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文明古國，國人飲茶的歷史源遠流長，唐、宋、元、明、清都實行茶葉專賣制度，尤以北宋茶葉專賣法律釐定的最為細致，並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意義。
唐朝後期的茶葉專賣
據《唐會要·雜稅》記載：德宗李適建中元年（780年）戶部侍郎趙贊奏請“諸道津要，都會之所，皆置吏，閱商人財貨……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什一稅之，充常平本錢”，但被駁回。四年後，趙贊又以“軍需迫蹙，常平利不集時，乃請稅屋間架，算除陌錢”而再次請求行稅茶之法。793年，德宗歷史性的決定向茶葉征稅，史稱“初稅茶”。據《舊唐書·食貨志下》：“……初稅茶。先是，諸道鹽鐵史張滂啟奏說：‘伏以去歲水災，詔令減稅。今之國用，須有供儲。伏請於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有三等時佑，每十稅一，充所放兩稅，其明年以後所得稅，外貯之。若諸州遭水旱，賦稅不辦，以次代之。’詔可之，仍委滂具處置條奏。字次每歲得錢四十萬貫，然稅無虛歲，遭水旱處亦未嘗以前拯贍”。由此我們發現，茶葉稅的開征，不論是趙贊還是張滂都打著為民的旗子，但是他們都並沒有把這些錢用於救濟災民，而多用於國家的財政開銷和被官吏貪污和揮霍。
五代十國時期繼續實行茶葉專賣制度。據說，後漢國君派將軍路昌祚購買茶葉，適逢南唐滅楚。路昌祚被俘後被送往金陵，被李景釋放賜茶葉18000斤，路昌祚一時激動竟跪呼萬歲。陸游《南唐書·契丹傳》多次提到契丹王遣使到南唐以羊、馬換取羅、茶、藥。據《資治通鑒》記載：“湖南判官高郁，請聽民自采茶賣於坊客，收其征以贍軍，楚王殷從之。秋，七月，殷奏於汴、荊、襄、唐、郢、復等州置回圖務，運茶於河南、北，賣之以易繒纊，戰馬而歸，仍歲茶貢茶二十五萬斤，詔許之。…….”
北宋時期的茶葉專賣
根據《宋史·食貨志·茶上》的記載，宋代榷茶制度，選擇交通要道，如江陵府、真州、海州、漢陽軍、無為軍、蘄州的蘄口等六地設立專門的機構負責征收榷茶。開始的時候，在京城、建安、襄州、復州等地也委派專門的官員進行茶葉管理。在淮南的蘄、黃、舒、光、壽等六州，官府成立了自己的茶場，由官府管理茶葉的生產和銷售，這裡的茶農都必須加入官府的茶場，不允許茶葉私下買賣。自真宗趙恆乾興元年（1022年）置榷茶務，“諸州民有茶，除折稅錢外，官悉市之。許民以東京輸金銀錢帛，官給券，就榷務以茶償之”。也就是說，茶農可以將一部分茶葉折納兩稅銀，其余的則必須賣給官府的茶場；官府同時也在一定限度內允許民間商人在京城用金銀錢帛購買茶葉，由政府發給交引，然後商人拿著引券到官府設置的任一茶場領茶。後來，由於西北戰事吃緊，就號召商人們把糧食運送到邊境，在那裡領取的交引可以在全國任何一個地方的茶場領取茶葉。而且，官府對往邊境的茶商還給予糧草價值五倍的茶葉作為獎賞。但是，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獲得五倍茶利。有一些商人不知道政府的具體規定，承辦官員就適當地加一些利，就把茶商給打發了，剩余的部分就由這些官員私吞。更有一些人，和官員狼狽為奸地相互勾結在一起，利用交引，搞起投機生意，買賣茶引。
與此同時，宋朝的法律還規定：商人向官府交納的是茶的價格，領取的茶葉只能在官府規定的地方銷售，不得在其他的州、軍銷售。商人在運送茶葉的過程中，還應當依照規定照章繳納過、往商稅。
由於太宗趙炅雍熙年間戰亂頻繁，朝廷為籌集糧草，鼓勵商人入中（類似於現代的中介組織或者經紀人），於是，一部分商人就加大對官府的賄賂，有的地方把茶葉的銷售權低價賣給商人而從商人那裡拿取好處，還有的地方把茶葉的價格壓得很低且又向茶商多發茶葉而損公肥私。這種官商勾結的行為使官府蒙受嚴重的損失。為了改變“商利益博，國用日耗”的狀況，早在景德二年（1005年）真宗趙恆就命鹽鐵副使林特和李溥等，詳審舊制，“召茶商議論……”
但林特和李溥等人制定新的茶法，茶商們十分不滿意，至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真宗趙恆又命翰林學士李迪等人與三司“同議條制。時以茶多不精給，商人罕有饒益，行商利薄……”。由此，林特和李溥等人的新法告終。
仁宗趙禎天聖元年（1023年）在三司使李諮的主持下廢止了“三說法”、在淮南十三山場改用“貼射法”、六榷貨務的茶和邊地入中的茶則各采用“現錢法”。李諮茶法的施行使“所省及增收緡錢650余萬，邊儲較充足，國家的茶葉亦無積滯之弊”，效果很是明顯。但是，經過幾十年的折騰，也出現了一些利病，茶商們更渴望自由經商，有更大的自主權，朝廷的一些“開明”的官員也上書請求開放園戶與商人貿易。在這一時期，尤為突出的代表人物是淮南轉運副使沈立集茶法利害十卷，“陳通商之利”，富弼、韓琪、曾文亮等也鼎力支持。嘉祐四年（1059年）仁宗趙禎下詔茶戶繳納均攤的茶葉租後可以與商人進行直接交易，不再需要向官府預支本錢，承受官府的低價抑賣。這對茶農來說多少有了點自由，有利於提高茶農們的積極性。在這裡商人們可以直接向茶農們收購茶葉，只是要向當地官府交納茶稅、通過稅等稅賦。漸漸地，官府經營的茶山、茶場也逐漸地荒蕪或者由臨近的茶農們承租了。
徽宗趙佶崇寧元年（1102年）太師蔡京當權，他提出恢復茶榷：“謂宜荊湖、江淮、兩浙、福建七路所產茶仍舊禁榷官賣，勿復民科。”也就是說，在產茶的州郡根據需要設置茶場，告知茶商、茶農不得私下進行違法交易。在設有茶場的地方，茶農可以租耕，繳茶折稅依照原來的規定，看茶葉銷售距離遠近把茶引分為長引、短引，以方便管理。同時，還明文規定茶葉的商稅在銷售地一次性交清，運輸途中不得再重復收稅和苛留。
南宋初年繼續推行蔡京的茶法，只是在實踐中作了相對性的創新而已。例如：印制了“食茶小引、興建榷場，嚴格管理宋金之間的茶葉貿易，但後來因向金販茶利潤豐厚，茶商們就想方設法賄賂地方官，於是只要茶商們繳了“翻引錢”和“通貨儈息錢”這種特殊的稅金就可以到金國倒賣銷售茶葉。
金以後的茶葉專賣
歷史上的金國位於我國的北方，史書上有金為實行茶葉專賣，禁止私販和限制民間飲茶而釐定“香茶罪賞格”，規定“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許食茶，仍不得賣及饋獻”的記載。
元朝對茶葉的生產與銷售也加以嚴格的控制和壟斷，只是對銷售管理的更加嚴格，在全國各地設置了榷茶馬司，以提舉茶事兼理馬務。明朝則在秦、洮、河等州設專職機構負責茶務。清初在陝甘兩省設茶馬御史專理其事，只是清末茶引之制逐漸廢止，但是西藏、陝、甘等處茶引直到1942年國民黨政府征收茶類統稅時才徹底廢棄。
茶葉專賣就是國家實行壟斷經營，雖然歷朝歷代的做法可能千差萬別，並不完全相同，但無論采取什麼樣的形式，官府對茶葉壟斷經營的本質並沒有實質性的改變。客觀地說，實行茶葉專賣制度對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增強國力還是有其積極的作用。但是，在封建社會那種沒有監督機制和權力制約機制相制衡的情況下，人性的貪婪難免會惡性膨脹，最終導致了在茶葉專賣制度下極度腐化的現像。
上述資料來源：http://edu.edaocha.com/201207/07/3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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