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宜茶坊

【內容提要】在晚清，晉商頗具特色地栽培茶樹、研制茶葉以及將茶葉組織運銷，在茶業經濟領域創辦了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近代加工工業。同時為了自身利益和民族利益還與俄商進行鬥爭，對我國茶文化的傳播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英文摘要】In the late Qing Shanxi businessman planted tea,studied the cultivation of tea,organized its transportation and sale,established processing industries with capitalist characteristics.At the same time,for their own benefit and thebenefit of the nation,they fought against domestic and foreignreactionary forces and greatly promoted the diffusion and development of tea culture in China.

【關鍵詞】晉商/茶文化/茶農

【正文】

　　一

　　山西商人有著悠久而輝煌的歷史，從明清到近代，一直以很強的實力雄踞海內。自清代以後，又大規模踏入國際市場，產生了世界性的影響。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清代經營茶葉成了晉商貿易活動的一部分，是其獲取商業利潤的一項重要內容。

　　清代前中期，產茶較多的是閩、浙、皖、贛等地方，尤其是福建的崇、甌、建、延、泉各縣，茶山眾多，茶廠甚廣，制茶活動相當普遍。“茶市在下梅，附近各縣所產茶，均集中於此。竹筏三百輛轉運不絕……清初茶業均系西客經營，由江西轉河南，運銷關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資本約二、三十萬至百萬。貨物往還絡繹不絕，首春客至，由行東赴河口歡迎。到地將款及所購茶單，交點行東，恣所為不問。茶事畢，始結算別去。”（注：衷於：《茶市雜詠》，見林復泉《武夷茶葉之生產制造及運銷》一書。）為了保證有充足而穩定的貨源供應，為了保證商品的質量——品味優良，山西商人曾在福建省的武夷山區或稱烏龍茶區，通過“行東”（代理商）以近似於包買的形式控制了一些茶廠（作坊），要求對方按自己的技術要求進行茶葉加工，在很大程度上，將一些制茶作坊置於自己的監督之下。到道光時期，有一小部分晉商為了進一步擴大商務，曾踏入湖北東南部的武昌府組織貨源，並指派專人監制茶葉（注：道光《蒲圻縣志》卷4，風俗。），成了清代最早開發鄂省茶山的出口商。

　　到晚清鹹豐年間，晉商逐漸轉移了采購茶貨的基地，將其收貨重心西挪。他們由東南的福建等地紛紛湧來湖北，正式立業，重開局面，再展身手。山西商人經營途徑的如此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以後湖北茶葉經濟的發展，使其一步步地成為我國著名的內銷、外貿的商品茶基地。

　　茶業經濟領域的這種變化，並非是一種孤立的現像，乃是與當時的政治環境和貿易形勢聯系在一起的。因為，晉商從清初以來一直是經銷福建花茶、粗茶和安徽朱蘭茶的，也販運一些湖南安化黑茶。可是到鹹豐三年(1853)以後，舊的貿易格局或市場局面受到了衝擊，去往福建等處的商道因太平天國革命之故而受阻，貨源中斷，晉商被困，福建茶農茶廠茶行也頗受損失。本來由於鴉片戰爭的影響，“福州通商後，西客生意遂衰，而下府、廣、潮三幫繼之而起”（注：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1卷，第480頁。中華書局1962年版。）。而到此時，茶貿形勢則更為不利了。史稱：“（福建）崇安為產茶之區，又為聚茶之所，商賈輻輳，常數萬人。自粵逆竄擾兩楚，金陵道梗，商販不行，佣工失業”（注：（清）王懿德：《王靖毅公年譜》卷上，鹹豐三年，四月紀事。）。正在這政局動蕩、商務維艱的時候，山西商人於湖北發現了適宜生產和發展茶葉的大面積土壤，有似狹路逢生，於是便產生了新辟茶源的思想。即他們在運貨途中、逐漸感到武昌府的崇陽、蒲圻兩縣交界處的羊樓峒、羊樓司一帶地方，雨量充足，氣候濕潤，土地肥沃，為栽植茶樹之佳壤。並且，地理位置好，處於江漢平原之東，交通較為方便。可以在此開辟一個產、運、銷一體化的茶葉經濟基地。計劃一定，便馬上去實施。

　據史料記載，以種茶、制茶（加工）而聞名的“羊樓峒……以多山之故，茶產自屬相宜。其起源雖不可考，但據地志所載，前清鹹豐年間，晉皖茶商往湘經商，該地為必經之路。茶商見該地適於種茶，始指導土人，教栽培及制造紅、綠茶之法”（注：戴嘯州：《湖北羊樓峒之茶葉》，見《國際貿易報告》1936年第5卷第5期“茶葉專號”。）。當地民風純樸，喜交四方之人。土民與外來晉商聯手開辦茶山、茶園，共建新的“生業”。勇於奮進的山西商人，曾通過自己長期經營茶葉的機會，較系統地掌握了許多有關茶葉的生產及其加工知識，進而又毫不保留地傳授給這裡的農民。使得崇陽人和蒲圻羊樓峒人逐漸學會了坑種法、育苗移載法、茶花間作法和壓條法等。更學會了炒青、蒸青等加工技術。當時生產的主要是紅茶，也有少數綠茶。其新茶種逐漸傳播到通山、鹹寧等地。有關培育和加工技術也隨之在鄂東南地區推廣、普及，形成了較大範圍的產茶熱潮。在晉商的鼓動和茶利的誘使下，每到春天茶芽初發，鄉間農人競相力務紅茶，摘之、踩之、焙之，忙得不可開交。史料記載，崇陽、鹹寧山區百姓，皆以茶為業，“篩茶之男工、揀茶之女工，日夜歌笑市中，聲如雷、汗如雨”（注：同治《崇陽縣志》卷3，物產。），人稱當地務茶的園戶多，而栽禾的田戶少，產茶業可謂興盛。

　　蒲圻、崇陽等各縣地方，在鹹豐、同治時期，按照山西商人的指導，已能夠制作上好的青茶。先由婦女兒童在谷雨前摘取嫩芽，而後使其干枯、壓卷，繼之將茶葉洗淨，入鍋微熏微炒（稍噴水），出鍋後用簸箕盛做一堆，用手使勁揉搓，去其苦水。再炒再揉，然後用柴火或炭火焙干。除了制作青茶之外，這一帶制作最多、最普遍的乃是紅茶。紅茶的加工技術最早是由廣東商人在道光末年從其故鄉傳入湖南安化的，接著山西商人又將之傳播到鄂東南以至鄂北。蒲、崇等縣鄉之民依其指授而行，他們“做紅茶，雨前摘取茶葉，用曬墊鋪曬，曬軟合成一堆，用腳揉踩，去其苦水，踩而又曬。至於捻不粘，再加布袋盛貯築緊，需三時之久，待其發燒變色，則謂之上汗，汗後仍曬，以干為度”（注：（清）崔淦等：同治《襄陽縣志》卷3。）。所謂雨前是指谷雨之前。三月采者為頭茶，可做青茶。四月底五月初采擷者為二茶，六月初采者為“菏花”，七月份采者為“秋露”，都是可以加工成紅茶的。民戶制成其成品後，存入竹器，以待客商（晉商）收購，或送往客商處出賣。園戶自采（有時也雇臨工），自行曬炒，大量焙制茶葉，每年產量可達20-30萬擔（注：龔勝生：《清代兩湖地區茶、煙的種植與分布》，見《古今農業》1993年第3期。），為湖北省的大宗物質財富。鹹、同時的茶葉，大都是散茶，晉商收購後，要對之實行較大規模的包裝。

　　到了光緒年間，蒲圻地方開始制作磚茶。由於從前茶農交給晉商的散裝品，體積大，重量輕，運輸不便，且需將茶葉裝入竹簍，踩壓結實後，再行載運，頗有耗損。為了適應茶商的要求，而出現了磚茶生產。據說，湖北茶葉集散中心“洋樓峒（湘鄂邊境）之始有磚茶，始自光緒初年，由山西商人開其端。其壓制法極為幼稚，置茶葉於蒸籠中，架鍋上蒸之，傾入模型中，置木架壓榨器中，借杠杆力，壓榨之，移時，在模中托出，放於樓上，聽其自然干燥”（注：戴嘯州：《湖北羊樓峒之茶葉》，見《國際貿易報告》1936年第5卷第5期“茶葉專號”。）。晉商又與這裡的磚茶生產聯系起來了，他們再一次充當了制茶新技術的傳播者。在湖北的崇、蒲地方，紅茶是由商貿的需要而興起、而發展，又因商貿的需要而相應地轉變其加工形式和制作手段。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商貿因素在茶葉生產中占據了主導地位，具有較大的積極意義。

　　在羊樓峒以至整個湖北省來說，壓制磚茶可算得上是一項新的加工方法，但它並不是近代化的先進技術。因為作為磚茶制作手段中的壓力設施乃是一種原始的木制平壓機，早在明末就有人使用過，屬於民間簡單機械。其生產規模較小，基本上是一種手工作坊勞動。每架木質壓榨機每日僅可制成60筐茶葉，合90擔（注：參見孫毓棠：《中日甲午戰爭前外國資本主義在中國經營的近代工業》第18-1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版1955年版。）。起初使用的木質壓榨機，操縱不便，平壓效果不良，厚薄不均勻，四角邊緣往往因壓力不達而出現殘缺，既不整潔，又多損耗。不過，盡管這種壓力設備較為落後，可是利用它足以改變崇、蒲各縣的茶葉加工形式及其發展方向。可以說，第一台木壓機在該處的啟用，就標志著當地新的產品形態的開始，它逐漸將散茶制作過程轉變為磚茶制作過程，促使茶葉加工由一個階段走向另一個階段。

　　不久，晉商又在木壓機的基礎上發明創造出一種鐵壓機，將其工作原理由過去的杠杆作用轉變為手搖輪轉，既省力又省工。（注：戴嘯州：《湖北羊樓峒之茶葉》，見《國際貿易報告》1936年第5卷第5期“茶葉專號”。）並且，增大了壓力，使產品光潔整齊，從而節省了原料，改善了產品外觀。勞動工具乃為重要的生產力內容，改進工具即為提高生產水平的第一位的物質手段。制茶器械的革新，必然會帶動茶葉加工的發展。所以，當鐵質壓茶機在羊樓峒投入使用後，制茶業很快有了起色，局面有了明顯改觀。不過，這種改進是有限的，屬於“漸變”，未出現質的變化。崇、蒲地方或羊樓峒一帶的茶葉加工仍然屬於手工作業範疇。

　　山西商人或商業集團基本上控制了晚清湖北的茶葉生產，特別是武昌府所屬各縣的制茶業，使其茶葉加工活動按照自己的意圖進行。在制作散茶時期和壓制磚茶之初，茶農或園戶常常是依據晉商的技術要求及質量指標加工茶貨的，然後由晉商予以統一收購，有時還由晉商預支一部分錢，助民產茶，而後以產品折還。“大凡駐漢辦茶之（晉）商，每年派一總管帶同司事入山（羊樓峒一帶）造茶，若總管樸誠勤慎，監造精明……自當出色”（注：檔案：光緒十三年九月初四日，蕪湖關稅務司，《訪察茶葉情形文件》第29-31頁。）。在制作磚茶較早的芙蓉山（據說比羊樓峒還早，只是規模不及羊樓峒而已）也有相似的情況，如時人周順倜在詩中寫道：“茶鄉生計即山農，壓作方磚白紙封，別有紅箋書小字，西商監制自芙蓉”（注：道光《蒲圻縣志》卷4，風俗。）。西商即指晉商。磚茶雖為茶農產品，但卻要貼上晉商的商標，並寫上監制的字樣。實際上，茶農是代晉商而生產，也往往預先領一筆錢為其加工茶葉。這是一種包買商性質，具有資本主義萌芽之意義。晉商利用自己與茶農之間的監制和包買關系，在很大程度上參與了芙蓉山、羊樓峒一帶的茶葉生產，並支配或控制了茶戶的加工活動及再生產過程，以至將蒲、崇等處變為他們的經濟基地或私屬地盤。如此包買商經濟是中國社會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和一定水平的產物，它是商業資本從流通領域逐漸轉向生產領域的一個過渡時期，也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孕育時期，是其胚胎生長的關鍵階段，至關重要。

　　到了光緒中期，晉商逐漸在蒲圻等地建立起了茶葉加工工廠，進行了較大規模的制茶作業。築廠房近20處，總計雇佣工人幾千名，受雇者畢為失去田產的當地茶農。文獻記載：“當時尚用土法制造，有磚茶廠十余家，統由山西幫經營。”海外資料講：“山西茶商每年在（羊樓峒）常設臨時辦事處，開設工廠，該地數千農民及其家族從事制造磚茶……原料多為二茶或三茶。茶葉長約一寸，味強。一般稱為老茶。”（注：威廉•烏克斯（美）：《茶葉全書》（中譯本）上冊，第165頁。中國茶葉研究社1949年版。）這種由天昌永、天德玉等山西商號創辦的磚茶工廠，成了後來湖北加工工業的雛形，它是過去包買商形態發展的必然結果，是商業資本正式轉變為產業資本的標志。該處的磚茶加工企業完全實行自由雇佣勞動制，獲取工人提供的剩余價值，從而使自身成了早期民族資本家。鄂東南羊樓峒一帶的磚茶加工工廠，所體現的經濟結構是一種較為先進的新型產業形態。所不足的是，磚茶廠就其生產力水平而言，僅僅是個高級的手工業作坊，還沒有達到機器化的大生產，因此，它還不是真正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只是由晉商代表的湖北茶業經濟領域的民族資本主義先驅。

　　同時，令人矚目的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享用神州茶葉資源的不僅是國人，而且還有洋人。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沙俄侵略者以不平等條約《北京條約》所賦予的特權為護符，逐漸向中國進行經濟滲透。同治二年(1863)以後，俄人相繼在漢口、福州、九江等地開設了茶廠。同治四年(1865)，英國商人也在台灣開辦了烏龍茶廠，並於兩年後在福建廈門創辦工廠，對台灣毛茶進行精加工。他們依仗其殖民主義的威勢，蠻橫地與國人爭資源、爭勞力。對晉商產生極大威脅的漢口俄人茶廠，所采用的生產手段比較先進，先是采用蒸氣壓制磚茶，比晉商茶廠出的產品整齊、結實，損耗也少。但難以保持茶葉原有的香味，為了補救這一缺點，俄商從光緒四年(1878)以後，逐漸使用水力壓機加工磚茶。“在漢口及九江一帶之俄辦磚茶廠，制造磚茶之方法簡單而有效。有一笨重之模型，上有精細花紋，放於水壓機中，不論紅茶或綠茶，經過平常制造過程後，再加蒸熱而放入模型中，其程序為先放一層上等茶，然後放一厚層之粗劣茶葉、再加一薄層上等茶於面上。俟復以模型後，再用水壓機重壓之。旋去壓力，取出模型，即得磚茶。經三星期之干燥，即告完成”（注：威廉•烏克斯（美）：《茶葉全書》（中譯本）上冊，第165頁。中國茶葉研究社1949年版。）。俄商的蒸氣機制茶或水壓機制茶效率較高，每台機器日產80簍，合1.2萬斤，比晉商的手壓機日產量多0.3萬斤，而且生產的廢品少，是晉商茶廠廢品的五分之一。他們以如此先進的加工設備和制作手段與中國民族資本對壘，表現出了較強的優勢。並且來得凶猛，僅僅幾年間，“漢口煙筒林立者，即俄商以機器制茶之屋也”（注：史念書：《清末民初我國各地茶業振興紀實》，見《農業考古》1991年第2期，“茶文化專號”。）。其生產加工的集中程度明顯高於晉商開辦之廠——經營規模較大，逐漸擠占了民族資本的地盤。

　　洋人來華開辦茶廠，雖然帶來了先進的機器設備及技術，但更多的是給我國造成了災難。俄人在鄂省建立機器制茶企業，是一種經濟侵略的重要手段，是一種資本輸出之方式，是長期以來商品輸出的發展結果，是殖民主義者由初級的經濟侵略階段轉向高級階段的體現。即他們由強行開辟中國市場、傾銷其商品發展到此時的深入中華內地，直接使用我國土地與資源，役使和剝削我國公民的地步。

　　在當時嚴酷的形勢下，湖北的晉商茶廠為了增加自己與洋人的競爭力，不得不以較為先進的設備來改善自己的制茶手段，提高其生產和加工效益之水平。光緒十九年(1893)前後，晉商便開始使用氣壓機和水壓機制磚茶，並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購進英國怡維生公司生產的烘干機，焙制散茶，色味俱佳。（注：《農學報》1897年，卷8，茶事彙談。）他們在不斷改進自己生產能力和技術水平的基礎上，使自己逐漸地轉化為新型的民族產業資本家，同時也使湖北產生了新一代的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近代加工工業。

　　二

　　茶葉是一種經濟作物，茶葉生產是以交換或出售為目的，其自給因素很小。所以馬克思將茶葉的生產與加工制作稱之為商業性農業。晉商在湖北大量植茶、制茶，無疑是為了運銷。該省的茶葉特別是紅茶，主要運銷於國內湘、鄂、豫、晉、冀、粵等地和海外英、美、俄等國。即當地出產的一部分紅茶被粵商運銷於湖南、廣東、香港以至英美，而大部分的產品是被山西商人運銷於河南、山西、河北、陝西、甘肅、內蒙、新疆以至俄國。

     　　晉商在中原地方的茶貿活動是附帶性的，一般采取順路灑銷的形式，將茶葉賣給小販，任其出售。晉商運銷茶貨的重點地區是北部邊疆，他們的茶務覆蓋面相當大，所經銷的主要是湘、鄂紅茶。史書記載，道、鹹時期，“甘肅茶務是這樣的，引地是甘肅、陝西、青海、新疆，兼及蒙古和西藏。銷數是每年二萬八千九百九十六引，每引一百斤，另帶損耗十四斤……來源是湖南安化（也有湖北）的紅茶、在西北（也）叫做黑茶，運抵陝西的涇陽，局部的壓制成塊，每塊重五斤，叫做磚茶；四川也有茶運銷，不過數量很小。引商分為東西兩櫃，東櫃是陝西和山西商人，西櫃是回民”。（注：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86頁。岳麓書社1984年版。）至同、光時期，左宗棠在西北整頓茶務，發行茶票，山西商人領票在這裡販運。當時，甘肅官茶運銷到新疆，哈密地方的茶貨存積不斷增多。“同時，晉茶照常湧入。這種晉茶，實際是從湖南（包括湖北）販來，因為是山西商人所經營，叫做晉茶。他們本就是甘肅官茶的引商，從歸化（今呼和浩特）經蒙古草地到古城子，然後配銷各地。大概南路天暖，人民喜食細茶；北路地寒，大家喜食粗茶。晉茶就多是粗茶；官茶就多是細茶。這樣，一以北路為主要市場，一以南路為主要市場，雙方平分秋色。”（注：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88頁。岳麓書社1984年版。）

　　在北部邊疆，晉商之茶務主要集中在蒙古，遠在康熙年間，駐庫倫經銷茶葉的山西商號就有12家，至乾隆、嘉慶年間增加到50多家，人數有6000多。清代後期，庫倫的旅蒙商號發展至400余家，其中開辦茶莊的晉商有100多家，2萬多人。他們不僅向高原漢人和游牧民族供應茶葉，而且還大量組織對俄出口茶葉，外貿規模越來越大。庫倫買賣城和東營子的人員與貨物因之與日俱增。恰克圖買賣城，雍正年間初立國際商埠之時，僅有幾家商號，至嘉慶初期發展到60余家。（注：清外務部檔案，外交類，中俄關系卷。）後來在道光時，此處的茶莊發展到了100家左右（全為晉人經營）。並且，在烏裡雅蘇台和科布多也有了進行國際貿易的旅蒙晉商商號及俄商之洋行。

　　在庫倫、恰克圖的茶商中，實力雄厚者主要是大德玉、大升玉、大泉玉、錦泰亨、錦泉湧、廣全喜、公合泉、恆隆廣、祥發永等十幾家晉幫商號。乾隆後期，他們每年由漠北蒙古高原輸入俄國的茶葉不下200萬斤。嘉慶五年(1800)，僅由恰克圖銷往俄國的茶葉就達2799900俄磅（注：《Chinese Repository》V01。XIV,1845。），有250多萬斤。進入道光年間，中俄茶葉貿易空前繁榮，出口數額大增。根據一份海外文獻統計，道光十六—十九年(1836-1839)，我國每年通過蒙古輸入俄國的茶葉（幾乎全是晉商經銷）平均為8071880俄磅（注：《Chinese Repository》V01。XIV,1845。），合700多萬斤，價值800多萬盧布。幾年後，“1843年，運至恰克圖交易的茶葉120000箱，其中花茶80000箱，家茶40000箱。價格數年沒有變動。此時一方箱家茶為60盧布，一箱二級花茶為120盧布，一長方箱（比方箱大二分之一）家茶為80盧布”（注：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2冊，第1284頁。中華書局1962年版。）。這時的茶葉貿易創彙每年可達1240萬盧布，折合白銀約500-600萬兩。鹹豐初年，仍然保持著良好的勢頭，賣給俄商的茶葉一年達15萬箱，計900多萬斤。這一時期的中俄貿易，就其形成和內容而言，基本上是平等、互利的貿易，雙方商務不失為公道之舉。並且，華商（晉商）對俄貿易特別是茶葉貿易具有很大的優勢，掌握著通商的主動權，年年呈現出超，不少的白銀從俄國流入。

　　這種形勢未能維持多久便發生了變化。當時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性質決定了晉商在對外貿易中難以一直保持正常的實力和地位，難以擺脫殖民主義的籠罩。同治元年(1862)二月，沙俄侵略者在《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的基礎上，又強迫中國政府與之締結了《中俄陸路通商章程》，於東南沿海通商權的基礎上，又取得了天津的通商權，並攫取了低稅率的特權和深入內地采購土貨（包括茶葉）及其加工制作權利。更為嚴重的是，軟弱無能的清政府允許俄商從中國運貨出口，只納正稅，有關票規銀、釐金的征收皆予以優免。同治五年(1866)，沙俄又“強迫清政府取消了天津海關的子口稅，使俄商運茶成本大為降低。這樣就為俄商勢力在中國的擴張開通了道路。結果，山西茶商的利權被奪，生機頓減。從前恰克圖國際商城的120家山西商號到同治二年(1863)以後，因受外力的衝擊而紛紛倒閉，只留60多家。到同治五年(1866)之後，恰克圖“買賣城只剩下了四個老的山西行莊。並且……在這項貿易（茶葉貿易）上，中國人不能和俄國人競爭，因為在轉運恰克圖的過程中，俄國人持有的茶葉上稅少，中國人持有的茶葉上稅多”（注：檔案：1868年海關貿易報告冊，第2-4頁。）。盡管同治七年(1868)清政府在晉商的強烈要求下，下令削減了一些釐稅和浮收雜稅，但很不夠，根本沒有享受到像俄商那樣的稅務優待，估然不能夠擺脫出口買賣上的困境，依舊免不了在與俄商的商務較量中遭受失敗。對此，時人寫道：“自江漢關通商以後，俄商在漢口開設洋行，將紅茶、磚茶裝入輪船，自漢運津，由津運俄，運費省儉，所運日多，遂將山西商人生意占去三分之二。而山西商人運茶至西口者，仍走陸路；赴東口者，於同治十二年稟請援照俄商之例，免天津復進口半稅，將向由陸路運俄之茶，改由招商局船自漢（漢口）運津，經李鴻章批准照辦。惟須仍完內地稅釐（釐金），不得再照俄商於完正、半兩稅外概不重征，仍難獲利，是以只分二成由漢運津，其余仍為陸路。以較俄商所運之茶成本貴而得利微。深恐日後，俄商運舉更多，而山西商人必致歇業。”（注：王先謙：《議復華商運茶赴俄、華船運貨出洋片》，見《劉坤一遺集》奏疏稿，卷1。）俄商勢力就是這樣在本國殖民主義的支持下，大張旗鼓地在中國發展的。當時國運衰退、世道險惡，毫無情理可言，外國人運中國貨物出口竟能得到稅法上的令人難以理解的超常的優待，而中國人運中國貨反倒要受到政策上的歧視，遇到清政府重稅的抑制，於海上航運的茶貨竟要繳納陸路上的各種釐金（晉商販茶出口，除交納正稅外，到恰克圖，每票復交票規銀50兩。鹹豐十年後，因軍餉支絀，規定每商票一張，在察哈爾都統衙門，捐輸釐金60兩銀），實在是咄咄怪事，欺人太甚。顯然，晚清的國家主權受到了外國侵略者的控制，清政府已經變為外國殖民主義者對中國人民進行民族剝削和民族壓迫的工具。換言之，在沙俄的一再逼迫下，清廷越來越走向買辦化，它的統治職能越來越趨向反動，逐漸俯首服從於外國資本主義的意志。同治末年(1874)，在惡劣的內外環境中，晉商輸入俄國的茶葉降到6萬擔（600萬斤），到光緒四年(1878)，晉商由湖北、湖南等處運銷於俄國的茶葉又降至5.5萬擔，其中80%的是紅茶和磚茶，而同年俄商直接從中國武漢等處販去的茶葉則猛增到27.5萬擔（注：渠紹淼等：《山西外貿志》上冊，第84頁。山西地方志編委會內部刊印1984年。），是晉商在蒙古組織出口的5倍之多。這一方面是由於那時華北遭受大旱災，牲畜倒斃過多，晉商缺乏運茶工具，但更重要的是，殖民主義因素在起作用，即俄商在湖北直接開辦茶廠，用蒸氣手段壓制磚茶，以宗主國國民的身份無理地幾乎是無償地開發利用我國的茶葉資源和獲取鄂省的廉價勞動力，大量降低成本。並得到中國官方給予運銷上的政策優惠，從而更有力地侵奪中國商利之故。

　　山西商人在對俄商務競爭中，曾進行過頑強的努力，並曾取得過較好的效果，但終究因為當時國際環境不良和晚清政府特殊的政治性質，而不能夠持續發展。原來在同治六年(1867)茶商程化鵬、余鵬雲、孔廣仇等代表商界提出削減茶稅和直接赴俄國售貨的強烈要求。他們通過綏遠城將軍將自己的意見轉達給朝廷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恭親王奕訢。當時清政府鑒於政治上的需要和迫於商界的壓力，於同治七年(1868)批准了晉省茶商赴俄貿易的請求（注：《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57。），也與俄政府達成協議，並暫時實行以每票販1.2萬斤茶葉而納25兩銀的輕稅，“以示體恤”。於是，不少山西茶商重返恰克圖，進而通過艱苦的征程，深入俄國地界，另辟市場，謀求商務擴展。史稱“恰克圖……都是晉幫商號……各商號在莫斯科、多木斯克、耶爾古特斯克、赤塔、克拉斯諾亞爾斯克、新西伯利亞、巴爾納烏、巴爾古金、比西克、上烏金斯克、聶爾慶斯克等俄國較大城市……都設有分莊”（注：路履仁《外蒙古見聞紀略》，見中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集》第63卷。）。這些晉商在同治八年(1869)，通過境外分莊向俄國組織出口功夫茶4.8萬擔，紅茶、磚茶和綠茶為6.2萬擔，與俄商該年販運茶葉總量相當。同治十年(1871)晉商輸俄茶葉多達20萬擔，超過俄商販運量（11萬擔）近一倍。對此文獻記載，“還有大量的茶葉，由陸路運往恰克圖及蒙古。過去的年代沒有統計數據可供查考，但是，據海關稅務局麥克佛森先生(Macphenson)說，1871年，由陸路運的茶葉數量共為26957930磅，計磚茶12149584磅，紅茶14808346磅。在對俄海上貿易開始以前，這種極為發達、極為巨大的茶葉貿易是由山西商人經營的。大部分的茶葉，經恰克圖運往俄國市場。”（注：檔案：1872年海關貿易報告冊，第124頁。）事實證明，如果不是清政府腐朽、國家主權喪失，憑晉商的聰明才智和長久的行商實力是不會落後於俄商的。他們雖然受挫，但只要有了相應的機會和條件，就能再現輝煌。只因清政府又搞起了所謂“引俄制日”的政策，進一步放縱俄商的侵略，允許其在我國內地恣意妄為，欺行霸市，抑勒茶葉收購價，大量剝削茶農（注：（清）卞寶：《六制軍奏議》卷5，奏體察鄂省加增茶課窒礙難行折。），加大晉商的競爭壓力。同時清政府又施行限制民族商業資本發展的辦法，只限定恰克圖一處對外貿易（關閉蒙古的其他各口），並逐漸加重商稅，致使晉商對俄出口茶葉業務又滑坡了。再加上宣統元年(1909)俄國單方面突然宣布對在俄國的華商實行重稅（每普特茶葉征稅2500-3500文錢），這樣對俄貿易的山西茶商又陷入困境，直至終清，再無發展之機，運銷俄國的茶葉又跌到了5萬擔左右。

　　綜合起來看，我國晚清的茶葉經濟是與當時的國際環境、民族地位、社會性質、國民權益保障等問題相聯系的。它以產、運、銷為基本結構，以栽培、采集、加工等生產程序為基礎和核心，以市場為經營之導向，並深受政治之影響。

　　盡管晉商茶葉貿易在同、光時期發展不順利，步履維艱。但商、農共同開辟了一個新的經濟領域，在湘、鄂的紅、黃壤上，首先制造和發展紅茶，創造出了偌大的幾塊紅茶基地，以足量產品供應華北和中原人民飲用，成功地開發地力，為國興利。他們使紅茶享譽歐洲特別是俄國，進而將中國的茶文化傳播到海外，進一步促進了中俄經濟和文化交流。俄人記載，紅茶的邊貿，使“涅爾琴斯克邊區的所有居民不論貧富、年長或年幼，都嗜飲磚茶（以紅茶為原料）。（該）茶是不可缺少的主要飲料，早晨就面包喝茶，當作早餐。不喝茶就不去上工。午飯後必須有茶。每天喝茶可達五次之多，愛好喝茶的人能喝十至十五杯。不論你什麼時候去到哪家去，必定用茶款待。”（注：（俄）瓦西裡•帕爾申：《外貝加爾邊區紀行》。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不僅這一地區如此，而且，“所有亞洲西部游牧民族均大量飲用磚茶（紅茶），時常把磚茶當作交易的媒介”（注：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2冊，第1284頁。中華書局1962年版。）。晉商與湖廣茶農培育和制作了最適合俄國和西亞人飲用的紅茶，並將之積極組織出口外銷，在世界飲食文明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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