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家藝
有關新疆茶務問題，史籍記載，向多齟齬，筆者數年前曾寫了一篇《清代新疆茶務發展述略》的文章（載《明清論叢》第七輯），就其發展變化經過作了較為全面的闡發。然因篇幅限制，有些疑難問題，並沒有真正展開，本文擬在此再作些補充探索。
一、每年輸入新疆官茶額數探研
要了解這一問題，首先必須弄清新疆官茶與甘肅官茶關系。
清代茶法，基本上沿襲明代。《清史稿·食貨志》雲：“明時茶法有三：曰官茶，儲邊易馬；曰商茶，給引征課；曰貢茶，則上用也。清因之，於陝、甘易番馬。他省則召商發引征課，間有商人赴部領銷者，亦有小販領於本州縣者。又有州縣承引，無商可給，發種給茶戶經紀者。”[1]
陝甘茶馬，舊分五司。西寧司駐西寧，洮州司駐岷州，河州司駐河州，莊浪司駐平番，甘州司駐蘭州。以御史一員專轄。尋改差部員，令甘肅巡撫兼管。五司，舊有額引27296道。其中西寧司9712道，洮州司3300道，河州司5132道，莊浪司5152道，甘州司4000道。雍正年間，以馬匹足敷供應，廢中馬法，改招商納引。然因管理不善，致使庫茶大量積壓。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甘肅巡撫吳達善以洮岷司“地處偏僻，土瘠民貧”，所收茶封，難以售變，“往往積至數十萬封，始請疏消”，請將洮司額頒茶引，撥歸甘、莊二司，“給商征課”。時值清軍統一天山南北地區，各地駐兵屯田相繼展開，亟需茶葉以濟急用，故其所請，很快便取得了清朝政府的允諾。二十七年，又以河州司雖近青海蒙古，“而一切交易俱在西寧，從不一赴河州，其情形與洮司無異，亦行裁汰，其額引五千道並歸甘，莊二司”。[2]
從有關記載看，所謂“將洮、河額頒茶引撥歸甘、莊二司”一事，實際上則是全歸甘司所有。因為在上述二司中，只有甘司之茶，才能直接灌輸於新疆南北兩路。有關這一點，我們可以從道光二年那彥成奏定新疆行茶章程中得到證實。他說：“新疆為甘司行引之區，久已有定界，難容私販充斥，以致官引滯銷，虧短國課。”[3]這就是說，新疆所有官茶，皆來之於甘州司所頒之額引。清楚了這一點，那末，當時新疆官茶額引數，則可不言自明，這就是甘司原有的4000引與洮、河二司額引數之和。換句話說，其時輸入新疆之官茶，應當是12432引。
甘肅茶法，“每引納官茶五十斤，余五十斤由商運售作本”。又雲：“定每茶千斤，概准附百四十斤，聽商自賣。”[4]意思是說，商人每運茶100斤，除交官茶50斤外，余50斤包括附茶共64斤，商人可自行銷售。
何謂“附茶”？“附茶”原是官方為提供茶商作酬勞和損耗之茶，因許其與自售作本的“正茶”一起運銷，故稱之。考其來源，明時已有所見。例如《明史·食貨志》載：“五年（隆慶）令甘州仿洮河、西寧事例，歲以六月開中，兩月內開馬八百匹，立賞罰例，商引一二年銷完者賞有差，踰年者罪之，沒其附帶茶。”[5]《甘肅通志》說：“明陝西置茶馬司四。河州、洮州、西寧、甘州各府並赴徽州茶引所批驗。洪武初，上引五千斤，中引四千斤，每七斤蒸曬一篦，運至茶司，官商對分。官茶易馬，商茶給賣。每上引給附茶七百斤，中引五百六十斤，下引四百二十斤，名曰酬勞。”[6]
新疆官茶與附茶原是兩個含義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搭放兵餉”之茶，而後者則是指商人即官商自賣之茶。但在有關記載中，有時是將其加以嚴格區別的，例如乾隆二十七年（1762）陝甘總督楊應琚說：“新疆雖需官茶二萬七百余封，應陸續運貯，令官兵領買，稍加運費，較買自商人，尚屬減省，將來遇有換班兵，更可酌為攜帶。現在巴裡坤、哈密先行撥運，再由內地運往。”[7]但將二者視為一體的也屢見不鮮。例如紀昀《烏魯木齊雜詩》：“閩海迢迢道路難，西人誰識小龍團。向來只說官茶暖，消得山泉沁骨寒。”詩中所說的“官茶”，實際上就是指附茶而言，這可以從作者在其詩注中得到佐證。“佳茗頗不易致，土人惟飲附茶，雲此地水寒傷胃，惟附茶性暖能解之。商為官制，易馬之茶，因而附運者也。”[8]清代甘商所運正茶、附茶，向皆“湖南安化所產之湖茶”。[9]之所以將附茶也稱為“官茶”，目的是為與從北路輸入的晉茶即私茶相區別而已。道光初年，那彥成以甘肅“官茶壅滯”，奏請制定“新疆行茶章程”，其所說之“官茶”，也是這一意思。
據《清朝續文獻通考》記載，從乾隆五十一年（1786）起，清廷因榆林府官引壅滯，即將其所引1000道中撥出500道歸甘州司行銷。嘉慶二年（1797年），又以其“原留額引五百道仍屬壅滯”，撥出400道歸甘州司。“十年（1805），復以甘州茶引不敷行銷”，“增引八百道”。[10]經過數次調整，促使甘肅官茶額引由原來的27296道躍升至28996道。這些新增引數，實際上都歸屬於甘州司所有。這就是說，甘州司額引已從原先12432引上升為14132引了。
根據甘州司所持額引計算，則大體可知，自清朝政府統一新疆後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其每年輸入官茶（包括“搭放兵餉”11萬余斤）約為18萬余封，90萬余斤。而自嘉慶十年（1805）起至道光年間，其每年輸入官茶則為20萬余封，100余萬斤。
以上數字，雖不能說十分准確，但基本上是可信賴的。道光八年（1828），欽差大臣那彥成在其“禁奸商私販並設局稽查”的奏折中說：“臣那彥成出關時，沿途探訪，並行查蘭州、涼州等及口外各城。據蘭州道奏稱，南北兩路，除烏裡雅蘇台、科布多二城，向食北路商茶。伊犁、塔爾巴哈台、烏什三城，向例兵餉搭放茶封外，其余十二城，均系自其引地，歲行官引九千九百余道加以帶銷帶引及撥運官茶，約計二十余萬封，向系官商運至涼州發莊，聽往來客販轉運出關，隨地銷售。”[11]那彥成所說，值得注意地方有二：一是“歲行官引九千九百余道”。一是“加以帶銷帶引及撥運官茶二十余萬封”。這兩個問題，前者較為費解，尚不知其所自出。後者則可一目了然，是甘司額引數與撥運官兵搭餉數之和。
新疆規復後，官茶行銷實施以票代引。然其每年額銷茶又有多少呢？《新疆圖志》記載，“舊發茶票三百五十張，南商改辦晉茶，續發茶票一百五十張。伊犁創辦公司，請發茶票三百五十張，常年銷數”。[12]以上記載，因說的很含糊，乍看起來實令人莫名其妙。但細為觀察，它其實是包含著三個不同歷史時段的輸入數在內。
首先，是“舊發茶票三百五十張”。這裡的“舊”字是指何時？文中沒有明確交代。從已有資料看，當是指建省前後的一段時期。倘推斷無誤的話，按以票代引法每票給茶5000斤，外給損耗700斤推算，其時每年輸入之磚茶，當為39萬余塊，合199萬余斤。但據《清朝續文獻通考》等記載，官茶的行銷並未因新法的實行使滯銷現像有所改變，相反是“私茶充斥”日見嚴重。自同治十二年（1873）左宗棠發行第一案茶票後，中隔近十年，至光緒八年始發行第二案茶票。時“每歲約銷一百余票”，到光緒十二年（1886）尚沒有完全銷完。當年又續發第三案茶票，共409張。此後每隔兩三年左右便續發一案。截至光緒二十八年（1902）始發第十一案茶票。[13]倘從光緒八年起，其茶票數按第三案發行數計算，則其每年的發行數量實際上只有194票左右，折合茶葉僅為22萬余塊，110萬余斤。這與《新疆圖志》所說，顯然有很大的出入。個人看法，似以《清朝續文獻通考》等所說較接近於事實。
其二、“南商改辦晉茶，續發茶票一百五十張”。這當是指光緒三十年（1904）之後數年。《清德宗實錄》記載，松蕃奏：“新疆伊塔一帶，本系南商官茶引地，近因晉商私茶充斥，官運滯銷，現南商另請新票，赴湖北羊樓峝采辦茶磚，送至關外各處行銷，應准其試辦，下部知之。”[14]據此計算，則自次年起，其每年輸入之官茶，只約相當於39萬余塊，196萬余斤。
其三、是“伊犁創辦公司，請發茶票三百五十張”。伊犁茶務公司建置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初為官商合辦。後因“用人行事，利權不一，東鱗西爪，使不相聞，雖在同謀，亦懷疑二經手者掉動不靈。又值湖商不服，甘督力爭”，加以協餉奇缺，“以致奏准三年，尚難開辦”。[15]及至宣統二年（1910）改歸商辦後，始請遵章發給第一案茶票。似此看來，其正式運行已是宣統三年了。這就是說，及至清末民初時，其每年輸入之官茶應當是79萬余塊，395萬余斤。
二、新疆晉茶非甘肅官茶考辨
《新疆圖志》說：“昔承平之時，官茶引課鹹屬晉商，謂之晉茶。亂後流離，湘人遂專其利。”[16]按其所說，新疆晉茶，其最初也是來自甘肅官茶。因其為山西商人所販運，故稱晉茶。依據上述論斷，此後有的學者便進一步引申說：“這種晉茶，實在也是從湖南販來，因為是山西商人所經營，叫做晉茶。他們本就是甘肅官茶的引商，從歸化經蒙古草地到古城子，然後配銷各地。”[17]一句話，兩者來源，均為甘茶引課，其所運皆湖茶。這種說法對嗎？在筆者看來，這純粹是一種誤解。主要理由有三：
其一、早在甘肅官茶輸入新疆以前，山西商人就已將茶葉及其它各種日用必需品，從科布多、烏裡雅蘇台和歸化城等地輸入新疆了。《清高宗實錄》記載，大小和卓木叛亂平定後，清朝政府為鼓勵內地商民到新疆貿易，即下令規定，北路蒙古等願以牲只到巴裡坤、哈密、辟展等處貿易者，俱由烏裡雅蘇台將軍給予執照。其從歸化城、張家口等地前往商民，亦照此辦理。時上述兩地商民，以領照紆回，往者寥寥。乾隆皇帝得知情況後，便立即對前述規定作了相應調整，指出“新疆駐兵屯田，商販流通，所關最要，著傳諭直隸、山西督撫及駐扎將軍、扎薩克等，旗民願往新疆等處貿易，除在烏裡雅蘇台行走之人仍照前辦理外，其張家口、歸化城等處，由鄂爾多斯、阿拉善出口，或由推河、阿濟行走，著各該地方官及扎薩克等，按其道裡，給予印照”。[18]此外，又飭令烏裡雅蘇台將軍，使“販賣雜貨、布匹、茶封之商民等，前赴烏魯木齊貿易”；“將烏裡雅蘇台、科布多二處北路商民銷剩余茶，准赴烏魯木齊等處易換糧食”。[19]由於新規定的推行，前述地區商人便紛紛湧入新疆。因最先進入新疆之人，絕大多數都是山西商人，便稱其所運之茶為晉茶。羅迪楚《新疆政見》雲：“新疆自准部用兵，分南北兩道，南軍由關隴，北軍由蒙古及草地，而商路亦遂因之。南商川、湖、江、豫、晉、陝，由甘肅出嘉峪關至新疆古城；北商奉、直、晉由張家口、歸化城，專行草地，所謂山後買賣路，亦至新疆古城”。“南商運銷湖南安化之茶”，故稱“湖茶”；“北道運銷湖北羊樓峝之茶，在羊樓峝、漢口制造，改稱晉茶”。[20]以上記載，有力地表明，晉茶的來源與甘肅官茶引課，根本沒有任何淵源關系。
其二、甘肅官茶，基本上都是官商在甘肅官茶局領引後，到湖南安化一帶采辦，“以散茶裝筐，由湖北襄河運上陝西，在涇陽制造成塊”，[21]然後經湖南、湖北以達陝甘各省，行銷北口、西口。“行北口者，陝西由榆林府、定邊、靖邊、神木等縣，甘肅由寧夏府、中衛、平羅等縣。其銷西口者，由肅州、西寧等府州各屬承引納課。”[22]晉茶則不同，其茶大都是山西商人采自湖北、福建等地，在當地自行收購加工，經由河南、山西以達張家口、歸化，請領理藩院印票，販運至新疆各地，《清朝續文獻通考》雲：“乾隆五十二年題准：陝西榆林府每年領引一千道，官商赴湖廣買茶，在所屬之榆林、懷遠各縣並蒙古鄂爾多斯等六旗行銷。嗣因蒙古各旗與晉省、歸化城壌地相接，該省民人制茶出口，蒙古人等就近買茶，榆林官引壅滯。自乾隆五十一年為始，將榆林引張內撥出五百道歸甘省甘州司入額行銷。”[23]據說著名旅蒙商大盛魁投資設立的“三玉川”茶莊，其據點就設於湖北蒲圻縣羊樓洞。“三玉川”，又名“大玉川”，故址至今還保留著一塊乾隆皇帝賜給的雙龍石碑，上面鐫有該號在貿易中的重要業績與貢獻。[24]據《旅蒙商大盛魁》一書載，“三玉川”采茶的地方有三處：湖北蒲圻羊樓洞，蒲圻縣與湖南臨湘交界的羊樓司，臨湘縣的聶家市。采茶的人小暑去，冬天回來，漢口常住兩人，辦理運茶和收款等項，主要為大盛魁進貨。[25]從張家口和歸化城販運前往新疆各地的茶葉，部分是由蒙古的駱駝隊運輸，部分則由歸化城商人自養的駱駝隊運輸。其中規模最大的駱駝隊是元德魁和天聚德。元德魁商隊擁有500峰駱駝，天聚德擁有400峰駱駝。此外，還有相當一部分是由擁有三四十峰駱駝的商隊承擔。[26]方士凎《東歸日記》雲：古城，“地方極大，極熱鬧。北路通蒙古台站，由張家口到京者，從此直北去，蒙古食路全仗此間。”“口外茶商自歸化城出來到此銷售，將米面各物販回北路，以濟烏裡雅蘇台等處，關系最重。茶葉又運至回疆南路八城，獲利尤重。”[27]晉茶與甘肅官茶之不同，此又可資一證。
其三、在清代官方文獻中，官茶多被稱為“附茶”，而晉茶則多被稱為“雜茶”。有關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以下事實中得到佐證。道光二年（1822）冬，陝甘總督那彥成以甘肅官茶積滯，奏請嚴禁私販。時伊犁將軍慶祥得知後，隨即表示反對。聲言“回疆各城，向准商民貿易，以茶易糧，歷久稱便”。今概請嚴禁，“茶商不能運往該處售賣，以致兵民、回眾均形竭蹶，實屬格礙難行”。清廷飭令戶部議復。戶部在復文中表示，“著照陝西、甘肅設有茶商、由引之例，即添在新疆地方，令該商承領輸課”。[28]但慶祥非但沒有被說服，反而再次上疏表示：“新疆回夷口食，茶糧最關重要。自乾隆年間通商以後，歷久相安，未便率更成例。且各城並無殷實土著之戶，遽令承充官商，必至運課兩誤”。“茶糧既不流通，商貨因而滯塞，殊於夷民日用有礙。”[29]由於他的一再堅持，清廷最後答應“著照所請，准令北路運售雜茶之商民照舊運售，嚴禁夾帶附茶”。[30]這裡所說之“附茶”，顯然即是官茶之別稱、而“雜茶”則是“晉茶”的別稱。彼此之間，名稱不同，號亦各異。倘若晉茶原屬甘茶引課，何以又要如此加以嚴格區分。
三、史籍上說的“雜茶”是指哪些茶
前已指出，在有關清代新疆茶務記載中，官茶大都被稱為“附茶”，而晉茶則多被稱為“雜茶”，但究竟哪些茶屬於“雜茶”？史籍說法多不一致。經初步了解，主要有二說：
一說“雜茶”是指：紅梅、米心、帽盒、桶子、大小塊磚茶等名目。持其說者為《新疆圖志·食貨志》。書中說：“查甘省官茶，向行西、甘、莊三司，而甘司則直達新疆南北兩路，是新疆本官茶引地。承平時，晉商由蒙古草地興販各色雜茶，有紅梅、米心、帽盒、桶子、大小塊磚茶等名目，自伊犁地方，官為設局抽稅，由將軍監督抽稅。”以上所述“各色茶”，實際上又分為“細茶”和“粗茶”兩類。“細茶有紅梅、米心、建其等名目，粗茶有磚塊、帽盒、桶子等名目。”[31]
一說“雜茶”是指白毫、武彝、香片、珠蘭、大葉、普洱等諸色茶。主其說者為左宗棠的《甘肅茶務久廢請變通辦理折》。他在該折中說：“奸商所領理藩院印票至新疆等處銷售”，“原止運銷白毫、武彝、香片、珠蘭、大葉、普洱六色雜茶，皆產自閩滇，並非湖南所產，亦非藩服所尚”。但他又指出：“該商因茶少價貴，難於銷售，潛用湖茶，改名千兩、百兩、紅分、藍分、帽盒、桶子、大小磚茶出售，以欺藩服而取厚利。”[32]
左宗棠所說之“六色雜茶”，有的文獻則又稱為“細茶”，而其所說“潛用湖茶”的千兩、百兩等，則被稱為“雜茶”。有關這一點，道光八年伊犁將軍德英阿在其《稽查北路茶葉大黃章程》中說得最為清楚。他說：“查私販出卡之茶，多系細茶，而雜茶居其少半，如大葉、武彝、六片、白毫、珠蘭等項，名為細茶，味最馨而價最貴，每斤值八九錢。以其性寒，伊犁、塔爾巴哈台兵民、蒙古、回子，向不買食。至廣匣子、千兩、百兩等項，名為雜茶，價與副（附）茶相等，而貴於大茶、斤茶。因其捆縛成束，不肯零星掛賣，是以兵民、蒙古、回子，忌不買食。以上雜茶、細茶，並非蘭商官引，運銷皆系北商自歸化城私販，運至古城，再由古城攙於雜貨，轉運伊犁等處。”又雲：“大茶、斤茶，統名磚茶，每斤價值二錢一二分不等，兵民買食最為便利，雖非蘭商引運，但久經北商運賣，應准嗣後專賣。”[33]
德英阿與左宗棠的說法，表面上看雖然有所不同，但實際上並沒有很大差別，其差別完全是由於兩人著眼點不同造成的。因為前者是從官茶與晉茶關系說的，後者則是從茶葉原料及加工工序上看問題。這就是說，左氏所說之“晉茶”，實際上也包括粗、細兩種茶在內。
何謂“細茶”？所謂“細茶”，其實包含著兩重含義：一是葉料細嫩，二是加工精細。宗景藩《種茶說十條》雲：“凡細茶，當茶芽初出極嫩時采摘。清明前采者曰明前，谷雨前采者曰雨前，即《茶譜》所謂旗槍、雀舌等類。此茶之最細最嫩者，采成後用手揉軟，以鐵鍋微火輕輕攪炒，待半干時取出，用炭火焙干，揀去粗梗，用紙包固，以石炭貯缸內”，“可以久藏”。“三月為頭茶，可做青茶。四月底五月初為二茶。六月初為荷花，七月初為秋露，均做紅茶。”[34]從以上記載中不難看出，凡是炒青茶及紅茶類茶，大體上都屬於細茶之列。粗茶則相反，一般是指葉料老、加工粗糙之茶。凡屬黑茶類茶，大都是粗茶。粗茶多數都是磚茶。說起磚茶，學術界大都斷言始於同光年間。在筆者看來，其說頗值得商榷。
眾所周知，當道光初年陝甘總督那彥成奏定新疆行茶章程時，烏裡雅蘇台將軍果勒豐阿便在其給清廷的奏折中說：“請准商民，仍循舊規，馱載磚茶，前赴古城兌換米面。”清廷敕令戶部議覆。戶部在覆文中稱：“烏裡雅蘇台、科布多磚茶，不准侵越新疆各城。”果勒豐阿接到咨文後立刻又奏：“此項磚茶，系由歸化城、張家口請領部票，交納關稅，販運來營貿易，迄今六十余年，均系以貨兌貨，向不使用銀兩，今一旦全行禁止，該處數萬蒙古民人，糊口無資，必致失所，均系實在情形。”清廷接奏後，考慮到“若照舊規，盡數運往，究恐充斥官引”。但若不令行銷，又恐於蒙古、民人生計有礙，於是飭令“著照所請，准其商民等每年馱運磚茶七千余箱，前赴古城兌換米面”，“以資接濟”。[35]據果勒豐阿所奏內容，我國磚茶至少在乾隆朝前期就已經存在了。黃鑒暉《明清山西商人研究》一書指出，嘉道時期，在湖北蒲圻縣羊樓洞地方已發現有山西商人在當地自制磚茶記載：茶“壓作方磚，白紙封，別有紅箋，書小字，‘西商監制，自芙蓉’”。[36]歷史事實充分表明，推定磚茶始於同光年間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史料記載，白毫是我國的重要特產，在茶葉分類學上隸屬白茶類，是一種輕微發酵茶。其茶分芽茶與葉茶兩種。典型的芽茶外形色白如銀，挺直如針，十分名貴。葉茶是以一芽二三葉或單葉制成，外表白色茸毛密布，極為素雅，向以福建所產最為著名，頗受中亞各族及俄羅斯人所喜愛。[37]
武彝，又作武夷，以產於福建崇安縣武夷山一帶著名。其茶萌芽於宋，著於清，是一種半發酵茶，俗稱“烏龍茶”。以外形色澤烏褐，世又稱為“青茶”。因制作工藝獨特而馳名海內外。其清香頗似綠茶，而濃醇則又很像紅茶。
珠蘭，清代主要花茶類之一。以其入花之茶稱“珠蘭”，故名。珠蘭屬金粟蘭科，常綠小喬木，葉對生，初夏開花，極芳香。用以入茶，茶味芬芳旭郁，雋永持久，很受人們的青睞。主要產於安徽歙縣、福建漳州等地。
香片，與德英阿所說之“六片”，似屬同一類。亦為花茶類之一。入茶之花除珠蘭外，還有茉莉、米蘭、桂花和玫瑰等多種，向“以福州附近出產為最多”。[38]此前所說之“紅梅”，當亦為其中之一。
大葉，又稱葉茶，以摘二三葉而加工較粗之茶，大都為炒青綠茶。
普洱，因產於雲南西雙版納普洱縣得名。以制茶工藝獨特，味道濃郁，向為清朝統治階級所珍愛。茶農每年都要將春天最好的茶芽、蕊茶加工後入貢，然後再將其余之茶葉經殺青後制成毛茶，加工成型。
以上所述各茶，就是左宗棠稱為“雜茶”而德英阿則稱為“細茶”之茶。
米心，又稱米磚，是以紅茶末加工制成，主要產於湖北蒲圻一帶。舊分“72米磚”和“48米磚”。磚模棱角分明，紋面圖案清晰秀麗，色澤烏亮，湯色紅濃，味道醇厚，[39]深受哈薩克族人的垂青。米心雖是磚茶，但因其原料為紅茶末，是以《新疆圖志》將其列為細茶。
“千兩”“百兩”，又稱“花卷”。之所以稱其為“千兩”“百兩”，是因其一卷茶合老秤六十二斤半，恰為1000兩或100兩。該茶原是以優質黑毛茶為原料，用棍錘築制在長筒形的篦簍中，以外形酷似木墩，故又有“木墩茶”之稱呼。[40]後因將卷型改為磚型，四面又有顯形花紋，因而又稱為“花磚”茶。主要產於湖南及安徽等地。晉商所販運之千兩、百兩，大都來自安徽建德一帶。《籌辦夷務始末》雲：“此項千兩朱蘭茶，專有茶商販至河南十家店，由十家店發至山西祁縣、忻州，由忻州而至歸化，轉販與走西疆之商人，運至烏魯木齊、塔爾巴哈台等處售賣。”[41]
帽盒茶，是指外形酷似圓柱狀之茶。據說該茶產生於明代中葉，是湖北青磚茶的前身。[42]乾隆年間湖北蒲圻縣羊樓洞一帶，每年已可生產10萬盒。
桶子茶，又作“筒子茶”或“洞磚茶”，是指其造型酷似桶子狀之茶，大都為湖北蒲圻縣羊樓洞等地所產。因磚茶外面常印有“川”字商標，故又有“川”字茶之稱，向有“二七”“三九”（每片2公斤）、“二四”“三六”（每片1．5公斤）四種規格。光緒五年，左宗棠在其《覆陳邊務折》中說：“惟南疆吐魯番八城纏回，見磚茶則喜，謂承平時湖茶非私販筒子茶可比，惟地方新復，銷數尚未能暢。”[43]
大小塊磚茶，又稱大茶、斤茶。而藍分、紅分，目前尚不知其所自出。
以上所列，即是前述所說之粗茶。
通過以上分析，不難看出，晉商所販運之茶葉，不但種類繁多，而且質量大都比較精細。這就不難看出，晉茶的銷路之所以一直比官茶好，除筆者以前所述諸因素外，與其茶葉種類繁多顯然也有著重要關系。因為人們居地不同，族別各異，其嗜好往往亦會有所不同。種類多，則意味著消費者可以選擇的余地也多，這是不言而喻的。
四、伊犁產茶說揭秘
新疆地處西北邊陲，雨水稀少，氣候干燥，高山終年積雪，從不產茶。其所需茶葉，向皆取之於內地各省。然而在咸豐朝時期，卻在不少史籍中出現了伊犁產茶記載，一時鬧得沸沸揚揚，甚至連清朝政府亦信以為真，一再下令要求新疆地方官府將產茶情況上報，令其每年交納茶稅，從而成為新疆茶務發展史上的一大要聞。其實，這純粹是一場鬧劇。
伊犁產茶之說最早見於咸豐六年（1856）。倡其說者為當時伊犁將軍札拉芬泰。《清文宗實錄》咸豐六年條載：諭軍機大臣等，“札拉芬泰奏，伊犁地方出產茶斤，商民人等采取售賣，擬酌征商稅一折，自系為裨補經費起見，向來何以並未議收稅。其每年計產茶若干，約收稅課若干，該將軍尚未能知其數，現擬試行收稅，務須詳加體察。如果輿情稱便，並無窒礙，再行妥議章程具奏。伊犁地處邊陲，民間貿易，與外夷交涉，倘行之或有流弊，不可規目前之小利而貽患於後日也。將此諭令知之”。[44]
從以上諭示看，清廷最初並不完全相信所奏是實情，故特令其慎重從事，不可貿然采取行動。但札拉芬泰並不以為意，當接到諭示後又上書稱：“伊犁地方遼闊，此種茶斤產自山溝，商民采取，實自近年始行查出”。“伊犁商民於附近采造，尚不甚費工本，雖制造成色不等，均堪飲用。茲據按成征收茶斤，一經報稅，即系官茶，商人既樂於費少，小民亦樂於費廉，察之輿情，無不同聲稱便。”又雲：此項茶斤，“今擬因地制宜，僅按成抽征茶斤，即在奴才衙署之旁，設立稅局，遴委妥員常經理，令商民隨時赴局報明茶斤數目，其成色約分上、中、下三等。請自咸豐七年為始，每茶十分，抽茶一分半，以期立法簡便，不至擾累商民”。[45]
據記載，稅局為了征收稅課，還制木戳一顆，上刻“官茶圖記”四字，印於茶票之上。票內編列號碼，以備查驗。票面有滿、漢字體，其文曰：“為茶票事，照得伊犁近產茶斤，業經奏明按成抽稅在案，合行給發茶票，以杜偷漏假冒之弊。嗣後販茶商民，慿此查驗，其無印票者，以私茶論。倘敢偽造，嚴拿從重治罪。”[46]
稅課的征收，前後實施了四年。第一年（咸豐六年），抽茶17100斤；第二年（咸豐七年），抽茶15500斤；第三年（咸豐八年），抽茶8800余斤。第四年（咸豐九年），抽茶1800余斤。第五年因產茶種絕，無人入山采茶，被迫停其稅課。[47]不久由於各地農民起義蜂起，政局動蕩不安，其事無人過問。及新疆置省，為解決新疆茶葉的輸入與供應問題，戶部飭令於當地植茶，設局抽稅，始又引起地方當局的注意。時劉錦堂任職新疆巡撫，他接到咨文後，立刻派人到伊犁調查，其事遂大白於天下。光緒十一年（1885），劉氏在有關新疆情形折中說：“至種茶一節，前准部咨，飭屬查復，僉稱南北兩路，從未種過茶樹。緣茶性喜暖，關外雪地冰天，寒冷倍於關內，種植本不相宜。”“又部咨，內稱伊犁地方出產茶斤，官為設局抽稅等語，飭據前署伊犁同知上官振勛查明：伊犁所屬大西溝、阿敦蓋兩處，向有一種野樹，土人取以充茶，葉大枝粗，味亦遠出南茶之下，亂後無人采用。如果將來有利可興，再行酌辦”。[48]至此，有關新疆產茶之神話便告破滅。
札拉芬泰為什麼要制造這一聳人聽聞的神話？個人以為是與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相聯系的。
據記載，札氏為滿洲正黃旗人，累遷至正黃旗蒙古副都統。道光年間曾先後任庫車辦事大臣、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等職。咸豐四年（1854）調任伊犁將軍。在職期間，適值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和捻軍起義風起雲湧，腐敗無能的清王朝受到了沉重打擊，新疆“協餉”一時難以為繼，財政支絀，致使各地官兵生活受到嚴重影響。與此同時，內地各省人民生產之茶葉又無法繼續輸入新疆，以滿足當地各族人民的日常生活需要。於是，部分居住伊犁商民，便將在大西溝、阿敦蓋發現的一種野生樹葉用來加工，以代茶飲，藉以漁利。札拉芬泰以為有機可乘，遂謊稱其地出產茶斤，商民采取售賣，請於其地“設局征稅，充伊犁兵餉之用”。[49]並先後派人征收四年之稅。這實際上是為解燃眉之急的應對辦法，並非真正有茶葉出產。
[1] 《清史稿》卷124《食貨五》。
[2] 《清朝文獻通考》卷30《征榷五》。
[3] 《那文毅公奏議》卷59，道光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奏。
[4] 《清史稿》卷124《食貨五》。
[5] 《明史》卷80《食貨四》。
[6] 《甘肅通志》卷19《茶馬》。參閱楊應琚《西寧府新志》卷17《茶馬》。
[7] 《清高宗實錄》卷668，乾隆二十七年八月壬寅。
[8] 引自吳藹宸《歷代西域詩抄》第106頁，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9] 軍機處錄付，道光十五年七月初九日陝甘總督瑚松額奏。
[10] 《清朝續文獻通考》卷42《征榷十四》。
[11] 《那文毅公奏議》卷77，道光八年七月十九日奏。
[12] 《新疆圖志》卷33《食貨二》。
[13] 參閱《清朝續文獻通考》卷42《征榷十四》；羅迪楚《新疆政見·新疆茶務說略》。
[14] 《清德宗實錄》卷544，光緒三十一年四月壬辰。
[15] 羅迪楚《新疆政見·新疆茶務說略》。
[16] 《新疆圖志》卷33《食貨志》。
[17] 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88頁，岳麓書社1984年版。
[18] 《清高宗實錄》卷610，乾隆二十五年四月已卯。
[19] 《那文毅公奏議》卷59，道光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奏。
[20] 羅迪楚《新疆政見·新疆茶務說略》。
[21] 羅迪楚《新疆政見·新疆茶務說略》
[22] 《左文襄公奏稿》卷45。
[23] 《清朝續文獻通考》卷42《征榷十四》。
[24] 參閱劉建生、劉鵬生等著《晉商研究》第36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5] 參閱《旅蒙商大盛魁》第45—46頁，《內蒙古文史資料》第十二輯。
[26] 參閱波茲德涅耶夫著，劉漢明等譯《蒙古及蒙古人》第2卷，第96—97頁，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7] 引自《古詩行記選注》第423頁，寧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8] 《清宣宗實錄》卷56，道光三年八月庚子。
[29] 《清宣宗實錄》卷58，道光三年九月辛未。
[30] 《清宣宗實錄》卷57，道光四年閏七月甲辰。
[31] 《新疆圖志》卷33《食貨志》。
[32] 《左文襄公奏稿》卷42。
[33] 軍機處錄付，維吾爾項，1451卷第5號。
[34] 引自《清朝掌故彙編內篇》卷16。
[35] 《清宣宗實錄》卷60，道光三年十月丁巳。
[36] 參閱黃鑒暉《明清山西商人研究》第134頁，山西經濟出版社2004年版。
[37] 參閱波茲德涅耶夫著，《蒙古及蒙古人》第2卷第94頁。
[38] 參閱《清朝續文獻通考》卷385《實業八》。
[39] 參閱陳宗懋主編《中國茶經》第250頁，上海文化出版社1992年版。
[40] 波茲德涅耶夫著《蒙古及蒙古人》第2卷第93頁。
[41]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同治六年十二月甲午。
[42] 參閱高榮盛《元代的茶葉生產與茶政》《元史及北方民族研究集刊》第十期。
[43] 《左文襄公奏稿》卷55。
[44] 《清文宗實錄》卷205，咸豐六年八月丙戌。
[45] 《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14，咸豐六年十二月己亥。
[46] 《籌辦夷務始末》卷14咸豐六年十二月已亥。
[47] 佚名《伊江集載·茶葉》。
[48] 《劉襄勤公奏稿》卷10《開源節流就新疆情形逐條分析復陳折》。
[49] 《清史稿》卷124《食貨五》。
資料來源：http://www.qinghistory.cn/qsyj/ztyj/bjmz/2010-10-08/3235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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