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海運大開，列強資本輸入，侵略者的魔爪紛紛伸入中國，商業結構也逐漸起了變化。“五四運動”以後，戰亂紛起，外貨傾銷，民族工商業為了競爭，組織形式也采取了相應的措施，因而出現了公司組織。榆次城的聚興順茶莊就是這樣誕生的。在管理決策上，它再不是掌櫃一人說了算，東家點了頭算，而是由董監會、經理共同領導。在收益分配上，也有了財勞分成和提留擴大再生產的明文規定。在經營管理上多少出現了一些民主理財的氣息，即使是微薄的店員報酬，也和商店賠賺多少掛了點鉤。當然對店員的剝削仍然存在，但從經營管理的方式看，總是邁開了改進的步伐。
聚興順茶莊，創建於清道光年間，由榆次王村郝八東家出本，獨資經營茶糖雜貨。到民國八年（1919年），列強入侵，軍閥混戰，社會動蕩不安，日甚一日，工商業也自然地走了下坡路。聚興順郝東家所經營的其他商店紛紛倒閉，在連號的牽連下，聚興順也岌岌可危，無法繼續經營。面臨關門的聚興順，在原經理、副經理的倡導下，集資改組，變獨資為集股，仍沿用聚興順這塊招牌，只是又加了個“和記”，全名是“聚興順和記”，以別於以前的聚興順。民國九年（1920年），開始營業。
集資開辦的聚興順，印有集資簡章和經營管理章程。集資初步定為股本八萬元，本號六萬元，在榆次另設公興順分號（雜貨行）兩萬元。每股金額一百元。入股夠五十股，即五千元者，有被選為董事權；入股夠二十股，即二千元者，有被選為監事權。商號設立董事五人，監事二人的董監會。商號對董、監事每人每年饋送車馬費二十元。每年正月二十日，召開董監會一次，經理向董監會交代當年經營情況，董監會與經理向股東交待上屆營業情況，公布四注清單，即“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也就是現在的資金平衡表。股東提出對商店應興、應革的意見和其它建議。此外，如開源節流、人事任免、獎懲、基本建設等，也要在這個會議上得到認可解決。
收益分配的規定情況是：資方六成，人員四成，（人員是指頂生意的和吃勞金的而言，所謂頂生意就是按職位、能力、年代、經股東大會決定的成數，經理副經理頂八、九釐，店員頂三、四釐，一釐、二釐不等，亦稱身股）公積金一成，董監會一成，按十二成計算分配。公積金積至股金半數時，停提，分配按十一成計算。自從改組為集資後，經營很順利，年年賺錢。到民國十六年（1927年），資金增到十六萬元，八年時間，資金翻了一番，公積金積至八萬元。
榆次總號主營茶糖雜貨批發，在榆次城內南大街設門市部，並派人外出，山西境內有百分之五十的縣推銷聚興順的茶糖。總號有房屋一百多間，主要是做庫房。從業人員九十多名。在其它各地的縣、鎮推銷和經銷單位，都有從總號派出人員任職。
總號不止是商業經營的總機構，也是制茶工業的指揮機構。聚興順在湖南每年收購紅黑茶七、八十萬斤，生產紅茶三千四百箱，每箱五十市斤，年產紅梅茶四百五十箱，千兩茶五千多件。另在湖北羊樓崗收購生茶二百萬斤，壓成規格為“三九”、“三六”、“二七”磚茶二萬多箱。紅茶發往武漢銷售，紅梅茶發往張家口銷售，千兩茶發往京綏鐵路沿線及山西各地銷售，磚茶則發往武漢，售給俄、德商人，或發往京綏鐵路沿線銷往外蒙等地。收茶制茶都在湖南湖北兩省茶葉原產地和集散地。在湖南安化縣黃沙坪當地茶行內，設立制茶廠，總號去十幾人，另用當地季節工二百三十人，收購紅黑茶，專做出口紅茶和千兩茶。湖北羊樓崗設立茶廠，是自己號上的廠房和機具。壓磚茶機具是民國十六年（1927年），漢陽鐵廠制造的。廠房機具共值六萬余元，平時用季節工二百余人。這兩個茶廠所產的成品茶，由總號委派專人在漢口、張家口、京津、綏遠、大同、包頭、西安、太原、洛陽、錦州等地辦理推銷事宜。
“九·一八”事變後，日寇侵占東北，錦州撤莊。1937年日寇侵華，漢口淪陷，在入侵者的強逼下，湖北羊樓崗茶廠的一切設施，均被敵偽搶走，並把該茶廠改名為“武漢制茶株式會社”。1945年，日寇投降後，又被國民黨政府以敵產沒收。
聚興順大宗收入所依靠的制茶業，從1937年就出現了不景氣的現像，錦州銷售點撤銷後，茶葉銷量減少，他們改變了制茶品種，每年又從漢口收購紅茶末二十多萬斤，壓制“米磚茶”三千多箱，銷往新疆各地，開辟了大西北市場。日寇入侵華北後，南方交通阻塞，在山西曲沃做過幾年旱煙，年產二千三百囤，發往張家口一帶出售，這樣才熬到了解放。經過日偽侵占和國民黨統治的十一年，聚興順在湖南、湖北的制茶基地，被掠奪一空，所以解放以後只能專營茶糖雜貨。由於人民生活安定，國家號召發展工商業，市場繁榮，物價穩定，生意興隆。沒有幾年，聚興順仍然成了榆次市面上的大商戶，收益逐年增加，走上了黨為工商業者鋪下的金光大道。在1956年的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大潮中，聚興順跨入公私合營行列，全號與利民畜牧場合並，光榮地成了社會主義經濟的成員。
上述資料來源：http://www.jinshangwang.com/qikan/3/2011-01-28/10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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