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代中葉，晉商就開始來羊樓洞制茶、販茶。只是最初不叫磚茶，而叫帽盒茶，經營這種茶的山西人，叫盒茶幫。他們將所制之茶，運到蒙古、新疆及俄國西伯利亞各地銷售。據記載，鼎盛期羊樓洞每年輸出磚茶幾十萬擔。羊樓洞也因此名揚海內外。“羊樓洞”三字，在蒙古和俄羅斯人眼中，即茶葉聖地。
1727年（清雍正五年），沙俄女皇派遣使臣來華，訂立《恰克圖條約》，晉商在恰克圖中方一側迅即建立了一個“買賣城”（貿易集市），把從羊樓洞等地加工的茶葉經過長途運扺全部集中於此，俄商攜貨彙集到這裡批發磚茶，然後銷往俄國境內及周邊地區，從中嘗到甜頭。
咸豐十一年（1861年）以前，一直是晉商壟斷著湖北、湖南的茶葉販運，他們將兩湖茶葉經陸路運往恰克圖銷往俄國。這種由俄商、晉商分工負責，只在恰克圖交易的模式維持了一百多年。
同治元年(1862年)，俄國政府據《中俄陸路通商章程》取得了通商天津稅率比各國低三分之一等特權。自此俄商得以享受特權，深入到中國內地攫取物產和推銷其產品。漢口開埠後，俄商緊隨英商之後，來漢設立茶商辦事處，收購紅茶。兩年後，雄心勃勃的俄商不滿足在漢口從華商手中收購茶葉，將觸角伸向以羊樓洞為中心的鄂南茶區，在那裡自設行莊，直接從茶農手中收茶。並自辦了順豐茶廠，用手工方式制造磚茶。到1865年，有半數以上的經由天津發往恰克圖的磚茶是俄國人自己在羊樓洞等地加工制造的。可見其生產量之大。以後，俄商在鄂南茶區又陸續開辦了新泰、阜昌等8家磚茶廠。同治五年（1866年），俄國政府又強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關的復進口稅，即免征茶葉的半稅，使俄國的販運成本大幅下降。
據《晉商史料全覽》記載：“從同治元年(1862年)開始，俄國商人已經在羊樓洞和羊樓司建立茶棧，收購和販運茶葉。由於俄商享受免除茶葉半稅的特權，又是水陸並運，大大節省了費用，所以俄商販茶業務扶搖直上，從同治四年(1865年)的1647888磅，猛增到同治六年(1867年)的8659501磅。”
張正明、張舒著的《晉商興衰史》（山西經濟出版社）也揭示，晉商由於清政府的限制，不能享受水陸運輸之便，並且要付出數倍於俄商的釐金稅收。同治十二年(1873年)，晉商為了節省運費，准備像俄國一樣把湖北茶經水路運至天津，再走陸路販到俄國，但清政府對晉商的這一計劃橫加干涉並要求走水路的晉商，仍按走陸路一樣收取釐金稅。
由於俄商享受特權，在這場不公平的競爭中，使晉商在內的華商損失慘重。清末實業家王先謙在他的《議復華商運茶赴俄、華船運貨出洋片》（見《劉坤一遺集》奏疏稿，卷1)提出：“自江漢關通商以後，俄商在漢口開設洋行，將紅茶、磚茶裝入輪船，自漢運津，由津運俄，運費省儉，所運日多，遂將山西商人生意占去三分之二。而山西商人運茶至西口者，仍走陸路；赴東口者，於同治十二年稟請援照俄商之例，免天津復進口半稅，將向由陸路運俄之茶，改由招商局船自漢(漢口)運津，經李鴻章批准照辦。惟須仍完內地稅釐(釐金)，不得再照俄商於完正、半兩稅外概不重征，仍難獲利，是以只分二成由漢運津，其余仍為陸路。以較俄商所運之茶成本貴而得利微。深恐日後，俄商運舉更多，而山西商人必致歇業。”
鄧九剛先生著的《茶葉之路——康熙大帝與彼得大帝的商貿往事》中也披露：“占據優勢的俄商在中國的土地上欺行霸市，氣焰十分囂張。他們在漢口、羊摟洞等各產荼區欺行霸市任意壓價，不惜采取卑劣手法使茶農和中間商受損，這些行徑引起當地商人和茶農的不滿，遂激起民憤。”
光緒二十年三月間，蒲圻發生了一件驚動朝廷的涉外事件。俄國阜昌茶行商人達尼羅夫前赴羊樓洞辦茶，當他們行至新店時，被該處閑人圍困，內有無知頑童擲石將達尼羅夫致傷。並且羊樓洞地方出有匿名揭帖等不穩定之事。當時官府、民間都心知肚明，知道事件起因也是由於晉商及本地商人與俄商的競爭。
光緒二十年五月初七日湖廣總督張之洞發布《曉諭產茶各處示》，嚴厲要求各地：爾等須知洋商買茶於爾等一方生計有關，正宜和平交易，豈可懷疑滋擾？況匿名揭帖例禁綦嚴，爾等切勿誤聽奸匪訛言，無故生事，既蹈法網，亦誤生業。自示之後，務宜平心熟思，各安生理，見有買茶洋人不得懷疑生事，儻敢造謠惑眾，滋生事端，定即嚴拿重懲。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俄國在漢口各洋行磚茶廠停辦，使得漢口輸往俄國的茶葉大減，以漢口出口為主的磚茶貿易受到一定影響。但是由於俄國洋行的倒閉，去掉了強大的競爭者和掠奪者，被俄商占領的那部分市場又回到了華商的手中，給民族工業創造了一定的發展機會。
此時除原有華商磚茶企業外，山西商人還在羊樓洞創辦了義興、聚興順等兩家磚茶廠，最高年產量曾達4～6萬擔。1926年國民革命軍占領武漢後，蘇聯商人才在漢口成立協助會，在羊樓洞委托華商收購，並委托太平洋行茶磚廠（即以前的新泰洋行）壓制磚茶，同時收買山西茶商的制成品。
資料來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c40f430101a3l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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