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羊樓洞和羊樓洞磚茶
羊樓洞在赤壁市西南，地處幕阜山兩段余脈的北麓。它三面環山，峻嶺連綿。正西面山口是一片蔥綠的丘陵，崗巒起伏。這裡土質肥沃，呈酸性，雨量充沛，適宜茶樹的生長。馳名中外的松峰綠茶便產自羊樓洞松峰山上。
羊樓洞種茶的歷史相當悠久。
相傳自唐“太和”（公元8 2 7一公元8 3 6）年間皇詔普種山茶起，此地便將野生的山茶進行人工栽培，史稱“松峰茶”（《蒲圻地名志》）。宋真宗景德三年（公元1 0 0 6年）官府以兩湖茶葉與內蒙實行茶馬交易，刺激了茶葉的生長。茶磚的制造，也“相傳始於宋代，當時以金泊茶磚進貢皇室，且用茶磚在馬市作為通貨，以易馬匹，茶磚之正式貿易、即濫觴於此。茶馬比價，大抵元豐六年（公元1083年）以後，上馬一匹值茶磚一塊。紹熙（公元1190年）以後，下馬亦值十磚。上馬則非銀帛不辦”（《湖北羊樓洞老茶生產及運銷》1 9 3 4年1 0月）。明嘉靖初（公元1522年）羊樓洞制茶業已相當發達，為了便於運輸和儲存，將茶揀篩干淨，再用蒸氣加熱，然後用腳踩制成園柱體形狀的“帽盒茶”（又叫功夫茶）這種帽盒茶，便是青磚茶的前身。
由於加工方法的改進，使茶葉加工由家庭手工業開始過渡到具有資本主義萌芽性質的手工工廠（作坊）。但官府對茶馬貿易的壟斷和對茶葉生產者的重利盤剝，使茶葉加工業的資本主義萌芽遭到了遏制。一直到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 6 97年）玄燁親征噶爾丹後，廢除了明代設置的茶馬司（注一）和馬市，開放了漢蒙民族的民間貿易，主要銷往邊疆的羊樓洞帽盒茶制造業又再度興旺起來。
1840年鴉片戰爭後，海運開通，外洋制造的機器輸入，代替了笨重的體力勞動，帽盒茶逐漸轉為用機器生產。光緒初年，是羊樓洞茶磚生產極盛時期。除專為外商（洋行）收購和加工的帶有買辦性質的廣東幫外，山西幫的二十多家茶商都在羊摟洞設莊收茶制磚。每年采摘茶葉時，通城、崇陽等縣剩余勞力多湧至羊樓洞，受雇於各茶莊，或打零工作短工，或肩挑販運。居民（包括流動入口）多達四萬多人，京廣雜貨，綢鏝布匹，各貨俱全，人稱羊樓洞為小漢口。
像所有的民族資本所經營的工業一樣，它們與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當帝國廣義侵略勢力深入到內地時，它們也面臨倒閉的危險。第一次世界大戰，出於帝國主義無暇旁顧，羊樓洞的茶業也得以喘一口氣復蘇過來。然好景不常，當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踏上羊樓洞時，它們衰敗了下去了，而且是一蹶不振。只有解放後，羊樓洞的磚茶才徹底得到了新生。
二、羊樓洞磚茶業滄桑
在近代，在羊樓洞開設茶莊，壓制磚茶運銷邊疆的“以山西幫勢力最大（帝俄經營的洋行除外），1 927年（民國1 6年）以前，山西幫二十余家，資本皆在二萬元以上至五十余萬元，老磚茶行銷內外蒙古，尤以外蒙行銷最多。" （《漢口商業月刊》二卷二期，1 9 3 5年2月）
據1909年3月1 5日《申報》載“振利茶磚總公司，1 9 0 9年設立，所在地湖北羊樓洞，資本額六十九萬九干元，經營性質商辦，創辦人萬國梁”。除振利茶磚總公司外，屬於山西幫著名的茶莊還有以下幾家：
天聚和茶磚廠，男女工2 76名，每年制各等茶3 6 50箱，值洋4 5 0 0 0元（均為銀洋，下同）。
長盛川茶磚廠，男女工2 2 6名，每年制茶磚5 0 0 0箱，值洋7 5 0 0 0元。
大德生茶磚廠，男女工1 9 8名，每年制茶磚3 0 0 0箱，值洋4 50 0 0元。
興隆茂茶磚廠，男女工2 5 6名，每年制茶磚4 0 00箱，值洋6 0 0 0 0元。
寶聚興茶磚廠，男女工1 7 2名，每年制茶磚3 500箱，值洋5 20 0 0元。
三玉川茶磚廠，男女工24 9名。每年制茶磚4 000箱，值洋60000元。
天順長茶磚廠，男女工3 0 1名，每年制茶磚4 500箱，值洋77 5 00元。
巨貞和茶磚廠，男女工4 28名，每年制茶磚4 80 0箱，“值洋7 2 000元。
巨盛川茶磚廠，男女工3 98名，每年制茶磚3 0 0 0箱，值洋45000元《湖北全省實業志》卷三，民國九年)。
內中三玉川茶磚廠壓制的青磚茶，最初都印有“三玉川”牌號標記，由蒙古族人創立、總號設在烏蘭巴托的大盛魁商號經銷’，它在蒙古族牧民中享有很高的信譽。由於“三玉川”的磚茶牌號出了名，加之供不應求，所以羊樓洞的青磚茶，便把牌號統統改壓為：“川”字標記。後來沙皇在羊樓洞開設磚茶廠，’但蒙古牧民把“川”字磚茶看作是國產“洞莊'的標記，’爭購國貨，拒買俄國制磚茶。
羊樓洞磚茶廠，除上面開列的十幾家外，另外值得一述的有“義興"和“聚興順”兩家。它們都開辦於民國初年，興旺於二十年代。
“義興”、“聚興順”的總號設在山西省榆次縣，在湖南設采購站，在羊樓洞設廠壓制磚茶，而在張家口、綏遠、包頭等地辦理經銷事宜，由榆次總號綜核帳目，管理人事，掌握行情，調撥和周轉資金，它們規模最大，資金最雄厚。
“義興”茶莊座落在羊樓洞馬鞍山腳下一片平展的場地上'它用產自松峰山的茶作原料，引“觀音泉”水壓制磚茶。《蒲圻縣志》記載有“每歲西客（注：指山西客）於羊樓司、羊樓洞買茶，其磚茶用白紙緘封，外粘紅紙，有本號‘仙山名茶‘等字”。
“義興”生產發展較快，從用木架到用牛皮架最後用蒸氣鍋爐為動力，有三部機器壓磚，年產可達五、六萬擔，僅揀茶工就達千人之多。" （見《洞茶今昔》）。其所生產的磚茶，經包頭、張家口運銷蒙古：
二十年代初。歐戰方殷，帝國主義無暇東顧，羊樓洞磚茶業出現了短暫的興旺。“茶莊二十余家，資本最多的達五十余萬元，廠房一座座，煙囪一排排（《洞茶今昔》）。但自一九三一年以後，羊樓洞磚茶業陷入了一蹶不振的境地。在羊樓洞茶莊中，歷史最悠久的三玉川於一九三O年停業，到一九三三年完全破產。這年羊樓洞二十八家茶莊倒閉了九家，第二年，又倒閉了四家。只剩下十五家了，而且資本大都很少，有的甚至只有數百元。一九三五年，資本比較雄厚的“義興”由年產五至六萬箱，下降到五千箱。到一九三六年，山西商的磚茶莊只剩下“義興”、“聚興順”、“興隆茂”、“長玉川”和“昌生”五家。五家總共一年只能壓磚茶二萬箱。茶廠倒閉，導致市場冷落，生意蕭條。號稱“小漢口”的羊樓洞日趨沉寂了。
三、沙皇魔掌伸向羊樓洞
茶葉自明代傳人歐洲後，受到各國人民的普遍歡迎，與咖啡、可可並列為三大飲料。十六世紀中葉，侵擾當時邊疆的哥薩克，把茶葉經西伯利亞帶到歐俄。從此，老沙皇在覬覦中國東北、西北邊境時，一直把掠奪中國茶葉作為他重要目標之一。
咸豐十一年（公元1 8 6 1年），漢口開埠，俄商就在漢口設立阜昌，隆昌，順豐、源太，百昌和橷泰等洋行大量掠購中國茶葉。又於同治二年（1 8 6 3年）特地派人來羊樓洞“出資招人包辦”（《中國實業》第二卷第一期）監制磚茶。
大約在同治十二年——十三年（公元1 87 3——1 8 7 4）之間，尼古拉一世的親戚貴族財閥巴提耶夫所經營的阜昌，隆昌兩洋行，將在羊樓洞開辦的茶莊停業，遷到漢口新廠用機器壓制茶，把羊樓洞變為他們的原料供應地。羊樓洞磚茶業的民族資本便受到嚴重的威脅，而廣大茶農更是直接身受俄商的盤剝。
在羊樓洞茶市上，每當新茶開摘，俄商挾其雄厚的資本，先誘以高價，吸引新茶上市。等到大批新茶湧到，便制造種種借口壓低價格，或訛詐勒索，其回扣一項就高達百分之二十至四十，迫使茶販蝕光老本。至於茶農更遭到“香金”、“租子”、“下盤”、“扣洋”、“割耳”、“殺尾”（注二）等三十多種名目繁多的盤剝，以致茶農成年累月辛勤勞動，都掙不到一頓飽飯。（《莊晚芳：《中國的茶葉》）
沙俄茶商對羊樓洞茶葉的掠奪與對茶農、茶販的剝削，是在老沙皇的直接支持與庇護下進行的。一八九一年，俄皇太子來中國“游歷”，特地專程路過武漢，親臨阜昌等俄商磚茶廠視察。俄皇太子這次視察，煽起俄商掠奪羊樓洞磚茶的狂熱，嚴重地阻礙了羊樓洞民族資本磚茶加工業的發展。一八六三年以前，羊樓洞的幾十家茶莊，以及他們在蒙古的銷售莊，不到幾年就相繼倒閉。
到十九世紀末，沙俄取代英帝國主義對華茶葉貿易的壟斷地位。從此以後，羊樓洞的“川”字牌青磚茶因國內邊疆市場縮小，銷路日減，便只能任俄商低價收購了。這樣一來，致使羊樓洞磚茶廠進入了慘淡經營的歲月。到二十世紀初，主要經營兩湖茶葉邊銷的“大盛魁”，也因無法和俄商對抗而敗下陣來，不久也就倒閉了。
四、日寇對羊樓洞磚茶的掠奪
一九三八年秋，日本侵略者鐵蹄踏進了羊樓洞。首先，侵略當局委派了清水俊仁、井上哲、二橋四次郎、中村圖一郎等人，伙同“義興”和“聚興順”總號駐漢代理人宋維鏞、侯效岐等人，在武漢聯合成立了一個“制茶株式社會”。一九三四年，宋、候二人便命令羊樓洞的“義興”茶莊老板王致中、“聚興順”茶莊老板韓弼臣，把兩家茶莊改為中日合辦，更名為“武漢制茶株式社會”第一茶廠和第二茶廠，（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武漢日報》）。並派了日商纓井操和西山哲來廠監督。從此以後，“義興”、“聚興順”兩茶莊的性質，也就由民族資本變為日偽資本。制茶工人在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的雙重壓榨下，備受凌辱。
日本侵略者借助法西斯統治和殘酷的剝削，在羊樓洞壓制了兩年磚茶。（一九四三----九四五年）他們把磚茶運往蒙古，賺取高額利潤，以‘滿足其在侵華戰爭中的財政需要。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侵略者宣告無條件投降，他們在羊樓洞的經濟侵略勢力也徹底完蛋。
五、劫收“勝利果實”
一九四五年日本侵略者投降，抗戰時期在恩施設立的湖北民生茶葉公司（官辦），派了一個叫賀發清的“接收大員”來到羊樓洞，借口沒收“日偽財產’’，要接收“義興“、“聚興順”兩家茶莊，獨吞勝利果實。“義興”、“聚興順”的資本家不甘心，便以所謂“民族資本”為由，尋找靠山，與民生茶葉公司的賀發清打起官司來。王致中、韓弼臣找到羊樓洞商會會長鄧晉封，請他幫忙。鄧晉封立即給國民黨湖北省政府秘書長鄧翔海寫了一封信，請求庇護。鄧翔海趁湖北省政府頒發所謂《發還民營工廠辦法》之機，把“義興”、“聚興順”兩家茶莊包庇下來，以所謂“民族資本”名義，全部發給王致中和韓弼臣。“義興”、“聚興順”依恃鄧翔海進行對抗。後來事情竟成了積案，一直打到省高等法院，官司打了幾年。因為雙方各有後台，勢均力敵，相持不下，官司一拖再拖，不甚了了。直到一九四九年羊樓洞解放為止。（唐蓀根據《洞茶今昔》及有關資料編寫）
（注一） 茶馬司，官署名。北宋初設市馬務。熙寧七年(1074年)設提舉成都府路賣茶公事，後改稱都大提舉茶馬司，南宋時轄秦（陝西），川（四川）兩茶馬司；管理用川茶與藏族貿易馬匹，以及馬邦運輸等事．明初在秦（今甘肅天水）、洮（今甘肅臨潭），河（今甘肅臨夏）三州。清代在陝西，甘肅兩省均設茶馬司．其職掌當同前代，宋代茶馬司設提舉官．明、清設大使，清初又在陝，甘兩省設茶馬御史專理其事，一般稱為茶馬御史．
（注二） “香金” 租子”為中間行商扣除茶農之佣金；“下盤” “扣洋”為行祖； “割耳朵” “殺尾"為壓價收購殘剩次茶價；均為剝削茶農的手段。見《俄國在天津的轉口貿易的補充報告》轉引《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二冊；第一三九頁。
資料來源：http://topic.cnhubei.com/2013/0828/8229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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