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的著作《俄國人與中國人》當中有這樣一段敘述：“這種貿易，采取一種年會的方式進行，由十二家商館進行經營，其中六家是俄國人的，另六家是中國人的。他們在恰克圖進行會商，決定雙方商品的交換比例——貿易完全是物物交換，中國的主要商品是茶葉，俄國則是棉毛織品。”馬克思談論的是一座傳奇的城市和一段波瀾壯闊的歷史。
1725年，在俄羅斯宮廷的一場華麗的法國式舞會之後，俄國女皇葉卡捷琳娜一世召見了一位氣度不凡的伯爵。他名叫薩瓦·務拉德思拉維奇·拉古金斯基，是波斯尼亞親王後裔，曾為彼得大帝的外交事務顧問。為了東擴謀求更多的財富，女皇交給了薩瓦一項使命——與清帝國進行新的貿易協定談判，以彌補《尼布楚條約》的不足。
1726年10月，薩瓦使團到達北京，開始了一場漫長的談判。直到第二年4月，在取得了滿意的結果之後，薩瓦才離開北京。由於清政府只接受定點貿易，在前往中國的路上，薩瓦就選好了未來的貿易點：靠近中俄邊界的一個小山谷，谷中有一條小河流過，它源自俄國境內。小河當時的蒙古語名字是“恰克圖”。
1727年8月20日，中俄正式簽訂了《恰克圖條約》（因為條約的簽訂地在布拉河，俄國習慣稱之為《布連斯奇條約》）。而早在薩瓦伯爵選定地址之後，一座包括了集市、居民區和軍營的新城就已按部就班地建設起來了，這便是恰克圖城。就像是阻塞已久的水流終於找到了泄洪的溝渠，恰克圖的築城對蘊含巨大潛力的中俄邊境貿易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激勵作用。據歷史記載，1744年，在恰克圖的雙邊貿易額約為30萬盧布，到1760年便上升到110萬盧布，1830年的統計是800萬盧布，到了19世紀中期已達1600萬盧布。
活躍的市場將恰克圖造就成了富翁的城市。1870年，一位美國旅行家來到此地，他這樣描述：“在恰克圖，身上沒個四五百萬的，你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但恰克圖的神奇不僅僅在於它的日進鬥金，不同文化的交流在日常性的促進之下達成了某種難以想像的溝通。如果一位嚴謹的語言學家闖進恰克圖熱鬧的集市，多半會驚詫那裡種類繁多的語言。你可以聽到俄國腔的漢語、中文腔的俄語，還有蒙古調的俄語和漢語，或者俄調和漢調的蒙語，各種語言在此進行“無障礙”的交流。這種和諧的交流甚至從語言上升到了社會層面。清人何秋濤在其著《朔方備乘》中寫道：“蓋外國人（俄國人）初同內地民人市集交易，一切唯恐見笑，故其辭色似少遜順，經恰克圖司員喻以中外一家之道，俄羅斯歡喜感激，信睦尤著。”繁榮的經濟為恰克圖打造了別樣的社會圖景，頗有“倉廩實而知禮節”的氣像。18世紀的俄國學者帕爾申曾旅行到此，在俄國海關稅務總監的府邸裡親身體驗了“中俄友誼”，並記到了他的《外貝加爾邊區紀行》一書中。這是一次俄式節日裡雙方政商人物的聚會：“中國人衣著非常講究，……當（俄國官員）提議舉杯敬祝皇帝（沙皇）陛下健康時，全體中國人都肅然起立，與我們一起歡呼‘烏拉’，並且興高采烈地舉起酒杯。這個場面我覺得非常美好。”
中俄貿易的大宗永遠是茶葉。從開市以來，恰克圖每年的貿易總額中，茶葉一直保持一半以上。其原因便在於俄羅斯民族對這種飲料異乎尋常的熱情，“寧可三日無食，不可一日無茶”。飲食結構偏重肉類的西伯利亞人更是如此。帕爾申記道：“這裡的居民不論貧富、年長和年幼，都嗜好磚茶。這是每天必不可少的飲料，早晨就著面包喝茶，喝不到茶就不去做工。午飯後更必須有茶。一天可以喝五次茶！喜歡喝茶的人要喝十幾杯。無論你什麼時候到一戶人家去，主人必定用茶來招待你。”小城恰克圖，如同一把金鑰匙，打開了一道沉重的大門，中國兩湖和江浙采茶姑娘手中的小小嫩綠葉，穿過這道門，輾轉萬裡，最終到了俄國貴婦人的銀質茶杯之中。
中俄之間的一條國際商道就此形成，這就是近年來史學界和文化界漸為熱論的“茶葉之路”。茶葉之路商品流轉的一般路徑是：茶葉由各產地集中到北京，然後到歸化（今呼和浩特），經烏蘭巴托進入恰克圖市場，在這裡再經過第二次交易，過秋明、奧倫堡、羅斯托夫，抵達莫斯科。反過來，俄國藉此向中國輸出西伯利亞地區特產和工業品。駝隊是茶葉之路上的運輸主力，年復一年，不論是風暴、盜匪還是漫長的旅途，都阻擋不住浩蕩駝隊堅定的步履。
恰克圖和茶葉之路對俄羅斯的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西伯利亞地區原有的封閉與落後被滾滾的貿易洪流徹底衝破了，就像帕爾申評論所言：“一個恰克圖抵得上三個省，它通過自己的貿易活動將人民的財富變成寶貴和富有生機的液汁，輸送到西伯利亞。”茶葉之路延伸之處，一個又一個新興城市應運而生。俄國人對此的認識是清醒的，因此也格外珍惜這條貿易線。雖然因茶葉輸入而長年承受巨額的逆差，但俄國政府始終堅持在茶葉之路上嚴禁鴉片買賣。19世紀中期之後，俄國現代工業迅猛起步，這才開始真正扭轉茶葉之路的貿易逆差。很多在歐洲缺乏競爭力的“俄國制造”，通過茶葉之路，反而在中國找到了更為廣闊的天地。比如俄產毛呢，就占據了中國市場相當大的份額。
茶葉之路也帶動了中國北部邊貿的發展。歸化、庫倫、多倫、張家口、包頭、烏裡雅蘇台、科布多、海拉爾、齊齊哈爾、集寧等一大批地處邊塞的中小城市得到了迅猛發展。歸化和包頭，在其繁華之盛時，並不弱於江南。茶葉貿易同時帶動了內地的種植業、加工業和交通運輸業的發展。歸化城的駱駝總數在最高點時曾達到了16萬峰之巨。
與俄國充滿戰略意識地通過茶葉之路拓疆富國不同，大清國在這場經濟文化的大交流中始終是被動的、保守的，其意主要在於“撫夷”，在於“保境安民”。也正因為如此，茶葉之路兩端的不對等從一開始便被注定了：一方使自己持續接近著先進的世界，而另一方卻越來越遠。
時代的輝煌，最終總會被時代結束。《南京條約》後，英國依靠自己先進的航海技術，開辟了海上的“茶葉之路”。19世紀40年代，同樣數量的茶葉，從恰克圖到莫斯科的運費是廣州到倫敦的十倍不止。而清王朝的日益衰落，使其已無力再成為一個與俄國相當的經濟體。後來俄國自己開辟了另一條茶葉之路：從天津港海運到海參崴，再經新修的西伯利亞大鐵路直達莫斯科。這比舊有的路線更為經濟，也更為安全。恰克圖雖然仍然是“走西口”的中國商人的重要目的地，但其在中俄貿易中的商業地位卻不斷下滑，到19世紀末更是淪為地區級的商貿中心。
進入20世紀之後，伴隨著現代商貿交通體系的建立和中俄兩國政壇的風雲變幻，這條浪漫與悲壯共存的茶葉之路最終湮沒。昔日富甲大陸的恰克圖，一度變成軍事要塞。對茶葉之路的記憶，也只剩下了留在風中的駝鈴聲。
上述資料來源：http://rutianlong.blog.sohu.com/1294766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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