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薩、恰克圖、羊樓洞 ——17~18世紀中俄茶葉貿易歷史片段（三之四）“萬里茶路”風雲巨變－四宜茶坊

“萬里茶路”後來為何從武夷山轉移到了羊樓洞？出口俄國的茶葉為何從武夷茶變為了兩湖茶？

《轉型中國:1864-1949》中寫到：1864年不是轉折點，正如1949年也不是轉折點一般。歷史沒有‘轉折點’。“公元1864年，我要說的故事，就從這個時間開始。這一年，不是歷史的起點，也不是歷史的終點。”

1864年，在古老的中國被叫做清穆宗同治三年。相比起咸豐時期的內憂外患、滿目瘡痍，這一年，歷時13年之久，席卷大半個中國的太平天國運動終於被清廷平息，洪秀全病逝，李秀成、洪仁玕等人被殺。

不管它是‘偉大的農民起義’還是‘極端的邪教集團’，不管它是‘反封建’還是‘另一場封建’，它的破滅，對朝廷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封建社會的最後一次回光返照——‘同光中興’隨之而來。而它對這個國家和社會的巨大破壞，對這個故事的影響，將一直持續到很久以後。”

所有的結局都寫在開頭。

1851年爆發的太平天國運動，從廣西一路北上，到1853年，定都南京，影響到長江流域、淮河流域、錢塘河流域大片區域。“茶葉之路”的起點迅速收縮，武夷山茶路完全中斷。晉商為了繼續對俄茶葉貿易，放棄受太平軍控制和影響的武夷山茶區，而開始將目光轉向兩湖地區。

劉曉航在《漢口與中俄茶葉之路》一文中記述：“最初，晉商主要采買浙江和福建的茶葉。清咸豐年間由於受太平天國起義的影響，茶商們改采‘兩湖茶’，以湖南安化、臨湘的聶家市，湖北蒲圻羊樓洞、崇陽、鹹寧為主，就地加工成磚茶。”

之所以選擇兩湖為新的貨源地，是出於這樣幾個原因：

其一，武昌府的崇陽、蒲圻兩縣交界處的羊樓洞、羊樓司一帶地方，雨量充足，氣候濕潤，土地肥沃，適宜生產和發展茶葉。

其二，地理位置好，處於江漢平原之東，交通便利，能大幅縮短運輸路程。

其三，“兩湖茶”的質量可與武夷茶媲美，這得到了俄國人的肯定。

趙榮達在《晉商萬里古茶路》中寫道：“太平天國農民起義阻斷了武夷山的茶路，眼看著交貨期限將到，茶貨硬是送不出去，這可把晉商急壞了……無奈之下，晉商把現有的武夷茶和湖南、湖北一帶收購的茶葉，全往俄國運了上去，晉商正苦於如何回答俄國人的責難時，情況卻有了意想不到的轉機。俄國人品嘗了兩湖茶葉後，竟連連稱贊，要求晉商以後就供應這樣的茶葉。晉商真是因禍得福，十分意外。”

於是，晉商在羊樓洞“指導土人，教栽培及制造紅、綠茶之法”（注：戴嘯州《湖北羊樓峒之茶葉》），並開辦茶山、茶園，創建新的茶業。史料記載，崇陽、鹹寧山區百姓，皆以茶為業，“篩茶之男工、揀茶之女工，日夜歌笑市中，聲如雷、汗如雨”（注：《崇陽縣志》）。

由於從前茶農交給晉商的散裝品，體積大，重量輕，運輸不便，且需將茶葉裝入竹簍，踩壓結實後，再行載運，頗有耗損。為了適應茶商的要求，從而出現了磚茶生產，也就有了後來的“川字磚”。

“羊樓峒（注：即羊樓洞）之始有磚茶，始自光緒初年，由山西商人開其端。其壓制法極為幼稚，置茶葉於蒸籠中，架鍋上蒸之，傾入模型中，置木架壓榨器中，借杠杆力，壓榨之，移時，在模中托出，放於樓上，聽其自然干燥”。（注：戴嘯州《湖北羊樓峒之茶葉》）以羊樓洞為中心的兩湖茶區在晉商在運作下，大規模的生產青磚和米磚茶，通過“茶葉之路”源源不斷的輸送到“茶城”恰克圖與俄商進行貿易。

這樣的貿易形勢到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開始出現劇變。沙俄與清政府簽訂的一系列條約《伊犁、塔爾巴哈台通商章程》（1851年），《璦琿條約》、《天津條約》（1858年），《黑龍江通商條規》（1859年），《北京條約》（1861年），《陸路通商章程》(1862年)，都直接與經濟貿易有關。

通過這些條約，沙俄取得了在沿海、沿江、沿邊及內陸20多個商埠自由貿易和大幅度減免商稅的特權。於是，俄商大批進入中國，貿易路線由原來的恰克圖一路，擴展為四路。“五口通商”後，又開通了海上航線。

俄商直接深入產茶區，收購茶葉，並在漢口、九江等地設立機制磚茶廠，不僅銷回俄國，還可以出口英法等國，“漢口煙筒林立者，即俄商以機器制茶之屋也。”（史念書《清末民初我國各地茶業振興紀實》）俄商經營中國茶的數量逐年上升，在中國出口茶葉中所占的比重也越來越大，從1868年的0.86%到1895年已經升為5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