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民族茶商變遷與近代中國茶業組織的發展－四宜茶坊

蘇祝成

(浙江大學茶學研究所，浙江杭州310029)

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7年第3期

[內容提要]上海是近代中國茶葉出口的主要口岸，其民族茶商演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中國茶業組織的特點及其變遷歷史。“分包”式結構是中國茶業組織的主要特征，它是對茶葉小生產種植方式路徑依賴的結果。近代中國茶業競爭力提升有賴於產業組織從“分包”到整合的轉變，但洋行對出口經營的壟斷制約著這種變遷。

關鍵詞：近代；中國茶業；組織方式；競爭力

近代中國茶業有過輝煌時期，茶葉出口曾壟斷國際茶葉市場。但19世紀80年代末開始，中國茶業逐漸衰落，產業組織萎縮，出口量減少，而同期印度和錫蘭等產茶國相繼崛起。對此已有學者進行過一些探討。①本文試圖從產業組織角度剖析近代中國茶業特點及其衰落的原因。誠然，導致清末中國茶業衰落的因素既有新興產茶國競爭的外因，也有清政府政治腐敗的內因，但我國茶產業逐漸失去競爭優勢是最根本的因素，而這很大程度上和產業的組織方式有關。世界不同區域產業發展實踐表明，產業的競爭優勢首先決定於資源稟賦，②但會因產業組織方式不同和其它社會經濟條件改變而發生競爭優勢的區位轉移。

近代中國茶業組織的主要特點是：茶葉原料小農生產方式和出口加工資本主義工廠式生產並存、過度“分包”的縱向組織結構和出口經營的洋商壟斷。近代中國茶業組織的形成與分化既反映了對封建小農經濟生產方式的路徑依賴，同時受到了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影響。與此不同的是，作為帝國主義殖民地的印度和錫蘭等新興產茶國，在茶業發展初期推行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技術方式和組織方式，采用種植園的規模化生產、整合式的縱向組織結構以及高效的出口拍賣交易制度，從而使得其產業發展從一開始就具有組織上的優勢。因此，盡管印度等新興產茶國茶業發展的起步較晚，但高績效的組織為其茶業參與國際茶葉市場的競爭及產業的自我發展提供了較好的基礎。近代中國茶業必須完成從資源優勢向產業組織載體競爭力提升的轉變，才能保持產業競爭優勢的可持續發展。這種轉變的基本路徑應該是：通過茶葉出口加工業的資本積累，在後向對茶葉小生產組織進行改造和整合，而在前向實施直接出口貿易。然而，由於外商對出口經營的長期壟斷，使這種誘致性制度變遷十分緩慢，以致於中國茶業逐漸失去其競爭力。

一、近代上海民族茶商的變遷

上海開埠之前，清政府只準廣州一個口岸對外通商，各地茶葉也多運抵廣州出口。開埠之初，1844年上海只有544噸茶葉出口。③此後，因上海擁有地域優勢，④出口量逐年增加。1851年上海口岸茶葉出口首次超過廣州，並成為近代中國茶葉出口的主要口岸。隨著茶葉出口量增加和茶葉出口洋行的遷入，⑤上海民族茶商組織也得到較快的發展。從這些組織的產生與變遷，可以看出近代中國茶業組織特點及其發展的一些脈絡。

(一)茶棧的興衰

上海的茶棧又稱洋莊茶棧，它居於內地茶號或上海土莊茶號⑥與出口洋行之間，專門從事茶葉出口中介業務的組織。隨著1843年上海的開埠，外國資本進人上海設行收購絲、茶，但內地茶客(茶號)與出口洋行之間語言不通，商業交往彼此缺乏信任，起著中間橋梁作用的茶棧便應運而生。起初茶棧組織僅是給內地茶客或茶號代銷茶葉，收取傭金。之後，茶棧除了中介作用外，又逐漸演變成為茶號的借貸機構和帶有牙行性質的組織。按照當時上海商業慣例，內地茶號不能直接與洋行進行交易，必須通過茶棧雇傭的通事⑦作為中介，向洋行進行兜售。

上海開設茶棧最早的是阿林(ALUM)。⑧上海開埠之初的茶棧，並不專業經營茶葉，而是兼營絲、茶出口等，同時由於洋行從事進出口兼營，而且當時還采用以貨易貨的交易制度，所以這些行棧不得不接受一定數量的進口貨物。如1862年寶順洋行買辦徐潤開設的寶源祥號，就是絲、茶、土(鴉片)兼營的。19世紀60—70年代，隨著茶葉出口進一步擴大，易貨貿易方式逐步取消，上海出現了一批專營茶葉的茶棧。如1867年鄭觀應開設的和生祥茶棧和1868年唐翹卿設立的謙順安茶棧等，都是當時專業性的茶棧。

為了維護貿易上的公平合理和同業間的協調統一，上海茶棧於1855年(清鹹豐五年)建立當時中國第一個茶棧同業組織，即茶葉會館。茶葉會館“立規矩、紀愆慝”，最初定有規章10條20款。⑨1860年，因太平天國起義，法國屯兵上海進行戒嚴而停辦。1868年(清同治七年)，由於茶葉外銷發展迅速，上海茶棧有感於“茶葉一項與洋商交易，固因昭其信義，而山戶往來，亦當各秉公平，若不設立會館，剔除積弊，釐整章程，日之頹風，將何以挽”，⑩重新編立規則，恢復茶業會觀，又稱茶業公所。⑾1880年漢口和福州等地，也相繼成立茶業公所。茶業公所的建立對促進華茶外銷，保護華商的利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⑿

清朝後期和民國初期，上海茶棧組織又有一定的發展。按所經營茶葉的產地不同，上海茶棧有徽幫、廣幫、平水幫和雜幫四類，據1929年9月國民政府實業部國際貿易局對25家茶棧的調查結果顯示，不同幫屬茶棧資本金有很大的差異，其中廣幫和徽幫茶棧註冊的資本金較大。⒀20世紀30年代後，隨著洋行數量減少和其經營茶葉業務的萎縮，⒁許多茶棧先後轉業、改組或停辦，其中稍有資力的，如公升永、慎源等茶棧改為茶葉公司，直接從事茶葉出口業務。⒂

(二)土莊茶號的發展

上海的土莊茶號，即上海的精制茶廠，是收購外地毛茶在滬加工外銷茶的工廠。上海開埠之初，並無專廠制茶，對外商供應之茶，習稱“洋莊茶”。隨著外銷業務迅速擴大，需茶日增，外商對茶葉的品質提出特殊要求，而內地交通不便、信息不靈、供貨不足，有的貨不對路，所以滬地茶商設法進行改制。至鹹豐初年(1851年)，隨著華茶外銷進入旺盛時期，在滬設廠精制遂成專業，土莊茶號應運而生。土莊茶號所需毛茶原料進貨方式，多數都是通過中間茶行向產區來滬茶客買進。按正常運轉手續，茶客將毛茶運到上海後委托茶行代報，並抽取小樣送土莊茶號，若出價相近，經雙方同意，送大樣核對即可過秤成交。土莊茶號精制的成品茶則通過茶棧賣於洋行。

上海土莊茶號的發展對推動近代中國茶葉制造業技術進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由於上海處在當時對外開放的前沿，因此容易受到西方工業技術的影響。土莊茶號開辦之初，其炒制工具仍采用舊式鐵鍋，但在光緒初年(1875年)，已出現了機械炒茶，鐵鍋炒制逐漸被電動滾動機取代。⒃

土莊茶號發展初期，僅有三四十家，每家雇傭工人，少則7—8人，多則10—20人。民國14年(1925年)土莊茶銷路大振，出現供不應求，茶號盛極一時。1926年土莊茶號由上年73家增至108家。⒄由於茶號數量驟增，茶號之間競爭加劇。少數茶商不顧產品質量和商品信譽，粗制濫造，著色攙假，遂失外商信譽，加之印、錫和日等產茶國的競爭，華茶銷路大減，上海茶號進人了行業性的自然淘汰。1929年10月，據國民政府實業部國際貿易局調查，上海土莊茶號減少到57家。⒅20世紀30年代，由於戰爭原因，開業的茶號數量波動不定。⒆據1948年統計，當時上海茶號有41家，但與20年代不同的是，其中相當一部分茶號是茶葉出口商行所開設。如華茶公司、中貿茶葉公司和午昌茶葉公司等都開設自己的茶號。⒇

(三)華商茶葉出口行的建立

上海開埠至1915年的78年中，一直沒有華商自己開設的茶葉出口公司，外銷主動權一直被洋商所壟斷。1860年前後，上海已有經營茶葉的洋行20多家。為了加強其壟斷地位，以便實施對華茶價格和華商的控制，這些洋行在上海成立了“上海茶葉公會”(SHANGHAI TEA ASSOCIATION)，這一組織直至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才告終止。對外商壟斷所帶來的弊端，華商和清政府亦早有清醒認識，如茶葉買辦唐廷樞在1874年7月14日上海《匯報》上發表文章指出：通過直接出口，免受洋行盤剝，裨以挽回利權。但在當時帝國主義勢力統治下，加之對國外進口商不了解，又存在運輸、結匯和資金等問題，要直接出口是十分困難的。為此，華商中實力較強的茶商，曾想通過寄售形式，開展對外業務。如上海最早開設的謙順安茶棧負責人卓鏡澄，與唐翹卿、陳翊周、朱葆元等茶商合夥，將茶葉委托怡和洋行運到倫敦茶葉拍賣市場，待價估售；又如震和茶棧朱葆元托洋行出運茶葉去倫敦寄售，但都由於洋行有意排斥打擊和制造事端，結果都以虧本告終。對此，卓鏡澄曾憤慨地說：“華商必須闖天下，在國外建立關系，做到直接出口，否則不會有生路”。[21]

1916年，唐翹卿發起並招集茶棧行業實力派人物唐翹卿、陳翊周、朱葆元等人為股東，在上海成立由華商經營的第一家茶葉出口公司，即華茶公司。[22]華茶公司的成立對中國近代茶業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華茶公司成立初期，由於洋商的聯合排擠，經營十分艱難。華茶公司與洋行競爭，前幾年屢遭波折，但一直堅持經營。1925年華茶公司出口達8萬噸。繼華茶公司之後，華商相繼成立了華商出口行、永發行和中國茶葉公司等。[23]

二、近代中國茶業組織的發展

產業的擴張必然伴隨著產業組織的發展。產業的組織方式首先和產業所具有的技術特殊性有關，但同時受到其它制度環境的影響。[24]近代中國茶產業組織發展，從根本上來說，是由於茶葉出口需求增加所致，而其組織方式的具體演變路徑卻受到茶葉種植的小生產制度和茶葉出口外商壟斷等特定社會經濟條件的影響。這些因素使得中國茶產業組織方式不同於印度等新興產茶國，這是近代中國茶業逐漸失去競爭優勢主要原因之一。

(一)組織分化與路徑依賴

唐朝時期我國茶葉的商品化生產已具一定的規模，但作為一個產業的形成則主要是在清代。在唐、宋時期，我國茶葉商品經濟已經比較發達，期間出現了茶葉種植園戶、商販、茶店和茶坊等產業組織雛形。進入清代後，茶葉生產組織方式開始發生了質的變化。1840年至19世紀80年代中期是中國茶產業發展的鼎盛時期，從產業組織來看，主要表現在產業內部分工的細化和組織規模的擴張，茶號和茶棧的出現是其主要特征之一。

第一次鴉片戰爭前，茶葉加工一般整合於茶葉種植園戶。農戶對鮮葉進行簡單的初加工，就直接賣於茶商。此後，由於茶葉出口的需要，這種生產方式開始改變。“挨家挨戶”的手工制作存在著茶葉品質參差不齊的問題，這為出口批量交易帶來一定的困難，所以有對毛茶進行統一整理加工的技術需求。當市場容量的擴大，能使各生產環節的規模大到足以獨立進行時，企業內部分工便轉化為社會分工。隨著出口量增加，這種技術處理能獲得規模經濟收益，從而誘致了精制加工組織，即茶號的產生。茶號的經營方式是，雇工並購置一定數量的機具收購茶農毛茶進行精加工，再賣予外商。清同治(1962)以後，茶莊、茶號紛紛雇工揀制和設廠，茶棧也在各茶區設廠置業，廣州曾出現雇工500人的精制加工廠。[25]據1912年統計，全國有各類出口茶葉精制工場617家。[26]

茶葉種植小生產方式和出口規模化經營的矛盾是誘致茶葉精制加工從茶葉種植園戶中分離的根本原因。因此，近代中國茶業發展中茶號等組織的產生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圖1)。與此不同的是，近代印度茶園種植實行規模化經營，所以在技術上，不存在小生產和出口經營規模化的矛盾。近代印度茶業組織采用種植、初加工和精制加工的整合(圖2)。

近代中國茶業“分包”式組織結構的形成是有特定歷史背景。從產業運行效率來看，這種組織方式的分化並不是茶產業技術本身所必需的，它和茶葉種植方式有很大的關系。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盡管這種“分包”式結構在近代中國茶產業組織發展初期有其合理性，但近代中國茶產業競爭力進一步提升必然有賴於對茶葉種植小生產技術方式的改造及其組織的整合。

(二)組織整合與洋商壟斷

通過茶葉加工和出口貿易的資本積累，反哺並改造茶葉種植業，應是近代中國茶產業升級的基本途徑。然而，由於外商對茶葉出口經營的長期壟斷，茶業發展缺乏自身的資本積累機制和組織擴張機制，使得這種整合式變遷十分緩慢。

近代中國茶葉出口加工已具資本主義工廠化生產的一些特點，而種植和初制加工的生產方式並沒有發生質的變化。從表l可以看出，19世紀30年代至80年代的50年中，全國面積和產量都有大幅度增加，但戶均經營面積增加並不明顯，反映近代中國茶葉原料生產方式並沒有隨著茶葉出口加工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而發生改變。因此，近代中國茶葉生產的發展主要是茶園面積規模在量上的簡單和粗放式擴張，並沒能推進生產組織方式與技術方式的革新。這種小生產的組織制度束縛近代中國茶業的發展。

由於茶葉原料生產的極度分散性和小規模性，在茶葉生產季節，茶商常攜帶資金在各產茶區分散設點競購原料，因此作為產業中間組織的加工廠商同時面臨上遊原料市場和下遊外銷市場的競爭，這勢必增加加工廠商市場風險和經營成本。鑒於這種情形，從事出口加工的中間廠商有著控制原料的動機，當時部分茶商資本投入於荒山開墾，並成片開發茶園，或者置辦機器，收購農戶鮮葉進行集中加工。[27]然而，對於大多數廠商來說，因出口價格洋商壟斷及其自身資本的局限，較多地采用短期競爭行為，因此，將資本投資於茶園開墾則限於少數茶商。

上海民族茶商變遷反映了在近代相當長時期，中國茶葉出口一直為洋商所壟斷。外商壟斷的競爭結構對近代中國茶業發展的危害是巨大的。首先，洋行借助其侃價優勢，獲取壟斷利潤，削弱了中國茶業自我發展的資本積累能力，從而制約民族茶商的擴張。近代，國內茶市價格的形成受產區影響較小，而基本上由上海洋行根據倫敦電報行情或向倫敦進口商詢價，扣除自己利潤和費用後開的價格所決定。故當時有“定價於洋行”，“自有之貨不能定價，專聽命於外人”等語。[28]洋行利用中國茶商對國外行情無知，任意操縱價格，慣用“高價招徠，低價吃進”獲取超額的壟斷利潤。左宗棠在一篇奏折中提到，“每年春茶初到省垣，洋行昂價收購，以廣招徠，迨茶船擁至，則價格頓減，茶商往往虧折資本”。[29]根據粗略計算，僅茶葉一項，近代洋商獲取利潤“達1366872870兩，相當於清政府賠款最多的一次庚子賠款的3倍多”。[30]其次，由於洋行對國際茶葉市場信息的壟斷，中國的茶商和茶葉生產者對海外市場了解甚少，使得中國茶業適應市場變化進行自我調節的能力大大減弱。實際上，19世紀80年代後國際茶葉市場的競爭格局和消費者對茶葉品質的嗜好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我國茶業卻是墨守成規，仍刻板采用傳統一貫的制茶方式。

印度茶葉出口方式和中國不同。印度在1839年出口僅160公斤，1840年建立了第一個茶葉種植園，1861年建立本土的第一個茶葉拍賣市場(即加爾各答等拍賣市場)。[31]19世紀60年代後，印度茶葉生產規模和出口量持續增加，這和其高效的出口交易拍賣制度不無關系。近代，印度茶葉出口主要渠道是倫敦茶葉拍賣市場。這種交易方式不僅降低了印度茶葉出口的交易費用。[32]同時獲得應有的市場價格，更主要的是培育了印度茶業適應國際市場變化的機制。

註釋與參考文獻

①汪敬虞和陶德臣等學者從不同角度對近代中國茶產業衰落進行過一些探討，本文主要從產業組織角度對其進行剖析。詳參汪敬虞：《中國近代茶葉的對外貿易和茶業現代化問題》，《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陶德臣：《19世紀30年代至20世紀30年代中印茶業比較研究》，《中國農史》，1999年第18卷第1期；陶德臣：《簡論華茶貿易衰落的原因》，《鎮江師專學報》，1994年第1期。

②包括自然資源稟賦和生產要素稟賦。

③陳慈玉，《近代中國茶業的發展與世界市場》，第319頁。

④有文獻記載，從主要茶區運到廣州，運費約占茶價的70％，而運到上海，僅占50％(參復慶，《中國茶區旅行記》，倫敦1852年版，第228頁)。

⑤1851年設在上海經營茶葉的洋行有20家，1864年達到68家(參《上海近代經濟史》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9—70頁。

⑥內地茶號又稱為洋莊茶號，即非上海本地的茶廠，土莊茶號為上海本地茶廠，也有的稱之為土莊茶號。

⑦通事一職頗為重要，大的茶棧雇傭1—3人。通事略通外語，專門向洋行兜攬生意，起著跑街或掮客作用(參1963年5月24日文範公司老板宋啟範訪談錄)。

⑧《北華捷報》1850年12月7日。

⑨《中國經濟全書》1908年版第二輯。

⑩《支那經濟全書》二卷，第674—675頁。

⑾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商品調查叢刊《茶》，1933年12月。

⑿詳參《洋商長期壟斷下的華茶外銷》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16輯；許滌新等著《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1990年版，第239頁。

⒀詳參《社會月刊》二卷1號之《上海之茶業》，第5頁；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調查部編《茶》，第102頁，1933年版。

⒁1851年在滬從事茶葉、絲綢采購的洋行已有19家(《上海對外貿易上冊1989年版，第68—75頁、79頁》)；而在1864年，據香港SHRTREDE公司印制的工商名錄所載，上海當時有洋行68家經營茶葉業務；另據上海商業銀行1936年調查，當年上海的購茶洋行有22家。

⒂《中國茶訊》1951年6月號，第195—196頁。

⒃《中國茶業之改良》，《東方雜誌》，第15卷第5期。

⒄《中國實業誌》1932年版，第484頁。

⒅詳參《社會月刊》二卷1號之《上海之茶業》，第16—17頁。

⒆1932年一．二八凇滬戰事前，茶號茶工有1600余人，戰後661人(《中國實業誌》1932年版第489頁)。

⒇《中國茶訊》1950年1卷綜合本，第121頁。

[21]《洋商長期壟斷下的華茶外銷》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16輯。

[22]詳參唐賦斌、唐振業1961年10月訪談錄。

[23]華商出口行成立於1930年，由李日熙之子李邦賢獨資開設(詳參“華商出口行歷史”，李邦賢訪談錄，1963年6月)；永發行由唐秉熙、黃仲昭和沈鎮三人於1933年合作組建(詳參沈鎮訪談錄，1963年5月)；中國茶葉公司於1937年3月25日開始籌建，是官商合辦由國民政府實業部發起，皖、贛、湘、鄂、浙、閔六個產茶省共同組建(詳參《茶報》1937年第一、二期，實業部國產委員會茶葉產地福州監理處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