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宜茶坊

絲綢之路是中外所廣知的國際貿易要道，繼絲路之後，以茶葉貿易而興起的萬里茶路也逐漸被學者研究發掘，近年已成共識，而茶路沿岸的許多國家和重要城市，更是集體聯合，為將茶路納入世界文化遺產而共同努力著。北方陸地茶路以中國武夷山下梅或湖北羊樓洞為起點，經過蒙古、西伯利亞而最終抵達俄京莫斯科甚至聖彼得堡，關於萬里茶道的研究熱潮正方興未艾，近年更因為「一帶一路」議題帶動更多的人投入關注。在目前一些仍存世的銷俄茶磚文物上，多有見到茶磚上被刻印有“Китай”的字樣，俄文“Китай”指的是「中國」，其字源來自於「契丹」一詞，茶界遂有將其字意想像衍伸，認為當初是因為契丹人居中販茶，遂以契丹之名來稱呼中國。假如此說成立，那麼茶葉之路的歷史將要被改寫，時間承軸則需要再往上推移八百年左右。

上圖之銷俄老茶磚文物，雖然有諸多文字圖案已然磨損，但中間菱格之內，仍可見到其間標示有俄文“Китай”(契丹‧中國)的字樣

Martha Avery (艾梅霞)於2004年所出版的“The Tea Road: China and Russia Meet Across the Steppe”認為契丹人是草原茶路的先驅者

更早將「茶路」與「契丹」二者併視成一個研究課題者，可見於美國學者Martha Avery (艾梅霞)於2004年所出版的 “The Tea Road: China and Russia Meet Across the Steppe” (茶葉之路：中國與俄國跨越大草原的相遇)一書。在該書第二章 “Plucking the Hills and Boiling the Oceans” : Start of the Tea Trade in China(摘山煮海：中國茶葉貿易的起源)所論述的，不論從時間縱軸或是空間橫軸來看，都恰巧是在早期的絲綢之路與後來的草原茶路之間。當時正是宋代中國茶文化發展達到成熟的階段，透過邊境貿易，正逐步把茶葉往中國以外的地區推廣出去。而同時期在中國北方草原建國的契丹人，也就被作者認為是將茶葉傳播到歐亞草原的理想中間人。作者在該章節中有如下的一段文字說明：

Russians call China "Kitai." The Persians do the same. This designation derived originally from the Kitan. The term "Kitai" for China was introduced by Turkic tribes to the southern Russian steppe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prior to the later arrival of the Kitan in that area. The Latin from of the word Kitai has come down to us as Cathay: Christopher Columbus hoped to reach the country of "Catayo." This designation caused confusion until around 1600 when Europeans finally learned that Kitai or Cathay and China were the same place. The Mongolic-speaking Kitan wer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Turco-Mongol steppe continuum that first introduced Russians to tea.

(俄國人稱呼中國為「Kitai」，波斯人也是如此，這個詞彙源自於「契丹」。在11世紀時，突厥部落首先用契丹來稱呼中國，爾後又把這種稱謂的方式帶到俄羅斯南部草原。Kitai的拉丁語是Cathay，克里斯多夫‧哥倫布就是希望到達Catayo這個國家，這個目的地讓人十分費解，直到1600年左右，歐洲人才知道Kitai或Cathay指的其實都是中國。在突厥蒙古草原上說著蒙古語的契丹人是把茶葉介紹給俄羅斯的重要人物。)

在現今斯拉夫語系的國家，如俄國、烏克蘭、保加利亞等，還有中亞一些突厥語系國家，都將中國稱之為「契丹」。以契丹之名而指稱中國，著實讓不少中國學者感到困惑。以血統而言，契丹被視為是一個塞外民族，非屬華廈正統；以領土而言，如統領中原地區者也多被史家認可代表中國的政權，例如三國之曹魏、南北朝之鮮卑北魏、蒙元以及滿清等。即使是短命朝代如五代之後唐、後晉、後漢並非漢人政權，但因統有中原，也被當時的南方視為正統中國，如十國中吳越君主錢鏐就曾遺言要「子孫善事中國」。然契丹人所建立的遼國領土多在長城以北，關內地區僅領有燕雲十六州，因此傳統的中國史家並不認為契丹足以代表中國。

“The Tea Road ”作者Martha Avery 並未明確指稱俄國是因為契丹人居中售茶才把中國稱之為契丹，不過卻認為契丹人是把茶介紹到俄國的重要中介者。在五代十國時期，契丹與南方的吳越國即建立邦交關係，吳越國地處盛產絲茶的江浙一帶，透過和吳越國的貿易，位於北方草原的契丹可以輕易獲得絲茶甚至來自南洋和印度的特產。吳越和契丹之間的海路貿易，與清代興起的茶葉之路(上海—天津段)有些許重疊，因此作者將吳越至契丹的海路視為日後茶葉之路的東段源起。

契丹人所建立的大遼，是當時東亞國勢最為強盛的國家，此時來自南方宋朝的茶葉，透過歲貢和貿易源源不斷的輸入遼國，從而令契丹人得以享有豐富的茶葉資源。

契丹從唐末興起，在五代到北宋期間一直是東亞最強勢的政權，大遼全盛時期的疆域東到日本海，西至阿爾泰山，北到額爾古納河、大興安嶺一帶，南到河北省南部的白溝河，周邊國家甚至南方的宋朝都須向其納貢。大遼在1125年被金所滅，皇室貴族耶律大石率部西遷至中亞再度建國，史稱西遼，或稱黑契丹、喀剌契丹。由於耶律大石在1141年卡特萬之戰大敗塞爾柱土耳其帝國的十萬大軍，遂一躍而成中亞新霸主，黑契丹之威名遠播至歐洲。當時歐洲基督教國家正為塞爾柱帝國所苦，為此還發起十字軍東征，但始終無法打敗雄踞於西亞的這個伊斯蘭教國家。時之歐洲正流傳著Prester John(祭司王約翰)的故事，傳聞在東方穆斯林和異教徒的廣大地域中，有著一位基督教祭司皇帝所統治的國家，他將是基督教的捍衛者。當時西遼在中亞不過新興政權，卡特萬一役卻輕易擊敗塞爾柱這個基督教強大的世仇，因此歐洲多有認為黑契丹皇帝就是傳說中的Prester John。作者Martha Avery在書中也提到西遼演繹了祭司王約翰的傳奇，而就在契丹人西遷的過程中，中亞以及後來的俄羅斯人遂把契丹詮釋成了中國，茶葉更是隨著西遷的契丹人被帶到了俄國南部草原，造就了日後萬里茶路的一個契機。

由於“The Tea Road ”作者Martha Avery對東亞及中亞地區歷史尚有些模糊渾沌，畢竟那是一個戰亂的時代、朝代與國家的更迭變異甚是頻繁，導致作者產生了一些誤解，而又因為某些假設的錯誤，導致書中的論述多有值得再商榷的地方。作者文中認為遼朝是中國五代中的一個國家，而西遼則是一個以信仰基督教為主的國家。但事實上契丹雖取得燕雲十六州又滅了五代之後晉，但並未入能主中原，中原隨即又建立後漢，是以遼朝一向不被中國史家視為代表正統的政權。而契丹人一向以信仰佛教為主，西遼則是宗教信仰自由，僅末主屈出律時代強迫居民放棄伊斯蘭教改信佛教或景教，並不是作者所謂的基督教國家。且契丹人所建立的國家不論是大遼或是西遼，與俄國當時代的基輔羅斯並沒有實際上接觸，大部分俄境都還只是鬆散的城邦政治，其對真正的契丹既不瞭解，對茶葉也未有認識。俄國因契丹而識茶並沒有強力的證據足以支撐，而茶界過度詮釋認為俄國因契丹售茶從而把中國呼為契丹一說，則更是純粹意測。畢竟契丹國勢再強大，強不過後來建立歐亞大帝國的蒙古，而遼國再富裕，也富不過當時世界上物質文明最發達的宋朝。契丹既非漢族，又不曾統領中原，國勢不如蒙古，富庶不敵宋朝，那為何斯拉夫語系的東歐及突厥語系的中亞、西亞國家多將中國稱之為契丹呢？

以契丹指稱中國一事，學界早已多有研究，基本上大多認為緣起於蒙古，與真正的契丹反而無涉。早期歐洲即知道東亞有個富裕的國家謂之「支那」，支那一詞來自印度梵文，在印度長篇史詩《羅摩衍那》《摩訶婆羅多》的支那原意指的是印度東邊的國家，後來被轉借用來稱呼中國，支那一詞比契丹一說流傳得更早且更廣，但在十七世紀以前歐洲人並不清楚兩者可能指的是同一個國家。以契丹指稱中國其實是一種誤解，最初乃源自於蒙古。蒙古興兵進入中國分兩階段，先滅中原地區的金國，爾後再奪南宋領土。蒙古入主中國後，以「契丹」指稱中原漢土，即原先金國統治的區域，以「蠻子」稱長江流域以迄嶺南地帶，也就是南宋故土，《馬可波羅遊記》中就曾記載當時忽必烈大汗統治的領土包括契丹、蠻子、西藏和雲南，此時之「契丹」和「蠻子」指的並非種族稱謂，而是被轉化成了一個地理區域的概念；契丹與蠻子分別意指北中國和南中國。其如同蒙古稱原金國治理下的人民包括了漢族、契丹、女真等為「漢人」、稱故南宋子民為「南人」般，其與實際並不相符，僅是統治者為了方便區分的一種權宜。

在蒙古四大汗國所統治的歐亞區域多受其影響，遂以蒙元帝國之習慣將中國稱之為「契丹」。

 1459年由葡萄牙國王委託威尼斯共和國地圖學家Fra Mauro所繪製的世界地圖，上圖為地圖之一部分，其中右上角的"Chataio"，即葡萄牙語的「契丹」，也就是哥倫布一心一意想要找尋的神秘國度"Catayo"

開啟歐洲人新視野的《馬可波羅遊記》提到了契丹這個名詞，當時歐洲人並不清楚書中的契丹就是他們原先所知悉的支那國，哥倫布所要找尋的國家並非支那而是傳說中富庶又神秘的契丹，這種誤解直到1605年利瑪竇方才正式解開契丹原來就是中國之謎。然馬可波羅遊記書中對契丹和蠻子的區域本就有詳細的描述，他說蠻子位於支那南部，而契丹在蠻子之北，實際也就暗喻了契丹就在北中國。他還說契丹包括汗八里（即日後大都）、山西大同府、陝西開昌府、京兆府、長蘆等地，蠻子則有成都、濟南、淮安、揚州、南京、襄陽、九江、瓜州、鎮江、蘇州、杭州、福州、剌桐港等地。在蒙古入主中國前，中國處於北金、南宋分治的局面，因此在當時蒙古人的概念裡，中國本來就是兩個不同的國家，蒙古所謂的「契丹」之地，也就是傳統中原所在，而歷來中原政權向被視為中國的代表，何況當時元帝國的政治中心大都也位於北方的契丹區域，故後來以契丹指稱中原政權，甚至擴大解釋成了整個中國也就不足為了。十三世紀蒙古的領域除了中國的元帝國之外，還在中亞建立了窩闊台汗國、察合台汗國，俄羅斯南部草原建立了欽察汗國，在西亞一帶又建立了伊兒汗國。上述的歐亞地區因受蒙古統治影響，許多國家遂把契丹當成中國的語源，其中包括了斯拉夫語系的東歐、突厥語系的中亞和西亞，甚至連在中國新疆普遍使用的維吾爾語也將中國稱之為契丹。阿拉伯國家亦把當時蒙古西征所帶來的中國發明冠以契丹之名，其管中國紙叫做契丹紙、火藥稱為契丹花、火器則謂之契丹火箭或契丹火槍等。契丹人所建立的國家雖曾經強大，但契丹之名遠播實際上卻是其託了蒙古之福，隨著蒙古的遠征才將契丹一詞廣泛地傳播開來。

既然中國契丹一詞源起於蒙古，作者在書中反覆詮釋契丹人在北方草原的活動從而使俄羅斯稱中國為契丹的論述也就不能成立。至於契丹人將茶葉介紹至俄羅斯南部草原一說亦值得商榷，契丹人雖嗜茶，但要其居間中介到遠在東歐的俄境，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是很難有效達成的。即使日後西遷至中亞的契丹，雖距俄羅斯南部草原較近，但卻遠離了茶葉原生國宋朝，時之西遼與南宋國土並不接壤，其中間隔有金國、西夏或吐蕃，要如早期般獲得宋朝大量的茶葉已不容易。而宋室南遷之後，原先北方漢人多有跟著南徙，造成江南人口暴增，同時又因北方領土喪失，可耕地面積大減，為了在有限的土地養活大量人口，因此南宋須減產茶葉而轉植糧作，茶葉產量不若以往。在中國茶葉量減、又與宋不能進行直接貿易的狀況下，茶葉對西遷後的契丹人已成稀缺商品，導致其更難成為茶葉輸出的中介者。

從近代出土的遼墓壁畫備茶圖，可見大遼時期的契丹人已相當精於茶事

契丹西遷後的西遼，此時已遠離茶葉原生國家南宋，茶葉取得已不若原大遼時代量多且方便。

繼契丹、女真之後興起的蒙古族，其在初期與南宋並無交流，蒙古帝國之擴充又迅速且猛烈，對於來自南宋的茶葉沒有太多實際接觸，也未曾將飲茶之習納入其日常生活中。爾後入主中原，大汗雖然得以享有來自江南的茗茶，但多視之為地方特貢予宮廷享用，當時大部分生活於廣大草原的蒙古人對茶葉仍然所識無多，不像在明代以後對中國茶葉依賴深至「一日不可無茶」的地步，否則在十三世紀蒙古西征之際，很可能就已將這種中國的特產轉介到其帝國轄下的歐亞領土了。事實上直到十六世紀，俄國沙皇才輾轉從哥薩克人至蒙古可汗處獲贈茶葉，從而開啟了俄國人喝茶歷史的首頁。與其勉強把契丹人認為是歐亞草原上的茶葉中介者，還不如說是日後那視茶如命的蒙古人來得正確吧！

茶與絲、瓷同樣都是中國影響世界物質文明的重要發明物，眾所周知的是，早期西方國家曾以絲之國SERES(賽里斯)來稱呼中國，後來又將CHINA之名直接帶入而成為瓷器的詞源，也就是說，絲與瓷在字彙上都先後成了與中國同義之物。但是「茶葉」與「中國」之間並沒有字義上的直接鍵連，如今茶界有以契丹人居間販茶而將契丹呼之為中國，多少是犯了「以此類推」的錯誤思維而做了過度意測。現今諸多斯拉夫和突厥語系的國家確實以契丹之名稱謂中國，但史實考證其與真正的契丹人並無直接關係，當然與茶葉更是無涉。茶葉雖然與中國一詞未有直接字源關係，但是中國是茶葉的原生國家則是無庸置疑的，茶與絲瓷所創造的相關文明，至今仍是中國所引以為傲的文化資產。(文：四宜茶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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