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宜茶坊

         我也是屬於比較愛喝茶的，屬於那種晚上睡不著，然後起來喝杯茶就能睡著的人。但我個人並不太認為茶是一個所謂的很健康的飲料，與喝果汁，喝碳酸飲料並無太大本質上的區別，或多或少對人體都會有一定的傷害。真正無害的飲料應該是白開水。而我喝茶更多的時候是為了喝茶而茶。只是現在這節奏把茶當成百利無一害，長生不老之仙草的確是害人不淺。
         茶對人體好，古時多半來自於文人筆下，在家閑得無聊，帶上書僮（多半還是斷袖，你看金瓶梅裡西門慶就與書僮。。。），三五好友，到山旮裡找個地方，煮水烹茶，風雅無比。其實想想，與三五好友，到野外找個草地，吃肉喝酒，也沒什麼實質性的區別。
         我們喝白酒是喝得很豪爽，但老外喝紅酒，白酒，也是喝得很風雅的，一杯酒能喝大半天的。

清末羊樓洞茶葉，以老茶為最多，多半系在該地制成茶磚，銷售外地，不經制磚而裝包運銷也有，但為數較少，老磚茶每年產銷量約10萬多箱，多時超過20萬箱。紅茶與青茶，皆非該地所重視，此兩種茶皆不制磚，而系成包運銷。青茶歷年約銷2千余包，紅茶亦不過此數。
該地茶商，以山西幫勢力最大，在民國十六年以前，有山西幫二十余家，資本皆在2萬元至10萬元以上，山西幫習慣在立秋後停止收買茶葉，故當時茶樹較茂，產量亦豐。老茶磚行銷內外蒙古，尤以外蒙幅員廣袤，行銷最多。其貿易路線有二：其一由平漢路經包頭(稱為西口)入蒙古；其二由平漢路經張家口(稱為東口)入蒙古，概以磚茶運銷。民國16年後，因蒙古獨立運動，西幫裹足不前，勢力大減，該地僅有西幫六家，資本多的在10萬元左右，小的在2萬元左右，刻蔔外蒙銷場，完全被俄商操控，西幫於漢口價高時，則在漢脫售，漢價低時，不得不自行運往內蒙銷售，但售價不高，往張家口等處，屯積存貨甚多，至於青紅茶則多運往山西銷售。

　　(一)茶　區
　　唐代，福建茶區以建甌、建陽、武夷山一帶與福州郊區、閩侯一帶為主，產茶最早、最多也最有名，閩南、閩東一些名山古剎亦有零散生產。宋代，福建產茶已進入興盛時期，茶區發展很快。當時福建稱“福建路”，屬江南東道，在所轄“六州兩軍”(福州、建州、泉州、南劍州、漳州、汀州等六州和邵武、興化兩軍，稱“八閩”)中，有福州、建州、南劍州、漳州、汀州和邵武軍等五州一軍產茶。元代福建正式建省，仍轄八閩，茶區除武夷山更加興旺、名聲更大外，其它與宋代基本相同。明代，福建產茶更盛，茶區已遍及全省各府。清代，隨著茶葉對外貿易發展，出口激增，閩茶進入最盛時期，茶區更加廣泛發展，幾乎縣縣產茶，閩東各縣發展尤快。進入民國時期，由於戰亂，內外銷受阻，茶園逐漸拋荒改種，茶區縮小，到民國25年(1936年)全省僅有33個縣產茶12250噸。按當時貿易習慣和地理情況分東西南北四路。

紅茶類
紅茶以中國、印度、錫蘭、爪哇及蘇門答腊為主要產地。中國紅茶外人分為華北工夫和華南工夫。前者包括安徽、江西及兩湖之紅茶，屬上等者，香味均強，且有甜和之滋味。下等者，則水色差。後者則包括浙江、福建及廣東之工夫茶，水色較淡，葉嫩而色紅。因土壤與氣候之差異，其品質與華北紅茶不同，亦為我國上品茶。
 （一）   華北工夫：以祁紅是最優，寧紅及湖紅在昔亦曾稱盛一時，近已衰敗。今年（1951年）因蘇聯友邦需要大批紅茶，我政府對湖紅復興，極為注意。

   老青茶簡稱“老茶”，土名“黑茶”，每年秋季采制，故又稱“秋茶”，為制造綠茶磚之原料。鄂南之蒲圻、崇陽、通城、通山、鹹寧等縣以及湘北之臨湘，均有出產。要之，兩湖老青茶之集中地，當以羊樓洞為主。茶葉品質亦以羊樓洞芙蓉山所產者為最佳。所稱“洞茶”，即因該山產茶在羊樓洞制造而著名。民國初年，羊樓洞一鎮曾有制造茶磚之茶莊十余家，全由山西茶商經營，資本雄厚，年產茶磚十余萬擔，自行運銷消費市場，獲利頗豐。後因俄國統制國際貿易，設立茶葉托辣斯部（Tea Trust），統一茶葉之購買，並劃我國內外蒙古為其經濟範圍，我國茶商無法前往與消費者直接交易，故所制茶磚，幾全須經俄商之手。年來羊樓洞之制磚茶莊，數目銳減，民國二十三年只剩五家，制磚總額，亦僅有二萬擔。華商在漢口設立之興商茶磚公司，營業曾興盛一時，近亦同遭厄運，衰敗不堪。繼之而起者，則有本地人臨時湊合之包茶莊，系應外商之需要而設，專制茶磚之材料，謂之“包茶”。其唯一銷路即經漢口忠信昌茶棧之介紹，售與俄國協助會（Centrosojus）。
 

　　茶莊，是祁縣商幫外出經商時間最早，經營規模最大的行業。據祁縣晉商文化研究所最近研究統計，在清代至民國年間，祁縣人興辦得茶莊及茶票莊，先後累計多達30個。其中茶莊18個；茶票莊12個。大者資本10萬兩白銀（長裕川、大玉川），小者2萬兩白銀。多數業務屬於收購、加工、販運、批發一條龍經營形式。采茶地區原先武夷山，茶市在福建省崇安縣下梅鎮。茶由產地陸運至江西省鉛山縣老河口，再水運經信江、鄱陽湖、長江至漢口。鹹豐時，受太平天國起義的影響，采茶地區改為湖南安化及鹹寧等處，後又開辟了湖南、湖北交界的羊樓洞、羊樓司茶山基地。采辦的茶葉，通過水路運往漢口，對外貿易的茶葉，一部分在漢口即批發給俄國、英國等外商，一部分計劃由恰克圖轉銷的茶葉及對蒙古貿易的大量茶葉，需由漢口水路運至襄樊，轉唐河北上至河南賒旗鎮，由此改陸路運輸，或車運，走山東、河北至東口（張家口）；或騾、駱駝馱運過太行山，經澤州，出子洪口，到魯村中轉換畜力大車，經太原、大同至東口或西口（歸化，今呼和浩特），再換駱駝至庫倫、恰克圖等地批發，滿足蒙古及俄國地區牧民的用茶所需。從我國最南部的武夷山始，至俄蒙交界的恰克圖，總行路長達萬裡。故稱“萬裡茶路”。在這條茫茫萬裡茶路上，灑滿了祁縣商人的酸、甜、苦、樂，不知有多少人的忠骨埋於荒漠；不知有多少人度過了美好的青春；不知有多少人付出了青春的代價；奉獻出生命的全部……。他們用汗水和熱血，為我們寫下了一部厚重的茶路歷史文化。

日前讀作家畢淑敏所撰之〈洞茶〉，甚為喜愛。茲將原文轉貼如下：
我16歲時在西藏海拔5000米的高原當兵。司務長分發營養品，給我一塊黑糊糊的粗糙物件，說，這是茶磚！

光緒初年，俄商偷運磚茶非法傾銷蒙古地區。這種磚茶是以紅茶末為原料，用先進的機器設備壓制的。比山西商人運往蒙古地區銷售的、用綠茶和茶梗制作的質量要好。由於俄商是偷運，逃避了納稅，降低了成本，擠占了華商在蒙古地區的市場份額，所以形成了市場壟斷。這種行為直接違反了《中俄陸路通商章程》的相應條款，損害了中國的利權，造成了華商的歇業，並使一大批民眾生活陷於困境。清中央政府在處理俄商偷運磚茶時，不能吸納天津海關地方官員的正確意見，措置失當，致使蒙古地區商業利權損失殆盡，教訓深刻。
　　　　一、清政府以條約限制俄商在蒙古地區貿易
　　中俄商務惟恰克圖互市最早，伊、塔兩城則定自鹹豐紀元，余以陸路最稱煩瑣。陸路者指恰克圖至天津一路而言。同治元年(1862)中俄雙方簽署的《中俄陸路通商章程》共計二十一款。清政府限制俄商到蒙古地區貿易的政策系統體現在該章程中。整個章程還暗含著清政府寓“收”於“放”之中的對俄外交原則。因此，該章程第十款規定：“俄商在它口販買土貨運津回國，除在它口按照各國總例繳納稅餉外，其赴天津應納一復進口稅，即正稅之半……方准起運恰克圖不再重征，並飭令遵照第三款之路而行，沿途不准售賣……”總理衙門的成立，將對俄關系的處理提升至國與國的高度，這是從中國方面來說的。因為過去兩國之間的文書往來，雖然也以國君相稱，但中國方面是以理藩院來處理對俄關系的。從清政府方面來看，把對俄交涉當作了處理與藩屬的關系。同治元年總理衙門簽署的《中俄陸路通商章程》，是該衙門剛成立就簽署的最重要的一個文件。因此，要用一種非常的眼光來看待這個文件。在清政府看來，對俄陸路貿易系專指天津至恰克圖一線。因此，對天津、通州、張家口三處俄商經過的重要地點征稅非常重視，特別是俄商購中國土貨進天津轉恰克圖回國，要在天津繳復進口半稅，表現了其對俄政策中“收”的重要一面。由此連帶規定了中俄陸路通商貿易的行走路線，嚴格限制俄商在該行走路線兩側地區沿途售賣中國土貨，特別限制在蒙古地區售賣。因為這不僅關系到華商的利益，而且關系到滿蒙關系和蒙古地區的安定問題。應俄方的要求，該章程允許俄商進境後，可以到蒙古地區去出售俄國商品，但必須是小本生意。簡言之，中國方面的立場是明確的，即俄商從中國購買的土貨，如茶葉，不准轉售於蒙古地區，須經恰克圖直接運回俄羅斯。章程規定，當俄商購買的中國土貨啟運時，需向天津海關領取執照，按稅則完納稅款，將貨物粘貼印封，以便經過各關查驗。天津海關道所發執照已經填明該商納稅情況、貨物駝只數目、或車載，或馬馱，以免假冒。俄商從天津運土貨回國，須經過通州、東壩、張家口、庫倫、恰克圖一線出境，回俄羅斯，不准由別處繞越[1]（《總署為俄商攜貨由津至恰克圖行走路線及有關規定致俄使照會》，鹹豐十一年八月十三日）。俄商回國經過買賣城時，應將天津海關道所發執照呈驗，無誤方被放行。然後由清政府駐買賣城官員將回收的執照彙總，交總稅務司。天津海關道所發執照相應的票根，同樣上交總稅務司，由總稅務司比對查驗，以便了解俄商所販土貨是否全部運回了俄羅斯。俄方根據自己的利益，簽署了《中俄陸路通商章程》，也為進一步修改章程打下了伏筆。

   　不少人都注意到，無論茶葉還是大黃，中國產品但凡通過恰克圖走陸上商路的，質量與價格總是大大高於通過廣州走海上商路的。清代何秋濤的《俄羅斯互市始末》評價說：“因陸路所歷風霜，故其茶葉反佳，非如海船經過南海暑熱致茶味亦減。”
 
　　1857年4月7日，《紐約每日論壇報》發表題為《俄國的對華貿易》的社論，指出：“在恰克圖賣給俄國人的茶葉……其中大部分是上等貨，既在大陸消費者中間享有盛譽的所謂商隊茶，不同於由海上進口的次等貨。”這篇社論的作者，正是後來在中國發揮了巨大影響的卡爾·馬克思。

 
茉莉花茶情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