的使團或被皇帝拒絕接見，或得到接見，但只是以進貢國來對待，不談及貿易問題。這樣，早期的俄使來華並未取得實質性的成果。這種漫長而對雙方都無益處的情況直到1689年，即康熙二十八年才真正出現了轉機。
1689年《尼布楚條約》的簽訂，為中俄兩國在政治、文化、貿易等領域的交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條件。這段“和平時期”，中俄商業貿易開始有了大力發展。
當時，中俄商貿活動最主要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商隊貿易，一種是邊境貿易。
在17世紀中葉至18世紀中葉差不多整整一個世紀時間裡，中俄商隊貿易一直是中俄經濟貿易的主要形式，同時清政府對俄國商隊的優惠政策更加鼓勵了俄國與中國進行貿易的積極性。
自《尼布楚條約》簽訂後，時常有俄國商隊來華，每個商隊有數十人到數百人不等。（注：後來清政府出於維持貿易秩序和減少俄國商隊食住費用，限定俄國商隊人數必須控制在200人以內，每3年才能來一次北京。）他們攜帶著從西伯利亞得到的大量毛皮貨物來換取中國的金銀、瓷器、綢緞、棉布、寶石、大黃等，獲得巨大利益。
白壽彝先生在《中國通史》裡記載：1691年以普洛特尼科夫（注：關於這支商隊來華時間和領隊人，與俄方相關資料有出入。此處存疑。）為首的俄國商隊來華，售出貨物總值七千五百六十二盧布，帶回去的中國貨物總值達二萬三千五百九十一盧布。後來，莫洛多伊為首的商隊，也以價值五千五百九十二盧布的貨物，換回了價值一萬二千七百四十五盧布的中國貨物。
而俄國方面對此事，卻有不同的表述：《涅爾琴斯克條約》（注：即《中俄尼布楚條約》）是俄羅斯與中國貿易聯系的第一個基礎。但是，該條約只是對中國人有利而已，而對俄羅斯來說只是有微不足道的直接後果和未來大量的不良後果。關於貿易：我們失去了或許能夠改變目前俄羅斯和中國貿易關系狀態的阿穆爾地區（注：即黑龍江流域），同時又將中國與俄羅斯的關系置於另類狀態當中。為什麼會如此不成功地結束了與中國的交涉，我們可以從簽訂條約時的背景狀況中看出原因來：條約的全部條款都是被迫同意的，在這裡根本談不到我們的權利。（注：摘自[俄]阿·科爾薩克《俄中商貿關系史述》）
每個寫作者或多或少都會存在“祖國優先”的寫作立場，這無可厚非，但我們從實際情況來看，彼得大帝似乎比阿·科爾薩克考慮的更現實，也更長遠一些。當戈羅文代表俄方去尼布楚談判時，彼得大帝授予他的訓令明確表示，戈羅文有權做出重要的讓步，以求能和中國達成和平，並開始貿易。
彼得大帝並不寄希望能在談判中得到多少領土之類的益處，他更關注的是開通與中國的貿易將對俄羅斯產生的重要意義：當時，大量的皮貨如潮水般的從西伯利亞湧入莫斯科，而對於這些貨物，俄羅斯政府並沒有多少有效的措施來進行銷售，因此，俄羅斯只能將注意力轉向具有強大購買力的中國市場。這也是《尼布楚條約》簽訂後的第三年，即1692年，彼得大帝即派商隊前往北京的原因。
1692年，彼得大帝派出了第一個商隊由莫斯科出發，由荷蘭人伊泰斯（注：此人的名字有很多譯法，常見有：伊涅斯、伊傑斯等。）帶隊，帶著彼得大帝的國書以及一個近兩百人的龐大隊伍，經過整整一年的艱苦跋涉，途經了西伯利亞，穿過了呼倫貝爾大草原，然後南下到達北京。康熙皇帝在紫禁城設盛宴接待了來自俄羅斯的商隊，並承擔了整個商隊在北京的食宿費用。
這個商隊除了在北京銷售貨物外，還有一個重要使命就是請求清朝准許俄國商人可以自由的在滿洲各城市進行商貿活動。康熙皇帝同意了這一建議，並保留了一些限制條件。從此以後，俄羅斯商隊除了北京之外，開始帶著貨物出現在中國的齊齊哈爾、烏蘭巴托等地。至此，俄羅斯和中國之間經常性的商隊貿易，終於建立了起來。
資料顯示，從1692年第一個商隊開始，到1755年禁止俄國商隊來北京貿易為止，俄國共向北京派出商隊十個，商隊每次的貿易利潤至少在幾十萬盧布以上，十分可觀。
後來，商隊貿易的衰落，除了因為1755年乾隆下令終止商隊進京貿易之外， 還和1728年中俄之間簽訂的另外一個條約有更大的關系。
簽起條約來從不手軟的清朝在1728年，即雍正六年和俄國簽訂了《恰克圖條約》。
《恰克圖條約》簽訂時，俄方的談判要點主要有四點：與中國締結商約；劃分邊界；答應送回中國私逃者及非法逃離中國的人；要求東正教傳教士在北京的居住權。
俄國方面將條約的重心都放在了盡快恢復從1722以來被清政府完全中斷的貿易，並確立更牢固的貿易關系。
關於1722年康熙皇帝下令終止中俄貿易的原因，至少有三個方面的原因：其一，清朝方面一直以來對中俄貿易並沒有多大的興趣。俄商帶來最多的商品是皮貨，而中國北方本生出產皮貨，南方各港口又有大量的歐洲商船運來皮貨，所以中國並不太需要俄國的商品。其二，俄商在華行為不端，經常鬧出糾紛，讓清政府很不滿。其三，俄羅斯一直不願解決清政府最關注的邊界劃分和逃人問題。
出於上面的原因，康熙皇帝下令把所有的俄羅斯驅逐出中國境內，並停止商隊貿易。同一年，康熙帝辭世，雍正帝即位。雍正帝向俄方承諾：一旦精確而無爭議地劃分了雙方的邊境，並確定永久性的雙方邊境貿易地點後，即恢復與俄羅斯人的貿易。但俄羅斯方面認為拖延邊境問題可以取得清政府更多的妥協讓步和利益，所以，遲遲不願與清政府合作。
俄中貿易就這樣終止了三年。1725年，俄國葉卡捷琳娜一世即位，她迫切的希望恢復並擴大與中國的貿易關系。而此時的清政府出於避免沙俄與准噶爾叛亂分子勾結的考慮，也想盡快劃定界限，維護邊境穩定。
在這樣的背景下，俄國派出使團前往中國，以期能和清政府達成一個對雙方都有利的協定。
經過一年的長途旅行，俄國使團於1726年底到達北京，之後中俄雙方在北京進行了六個月的談判，達成了共識。雙方決定在邊界上繼續談判並舉行簽約儀式。1727年9月1日，雙方簽訂了劃定中俄中段邊界協定的《布連斯奇界約》。1728年，又簽訂了《恰克圖界約》,條約共十一條內容，除了協定邊界、逃人、宗教、外交等方面外，還有對商貿關系的協議：“准其兩國通商。既已通商，其人數仍照原定，不得過二百人，每間三年進京一次。除兩國通商外，有因在兩國交界處所零星貿易者，在色楞額之恰克圖、尼布楚之本地方，擇好地建蓋房屋。情願前往貿易者，准其貿易。”
1729年，清政府根據《恰克圖條約》的約定，開始在恰克圖建立集市，理藩院也派官員駐守其地，監理中俄互市。1762年，清政府又置庫倫辦事大臣，專理與俄羅斯的貿易。從此，中俄商貿活動中另一個最主要的方式——恰克圖邊境貿易，迅速發展起來。（注：所謂的“恰克圖”貿易點是兩個地點的統稱：根據《恰克圖條約》規定，兩國以恰克圖河為界，河北岸恰克圖劃歸俄國，稱為恰克圖；清朝於河南岸建新市鎮阿勒坦布拉格，稱為買賣城。）
事實上，恰克圖邊境貿易之所以取得如此繁榮的發展，還有很深刻的內在原因。在恰克圖確定為邊境貿易點之前和之後的很長一段時期內，中俄貿易一直是“官方商隊”（俄國商隊赴北京貿易）和“邊界私商”（後來變為恰克圖互市）並存的格局。而這裡要重點解釋一下私商對官方商隊的衝擊和對恰克圖貿易的貢獻。
私商貿易從商隊貿易伊始就存在於俄中邊界地區。大部分私商是不願意或者因為受清政府人數限制而無法進入北京參加貿易的俄國商人。他們通常留在庫倫（注：即今外蒙古烏蘭巴托市），或者在瑙溫（注：今齊齊哈爾市）地區進行著易貨貿易。由於私商的價格靈活，再加上路途較短，出貨迅速等原因，對官方商隊造成了很大的衝擊。
彼得大帝曾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專門派出使團來與康熙帝商議：能否在北京以及另外三個城市常駐領事官，並且容許俄羅斯商人可以自由的沿著水路販賣商品，並有權進入中國的碼頭。康熙帝隆重的接待了這個使團，並拒絕了他們提出的請求。
俄國方面，只能在國內下令嚴厲禁止私商擅自運送皮貨出境販賣。但這些禁令並沒有收到預期的好效果，而這種官方商隊與私商貿易並存的情景也一直存在於恰克圖條約簽訂後很久的一段時間內。
1762年，沙皇葉卡捷琳娜二世即位。葉卡捷琳娜意識到禁令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官方商隊因為路途遙遠，供貨關系壟斷而造成商品質量低廉、價格高昂的貿易劣勢。她知道自由貿易已經是大勢所趨，於是，在即位當年就下令廢止官方商隊的北京貿易，把所有的對華貿易交給私商，讓所有的專賣都自由的經營。
存在了近70年的中俄商隊貿易就這樣被廢止了。取而代之的便是恰克圖邊界貿易——最終，恰克圖邊界貿易成為此後很長一段時期內中俄貿易往來的唯一通道。
白壽彝先生《中國通史》裡記載：自《恰克圖界約》簽訂後，俄國積極發展對華貿易，自1728年至1755年，俄國有六批商隊來華。在恰克圖的邊境貿易也很活躍，特別是私商貿易發展尤其迅速。十八世紀四十年代中期，沙俄在恰克圖的貿易周轉額，每年約有五十萬到六十萬盧布，進入六十年代即超過百萬盧布。俄國商人獲利高達百分之二百至三百。沙俄政府從中亦獲巨額稅收。1756年貿易額六十九萬二千零二十一盧布，收稅十五萬七千盧布；1759年貿易額一百四十一萬七千一百三十盧布，收稅二十三萬盧布。
另據歷史記載，1744年，在恰克圖的雙邊貿易額約為30萬盧布，到1760年便上升到110萬盧布，1830年的統計是800萬盧布，到了19世紀中期已達1600萬盧布。
伴隨著貿易方式的改變，商品也發生著重大的變化。在17世紀初期，俄國商人從中國帶回去的商品主要是金、銀、各種綢緞、大黃、珠寶等商品。而到了17世紀末、18世紀初期，因為俄羅斯人對茶的認可和依賴、茶在俄羅斯的普及，恰克圖貿易中，茶葉成為俄國商人最渴求的商品。幾乎成為俄商在恰克圖唯一換進的商品。
這裡，我列舉一些數據來說明茶葉在恰克圖貿易中的增長關系：
1755~1762年，俄商從恰克圖換進各種茶的數量從11000普特（注：普特，沙俄時期的俄國重量單位，1普特≈16.38千克）增長到13000普特。1768~1785年，年均數量約為29000普特。此時，俄國商人換進的總貨物中茶葉占總交易額的15%。
到了19世紀，這一數據變得異常巨大：1847~1851年間，恰克圖貿易的總進貨額為31058844銀盧布，而其中茶的進貨額則達到29534738銀盧布，占全部進貨額的95%。
或許，在下面這個表格中，這種變化會顯得更加直觀：
18~19世紀恰克圖貿易中俄商茶葉進貨表（部分）
單位：普特
|
年 份 |
数 量 |
|
1755 |
11000 |
|
1762 |
13000 |
|
1768 |
29000 |
|
1798 |
46977 |
|
1799 |
52313 |
|
1800 |
69850 |
|
1811 |
96145 |
|
1821 |
143196 |
|
1841 |
270591 |
（注：數字來源於[俄]阿·科爾薩克《俄中商貿關系史述》）
從上表中數量不斷增長的茶葉進貨量，我們不難理解，俄商在恰克圖以物易物換進茶葉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都是俄國保障茶葉供給的唯一途徑。
因恰克圖而興起的中俄茶葉貿易對俄羅斯的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西伯利亞地區原有的封閉與落後被滾滾的貿易洪流徹底衝破了，貿易之路延伸之處，一個又一個新興城市應運而生。就像帕爾申評論所言：“一個恰克圖抵得上三個省，它通過自己的貿易活動將人民的財富變成寶貴和富有生機的液汁，輸送到西伯利亞。”（注：摘自[俄]瓦西裡·帕爾申《外貝加爾邊區紀行》）
小鎮恰克圖，就如同一個神奇的時空隧道，產自中國兩湖、江浙、武夷山的小小嫩綠葉，從這裡走入從沒有見過茶樹卻痴愛喝茶的俄羅斯人的茶杯之中。大漠深處的小鎮街道上，彌漫著的是荊州的青草香。
可是，不能不補充的是，從17世紀開始的中俄貿易活動充滿了艱難和不愉快。恰克圖貿易依然如此。在1762~1792年的這段時間裡，因為清政府不滿沙俄干預其平叛准噶爾叛亂，乾隆帝曾下令三次“停市”，以警示俄國收納叛亂人員等違約行為。恰克圖貿易在這30年裡，居然有14年是處於中止的狀態。
與清政府只是被動的將恰克圖貿易看作是“穩定邊疆”的政治手段不同，處於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俄國，需要的是更快捷、更方便、更多利潤的貿易關系，而恰克圖貿易因為運輸距離過長、以物易物交易方式的落後、茶葉成本太高、利潤空間過低等原因已經遠遠無法滿足自由主義市場的發展。
20世紀初，西伯利亞大鐵路的開通、俄商作為殖民勢力深入中國內地直接參與采購、制造等原因，盛極一時的恰克圖貿易逐漸消失。
生活中很少有什麼東西可以保持永恆。因為經濟增長、市場利益，恰克圖貿易走向了不可避免的衰落；可是在人類發展的長河中，在民族記憶的最深處，恰克圖始終是繁華而不可替代的歷史重鎮。
它的故事，當然還沒講完。更多的人和往事正走在茶路上。
文：王正琥，1986年生於青海，祖籍南京，現居甘肅，戍邊校尉之後，寺廟族人之輩。著有《亡羊路》，《昨天的故事》，《耶路撒冷的哭牆》，《三川》等短篇小說。
上述資料來源：http://www.51puer.com/article-971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