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茶文化概論－四宜茶坊

楊嘉銘琪梅旺姆

（一）

　　藏族的茶文化，在祖國的茶文化體系中獨具特色。它是由茶葉本身與祖國內地直接的淵源關系，歷史上經久不衰的以茶葉為中心的經濟交往，以及茶葉在藏族人民生活中的地位和功用所共同構成的。

　　據民間傳說，茶葉未傳入藏區以前（大約公元3－4世紀），藏族的先民已開始飲用加汁的水，這種汁是用一種樹木的皮所熬制的。輸入茶葉的最早時間，目前學術界普遍認為是唐代。但在具體時間上，則又眾說紛壇。第一種看法是主《西藏政教史鑒》“茶葉亦自文成公主輸入藏土”之說，認為茶葉自唐貞觀十五年（公元641年）開始傳入；第二種看法認為始於吐蕃強盛時期（公元7世紀末至8世紀初）。李肇著《唐國史補》中記載的“常魯公使西番，烹茶帳中”時與吐蕃贊普著名的對話說明，茶葉當時傳入吐蕃的品種不少。

　　除此而外，這裡將藏文文獻中有關茶葉來源的一些記載例引如下：

　　“芒松芒贊的兒子都松莽布支龍南木神變之王，生於陰水雞年，二十九歲去世。他在位期間，吐蕃有大量茶葉、器樂，並有七名武藝高強的人出世。”

　　“某一個時候，國王都松莽布支得了一場重病，當時吐蕃沒有精通醫道的醫生，國王只能注意飲食行動，加以調理。當國王安心靜養時，王宮屋頂的欄杆角上，飛來一只以前沒有見到過的美麗的小鳥，口中銜著一根樹枝，枝上有幾片葉子，在屋頂上婉轉啼叫。國王看見了小鳥，開初並沒有注意它。第二天太陽剛剛升起時，小鳥又飛來了，還和前一天，一樣啼叫。國王對此情景不禁犯疑，派人去查看，收小鳥銜來的樹枝取來放到臥榻之上。國王發現這是以前沒有見過的樹，於是摘下樹葉的尖梢放入口中品嘗其味，覺得清香，加水煮沸，成為上好飲料。於是國王召集眾大臣及百姓說：“諸位大臣及平民請聽，我在這次病中對其它飲食一概不思，唯獨小鳥攜來的樹葉作為飲料十分奇妙，能養身體，是治病之良藥。對我盡忠盡力的大臣們，請你們去尋找這樣的樹長在何地，對找到的人我一定加以重賞。”吐蕃的臣民們遵命在吐蕃的各個地方尋找，俱末找到。大臣中有一名最為忠心、一切只為國王著想之人，沿著吐蕃邊境尋找，看見漢地一片密林籠罩紫煙，就前往該處。他心想，那邊密林之中，必定有這樣的樹木。密林的這一邊，有一條大河，渡不過去，卻隔著河望見那種樹就長在對岸林中。大臣想起國王之病，決心冒險過河。此時忽然有一條大魚在他面前出現，游過河去，使大臣看到河面雖然寬闊，但水深並不足以淹沒人，心中大喜，就沿著魚游過的路線涉過大河。大臣到達密林之中，只見大多數都是小鳥帶來樹枝的那種樹，心想，這必定是魚王顯現，為我引路。他歡喜不盡，采集此樹樹枝一捆。又思量道，此物對我王之病大有效用，中間道路如此遙遠，若有人來幫助背負，或有一頭馱畜豈不更好。想到此處時，忽然有一白色母鹿，不避生人，跪到身前，大臣想：此鹿或者可以馱載。乃試驗之，果然如願。於是收此樹枝讓母鹿馱上一捆，大臣自己背上一捆返回。路上跋涉，非止一日。一月之間，母鹿馱載，直送大臣到達能望見王宮之處，吐蕃大臣在此處召集民夫，收樹枝送到國王駕前。國王十分歡喜。對此大臣重加賞賜。國王療養病休，亦大獲效益。”

　　筆者認為，僅就西藏而言，上述記載不無道理，但如果就全國藏區而言，茶葉最早傳入的地區，當為今四川藏區，也不排除雲南藏區的可能性；最早傳入的時間則應為漢代。

　　其理由如下：

　　（1）中國是世界茶文化的發樣地，各國茶種、茶葉栽培技術及茶道皆源於我國。在國內，又以四川為早。據賈大泉、陳一石先生考證，“我國最早飲茶種茶的地區是四川東部的巴國境內。巴族人民至遲在周代已把茶作為一種重要的珍貴作物，並且是向周王朝繳納的貢物之一”。漢代，四川產茶地區逐漸增多，“司馬相如《凡將篇》就記載西漢前期蜀郡有茶。楊雄《方言》則說：‘蜀西南人謂茶為蔎（she）’，說明蜀地出產茶葉。《華陽國志》則更明確記載漢時廣漢郡的什部‘山出好茶’；鍵為郡‘漢有鹽井、南安、武陽皆出茗茶’；滇黔邊區的平夷郡‘出山茶、蜜’。此外，名山縣的蒙頂山亦是盛產茶葉的地方”。四川的茶葉市場此時已經形成。“西漢宣帝時，蜀郡人王褒所寫的《僵約》就記載了蜀郡資中人王子淵規定偅奴的任務之一是‘烹茶盡具，鋪以蓋藏’，‘牽犬販鵝，武陽買茶’。武陽即今彭山縣，從資中到武陽買茶，那裡必定是一個著名的菜市。”四川甘孜、阿壩、木裡藏區，其時為西南夷地，緊鄰上述茶葉生產地和茶葉市場，這就給其提供了一個輸入茶葉的良好外部環境。

　　（2）漢初，蜀郡北、西、南均為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分布著若干大大小小的部落，這些在《史記》、《漢書》、《後漢書》以及《華陽國志》等史籍中都有記述。鄰近蜀郡的主要部落有徒、笮、冉、駹（mang）、斯揄等，今川西大部分產茶地區如雅安、名山、天全、榮經等地在漢時均為徒、笮之地，再西還有白狼、槃木、唐菆（z6u）等百余部。而川西北產茶地及菜市彭山、什邡等又與冉、駹相鄰。漢武帝時開西南夷，在上述地方設置郡縣。大量記載充分證明，今四川藏區的大部分地區在漢代就己形成了與中央王朝在政治上的隸屬關系，這些地方的首領向漢朝“奉貢”、各郡縣與漢王朝的頻繁往來，都為茶葉向上述地區的輸入提供了政治保證。

　　（3）漢武帝建元年間，唐蒙開南夷道，通往夜郎，司馬相如趁勢請開通耶、笮等西夷之路，被稱之為耗牛道，後來又被稱之為茶馬古道。犛牛道通後，漢族同西南夷少數民族的經濟交往日益繁盛。“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笮馬、僰（b6）、偅、髦（耗牛），以此巴蜀殷富。”交通是促進當時民間經濟交往發展的必要條件。巴蜀商人與西南夷少數民族通過交換，不僅可獲得笮馬、耗牛等土特產品，從當時茶葉生產的狀況分析，把茶葉作為產品交換的可能性也極大的。　　（4）漢代居住在今阿壩州境內的冉、駹等部少數民族，由於那裡“土地剛鹵，不宜五谷，惟種麥。而多冰寒，盛夏凝凍不釋”，故爾於冬季便到蜀中“庸賃自食”。他們在蜀中，必然會受到蜀文化的熏陶，茶文化的影響自然會在其中。

　　這裡順便提及一下，除四川外，雲南也是種植茶葉較早的地區，據《普洱府志》記載，雲南少數民族在漢代已經開始栽培茶樹，可見滇西北地區飲茶的歷史也是較早的。

　　從漢代歷各朝代及至唐初，今四川藏區正處於西南夷各部落（部族）的發展階段，其地各部落（部族）的興衰變化較大，但從史籍中可以窺見與內地的聯系屢見不鮮，而與吐蕃的關系則不甚明顯，所以當時茶葉的傳播和使用是局部的，範圍並不廣泛。到了唐代，吐蕃勢強，隨著藏族與內地各民族關系的不斷發展，茶葉分別從西北唐蕃古道和西南茶馬古道向西縱深輻射，直至覆蓋全藏區。

　　可以揭示藏族的茶文化與祖國內地的淵源關系的另一基本線索，就是茶葉名稱和飲茶之法。

　　在漢地，茶最早叫“荼”，直到唐中葉以後茶業興盛，才易“荼”為茶。隨著產茶地區的增多，各地對茶的稱呼也逐漸增多，除茶以外，還有槚、茗、荈（chuａn）、蔎、搽以及葭茶、苦茶、阜蘆、過羅、物羅、酪奴等名。《爾雅》中說：“槚，古茶”；陸羽在《茶經》中稱：“其名一曰茶，二曰槚”。藏族從古到今。均稱茶若“甲”，不少學者認為，此系漢語“槚”的譯音，是個漢語借詞。藏區的茶均從內地輸入，引物並名的事就成為很自然的現像了。“甲”是藏族對茶的統稱，對於內地不同產地、不同特點的茶葉又各有稱謂。《漢藏史集》的作者達倉宗巴·班覺桑布曾詳細介紹了重要的十六種茶，各稱分別是：札那普達、烏蘇南達、郭烏馬底、阿米巴羅、哈拉扎、阿古達瑪、哈魯巴達、朱古巴拉、薩日巴利、阿梨跋孤、穆班底、黑底古、居那達魯、拔拉米達、呼嚕呼嚕、扎那扎都。其中，“生長在農田中的茶樹，被稱為哈拉扎的茶，色黃，葉大而粗，枝干粗，汁色如血，味道大苦，氣味如甲明樹氣味，適速煎，飲之去痴愚”；“被稱為居那達魯的烘焙制成的茶，茶樹枝葉纏繞一起，雖然沒有香味和光華，但一經熬煮即生效力，色如紅花，又如犢牛奶提取的酥油，飲之能調養身體無病，使人容光煥發”等。上述茶的名稱多數是依茶的不同藥物功能，並根據《四部醫典》中的相關名稱來命名的，也有以引進該茶者之名來稱呼的，目前還難以指出與之相對應的漢語名稱來。《漢藏史集》成書於公元1434年，正值明代，我們至少可以說，藏族此時已經對漢地的茶有了全面的了解，或者可以說藏區至少貴族中已經接觸並飲用過上述茶葉。

　　漢地在唐代以前，人們飲茶的方法均為煎制。溫庭箔在《采茶錄》中對茶的煎制作了細致的記述：“茶須緩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之有焰者。當使湯無妄沸．素可養茶。”“始則魚目散布，微微有聲”，“中則回邊泉湧，累累連珠”，“終則騰波鼓浪，水氣全消，謂之老湯”，此謂煎茶三沸。陸羽在《茶經》中還提及一個至關重要的細節，說當茶煮到一沸時，還要加鹽調味。藏族飲茶，慣於煎制並放鹽，通常稱之為“熬茶”。這顯然是沿襲了漢

　　地古老的飲茶方法。據《神農本草》記載，古人對茶的認識最初是從其藥用功能開始的，認為茶性苦寒，可以清熱解毒，治療疾病。隨著人們長期飲茶，不斷體驗總結，逐步認識到茶能清熱解毒，生津提神。前引《漢藏史集》中吐蕃贊普都松莽布支因得茶而病愈的記述，證實了藏族對茶的上述認識。藏區地處世界屋脊，“雪雨風雹雪，每隔日有之，夏節氣如中土，暮春之月，山有積雪；其草細，不過三寸，地有冷瘴，令人氣息”。海拔高、氣候惡劣是最基本的地理特征。再則，藏族飲食多為牛羊肉、糌耙、奶制品，油脂重，不易消化，因而茶的作用便顯主要。正如《滴露漫錄》所載：“茶之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給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熱，非茶不解。”藏族“不可一日無茶以生”的特殊依賴由此而生。

　　藏族熬茶之法得以長期沿襲的重要因素在於：（1）古代藏族社會發展十分緩慢，生產力水平極為低下。人民生活普遍貧困，加之本地又不產茶，全憑內地供應，交通不便，道路艱難，茶的確來之不易，故爾愛茶惜茶。放一次茶葉，要反復熬許多次，直到茶色清淡，茶味漸盡時，還常加一些自制的堿與茶同熬，以追茶色，最後連茶葉渣都舍不得扔掉，物盡其用，喂養牲畜。（2）海拔高，氣壓低，水的沸點低，茶葉非熬制不能出色出味。（3）飲食中的肉食，奶制品、糌耙等，無濃茶不易消化。

（二）

　　以茶為中心的內地與藏區間的貿易曠日持久，經千余年歷唐、宋、元、明、清、民國六個時期，從未間斷。它在漢藏關系史以及我國民族經濟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位置，同時又是我國茶文化不可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唐代自開元十八年以後便有了經常性的馬市，雖然茶馬貿易在當時並末形成一種專門制度，但為宋代以後茶馬貿易制度的形成和發展創造了條件。

　　宋代是茶馬貿易的興盛時期，它形成的條件，首先是我國西部吐蕃等少數民族客觀上對茶葉的需求迫切；其二，以畜牧經濟為主的少數民族，先後建立了遼、金、夏政權，與宋長期對峙，宋王朝為加緊戰備，戰馬的需求量增大，但其時“宋王朝的實力還未控制到產馬地區，契丹、西夏政權又與宋朝對峙，他們為了自身的利益絕不輕易地將戰馬輸入宋朝……宋初雖在河東、陝西等地設置了不少買馬場，市馬招馬，保征戰馬來源，但自西夏‘趙德明據有河南，其收市唯鱗、府、原、儀、渭、秦、階、環州、岢嵐、火山、保安、保德軍’”，使宋朝的戰馬來源大為減少。元昊建國後，“西夏戰馬亦很少流入宋朝，戰馬來源主要靠今甘肅、青海境內的吐蕃部族”。其三，因宋王朝財政十分困難，經費拮據，而馬價十分昂貴，其中由蕃部自費運至京師的券馬，價格“自七十五千至二十七千，凡三等”；有獻尚乘者，其價更高，“自百一十千至六十千，凡三等”；沿邊州郡買馬場購買的省馬，其價“以婚錢計之，為十等，自三千八百千至十八千”。“在嘉祐之際，宋朝多以銀、絹、茶等支付馬價，雖以茶易馬並不占主要，但絹價又賤，大約需三十匹絹才能換回一匹馬，這就刺激以茶易馬的興盛。其四，當時東南地區和四川省盛產茶葉，年總計產茶在五千萬斤左右，給茶葉的外銷提供了良好條件。

　　四川茶葉在當時的茶馬貿易中為大宗，年產量在三千萬斤左右。宋神宗采納王韶建議，將川茶榷禁用於博馬，實行官營，賤買貴賣，獲利甚優。“名山茶一馱，榷買載腳至秦州不滿十貫，賣出三十貫或四十貫。”四川茶葉特別是名山茶葉最受吐蕃等民族所喜愛，朝廷明令，“雅州名山茶為羌人貴重，可令熙河、蘭湟路博馬，恪遵神考之訓，不得他用”。當時在陝西諸州所設之市，絕大部分以四川茶葉作易。“在陝西諸州歲市馬二萬匹，故於名山歲運［茶］二萬馱。”

　　四川的茶馬貿易在宋代漸為興盛。其市主要有黎、雅、嘉、威、茂、文、益、瀘、敘、夔和南平、長寧、永康等地，中心為黎州和雅州。這些地區實行的羈縻買馬制，有別於其他地區易馬性質，是出於對沿邊少數民族實現以羈縻為政治目的的易馬制度。

　　為確保茶馬貿易的正常發展，宋廷制定了一系列具體辦法和措施，例如在管理上設立專門機構買茶司、買馬司、茶馬司、鹽茶司、都大茶馬司等；采取招馬、降低茶價和提高馬價等優惠政策；在制度上實行官營茶葉專買專賣的榷茶制。1128年（南宋建炎二年），成都府路轉運判官趙開上書朝廷，奏陳榷制之害，提出大更茶馬之法。大更茶馬之法的主要內容有：（1）廢除官買官賣，革除官商弊病，實行商買商賣，建立茶引制度；（2）精減茶馬管理機構及冗員，提高經營管理效率；（3）增設易馬市場。其增設市場主要在四川。

　　元朝統一中國後，蒙古統治者的根據地大草原驪騜（huang）成群，戰馬雲集，已不必依賴藏區輸入戰馬，故對漢藏荼馬貿易管理松弛。“元初由政府統購茶葉，銷於藏羌地區。由於加價過多，引起當地少數民族不滿，幾乎釀成騷亂，成都路總管張廷瑞乃變更茶法，政府停止經營，由商人按引納二緡，自行購運，漢藏之間，聽其民間自由互市”。

　　明朝把茶法和馬政視為軍國要政，故加強了對茶馬貿易的管理。明成祖朱元障十分重視茶政，他在諭蜀王椿時說：“夫物之至薄而用之則重者，茶是也”。“茶、馬，國之要政。都御史楊一清言：“戎人得茶，不能為害，中國得馬，足為我利。至我朝納馬，謂之差發，彼欲亦遂。前代曰互市，曰交易，大不相侔；且金城以西綿亙數千裡，以馬為科差，以茶為酬價，使之遠夷皆臣民，不敢背叛，如不得茶，則病且死，以是羈縻，實賢於數萬甲兵矣，此制西番以控北夷之上策也。”由此可以看出，明代以茶易馬的主要目的，並非如宋代備馬以戰，而是借以實現對各少數民族的有效控制，達到“以茶奴番”的政治目的。在具體制度上，明朝一改宋制，於1393年（洪武二十年）正式推行金牌信符制度，“它雖然保留以茶易馬的經濟關系，但己不是平等自由商品交換關系。在政治上它是皇帝對臣民的‘差發’，‘不信者斬’，具有強制性。在經濟上它是國家征調臣民馬匹，並確定其征調數量和償付的價格，具有以馬代賦的性質”。“在茶馬比價上，采取賤馬貴茶的政策，通過官方法定茶馬比價，強制藏族人民接受不等價交換。”到永樂時，金牌制度停止施行。到了嘉靖年間，明廷又力圖恢復舊制，變通采取頒發“勘合”之制，但已名存實亡。明廷只得另辟蹊徑，開始實行接引收稅、招商經營的引岸制度。引岸制度一直沿襲到民國時期。

　　值得一提的是，明朝為了進一步籠絡藏族僧俗首領，施行朝貢制度，發展了唐宋時期的貢馬賜茶制度。“藏族各部的貢物，一般稱為‘貢馬及方物’，其數量均無明確的規定，以表示對王朝的擁戴而已。明廷對貢使的賞賜則較優厚，‘務令遠人得沾實惠’。明廷對貢馬則按級給賞，賜予優厚的鈔錠、絲紅，儼如對等貿易；對貢使則按人賞賜優厚的彩緞、絲衣、鈔錠、靴襪。此外，由於貢使都要‘專討食茶’，故又規定按朝貢路線，每人賜給食茶五十至六十斤。”藏族朝貢使除按例得到食茶外，還有其它種種辦法獲取茶葉運回藏區。貢馬賜茶實際上是明代茶馬貿易和政治統治的一個必要補充。

　　清朝開國，“踵前朝故事”，於順治三年宣布恢復茶馬互市，其主要市場設於西北地區，先設立西寧、洮州、莊浪、河州、甘州等茶馬司；其茶葉來源，一是甘肅南部及陝西漢中一帶所產茶葉，二是來自四川等省的商運荼。1661年（順治十八年），清世祖還批准達賴喇嘛的請求，在雲南永勝縣開設茶馬互市市場。從順治到乾隆初年，茶馬互市由於各種原因時常中斷，至乾隆中期，茶馬互市制度宣告退出歷史舞台，起而代之的是與茶馬互市有相同意義，但貿易範圍更加廣泛、基本形式有較大變革的邊茶貿易制度。

　　邊茶貿易制度的核心是改官營為商營；以引岸制完全取代榷茶制；內地仍以茶葉為主要商品，其它與藏族人民相關的生產、生活資料進入市場的比例增大，而藏區輸出的交換產品已不再僅限於馬，還包括皮革、藥材、黃金等土特畜產品。

　　因邊茶商貿的興起，四川引岸制度發展迅速，致使內地與西藏的貿易中心南移，四川便成為其中心。明嘉靖時，“四川年例茶引五萬道，欲派黎、雅一萬，松潘二千，余皆行之腹裡”，腹引數遠遠大於邊引數。“到雍、乾時期，嘉慶《四川通志·茶法》對川省推行茶引州縣有一較全面的統計，總計全川共頒行引票十四萬六干七百一十三張，其中邊引十萬零一千三百一十七張，土引三干一百二十張，腹引為一萬四千二百七十六張。這一數字是清代川茶引額文獻記載的最高額”。其邊引數與明嘉靖時期相比增加了五倍多。與此同時，邊茶貿易有了一些新特點：（1）藏區商貿集市口岸不斷增多，包括最負盛名的打箭爐和松潘等；（2）除了以往的以物易物的交換形式外，貨幣參與市場交換的趨勢日漸明顯；（3）各種茶票，如“照票”、“飛票”應運而生；（4）四川邊引、土引、腹引形成定制，成為國內一種獨特的引岸制度。清末光緒初，四川總督丁葆禎針對當時課稅積欠以及茶業時受梗阻的情況上奏，建議免除茶商歷年積欠的課稅和茶息銀；將以往由州縣領票征收的茶課，轉解省鹽茶道；增加邊茶的采購範圍，增加邊引，以擴大對藏區茶葉的經營；保護茶商的專利。經過整頓，邊茶貿易又出現生機。

　　1893年（光緒十九年），隨著英帝國主義對西藏侵略的加劇，《中英印藏條約》的簽定，英印在亞東開埠通商，英印茶葉開始源源不斷地傾銷西藏，這不僅嚴重衝擊了漢藏邊茶貿易，對四川的茶葉生產也造成威脅，並造成西藏土特畜產品的大量外流。英印茶葉在西藏充斥的狀況，遭到了西藏僧俗各界的抵制和反對。在《中英印藏條約》簽定之前，西藏僧俗人民就已經洞察到了英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各寺廟及僧俗人士在呈給駐藏大臣衙門的公稟中稱：“該外藩人等利欲薰心，即如暗食貨物之蟲蟻無異，實屬包藏禍心，盡用奸計謀言……現在大吉嶺地方，小的番民與該昧良狂妄之徒往來交涉買賣之事，實難放心”。1899年（光緒二十五年）十三世達賴喇嘛通過哲布尊丹巴向清廷陳述藏事道：“荼系內地四川茶人大利，原有交康茶稅，交藏地稅．，兼之藏眾欲飲此茶，若令英人販賣，必貧易售，且於稅收一項，諸多窒礙，應請一律禁止。

　　1873年（光緒三十二年），張蔭棠出任駐藏幫辦大臣，他態度鮮明，積極采取措施，力圖抵制印茶入藏。（1）從外交上周旋，使印茶入藏無法取得合法手續；並試圖以重稅印茶來保障川茶之利權。（2）提倡在藏區試種茶樹，就地發展茶葉生產。（3）主張減少川茶課稅，改善運輸條件和經營管理，以降低川荼成本，提高川茶的競爭能力。（4）擬設“官運茶局”，署理川茶在藏區的運銷業務。趙爾豐任川滇邊務大臣期間，為抵制印茶入藏，振興荼業，力挽利權，亦采取了如下措施：“（1）派遣巡檢郭士材赴西藏、印度調查茶務。（2）以川茶種子輸入藏地，教民自種。（3）嚴禁假茶，以為著政……（4）組織邊茶公司，宣統二年（1910年）在雅州城內成立‘商辦邊茶股份有限公司’，並在打箭爐、理搪、巴塘、昌都、界姑五處設立售茶分號……”。“但因清王朝覆滅，趙氏抵制印茶諸舉擱淺。民間初，雲南商人在拉薩十分活躍，滇茶在西藏與印茶競爭，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英帝國主義對西藏進行經濟侵略的步伐。辛亥革命後，印茶大量侵銷西藏，川茶在西藏的市場日漸縮小。在政治上，康藏數度發生糾紛，使傳統的康藏貿易受到阻礙，這一時期，西藏地區的川茶緊俏，廣大藏族人民不願飲用“有機油味”的印茶，而滇茶則大量通過滇藏山道和滇緬道等運至西藏，壓制了印茶在西藏的影響。“自民國十八年至二十七年十年間佛海縣銷藏茶量……在一萬擔以上。每擔合六十三點四公斤，即年運銷西藏緊茶六十三萬四千多公斤。其中比較著名的‘雲南恆盛公商號’為販運滇茶入藏，於猛海設立茶廠，在拉薩設分號，並與西藏‘熱振昌’合作開設了康定至拉薩的茶葉運銷業務，年運茶入藏達一萬包。”

　　民國時期，印茶繼續在西藏侵銷，英印輕工產品亦隨之入藏，對川藏邊茶貿易影響較大，加之康區多事，政局混亂，康藏交通不時受阻，盡管漢藏貿易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發展，但邊茶貿易始終不振，呈衰退趨勢。“1939年以前，邊茶最高年產量達六十五萬包，到1949年下跌二十萬包。”

　　清、民國的邊茶貿易，歷史地看，應歸結為邊茶貿易階段，從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較之茶馬貿易又上升了一個層次。

　　縱觀從公元8世紀初至解放前長達一千二百多年的內地與西藏的貿易史，各個時期的發展是不平衡的，政策和措施也各有所異，處在不斷發展變化之中，脫離不了各朝當時的政治、經濟態勢，以及對民族地區的施政方略的限制和制約。故爾歷史上的貿易絕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經濟制度，而是政治與經濟雙重復合體。無論是茶馬貿易階段，或是邊茶貿易階段，均反映和表現出這樣一個基本事實：歷史上內地與西藏貿易全過程，始終沒有離開茶，茶始終發揮著中心的作用。

　　內地與西藏間以茶為中心的貿易，在政治上為中華民族的團結、為多民族國家的建立和鞏固，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一千多年來，藏漢以及其它各民族之間，通過民間交往，增進了相互之間的了解，並結下了兄弟般的情誼。我國多民族大家庭格局的形成，特別是漢藏關系發展不斷緊密的總趨勢，與內地與西藏間的貿易所產生的作用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就是內地與西藏貿易的實質和主流。當然我們也不能否認歷代中央政權過於強調茶葉對藏區的羈縻作用，在“以茶奴番”和“謂茶乃番人之命，不宜多給，以存羈縻節制之意”的思想指導下，這種“基於政治目的而強化行政調節的經濟關系，必然使藏族人民在互市中處於附庸地位”。

　　內地與西藏間以茶為中心的貿易在經濟上的歷史作用不言而喻。

　　（1）不僅促進了內地產茶地區經濟的發展，也促進了藏族社會經濟的發展。隨著藏族地區對內地茶葉的需求量不斷擴大，刺激了內地茶業興盛、產量增加；服務於茶葉貿易的機構、人員以及運輸力量等逐漸加大，服從於茶葉加工的其它行業得到發展。“茶馬貿易是以事畜牧業各兄弟民族經濟生活的重要支柱，馬有銷路，就刺激了畜牧業的發展，茶有來源，保證了肉食乳飲民族的健康……更重要的是茶馬貿易帶動了漢藏各族各類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物資交流，使各民族各地區之間，在經濟上形成互通有無、互為依賴、互為支援的不可分割的整體……在清代因內地名馬甚多，馬匹銷路不廣，停止了茶馬貿易後，漢藏民間的商業貿易卻更為發展和繁榮，大批茶葉和內地出產的生產生活資料，如衣服、綢緞、布匹、酒肉、鐵器、瓷器等商品都源源不斷地運往藏區，藏區的土特產品，特別是藥材和黃金都大批銷往內地，雙方交換的數額遠遠超過歷史上茶馬貿易的規模和水平，從而使藏漢民族經濟更牢固地結成不可分割的整體。”

　　（2）帶動了高原市鎮的興起和發展。明代以前，茶馬貿易的互市市場均不在藏區，各地藏族到互市市場進行交換，需經長途跋涉，加之藏族長期生活在氣候高寒的青藏高原，難於適應內地的盛夏酷暑，互市時節受自然條件的影響較大。明代以來，隨著貿易的增加，互市市場開始向藏區縱深發展。1386年（明洪武十九年）在碉門設茶馬司。1387年（洪武二十年），在岩州（今瀘定嵐安）設互市市場，天全六番招討司八鄉之民“悉蠲其徭役，專今蒸造烏茶，運至岩州，置倉收貯，以易番馬”。川西北的威、茂等州，宋代就已為互市市場。據《明實錄·太祖實錄》載：“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威、松、茂州三衛以茶、姜、布、紙易馬送京師。”在滇西北藏區，嘉靖年間麗江木氏土司攻取滇西北藏區以及西藏昌都地區的鹽井一帶後，滇西北藏區的房東制貿易得到發展。

　　清代以來，藏區高原市鎮的發展規模和範圍都有擴大。明末，岩州市廢，打箭爐市興。入清後，打箭爐成為藏區盛極一時的邊茶貿易中心。“雍正七年（1729年），置打箭爐廳，‘為番夷彙總，因山為城，市井輻揍’，商務繁盛，為邊茶轉輸西藏、青海各蒙藏地區‘出口總路，是以四方茶商俱聚於此’。藏漢貿易間交易通過‘鍋莊’為媒介。雍正至乾隆年間，打箭爐由十三家鍋莊發展到四十八家……鍋莊由待貢向行棧職能的轉化，表明雍乾時期打箭爐商務已達到了相當規模。”彙集於打箭爐的藏商集團除了今甘孜州內的土司商、寺廟商，還有今西藏、青海、雲南和四川木裡的藏商集團；彙集於打箭爐的漢、回等民族的商業行幫也不少，按地區分類有陝幫、雲南幫、川幫等，川幫中又分川北幫、邛蒲幫、雅州幫等。據乾隆年間統計，四川的邛崍、名山、雅安、榮經、天全等縣銷往打箭爐的邊茶總引額數達十萬零三百四道，計約一干萬斤以上。民間時期，每年引票銷售量均在十萬張左右，其中最低額年份亦在六萬九千多張。在今甘孜州藏區，除打箭爐外，還有瀘定、理塘、巴塘、道字、爐霍等縣的集市不同程度得到發展。在川西北地區，集市首數松潘，“在明代松潘已是煙火萬家，俯視即見城鎮；到了清代縣城擴大，偏街小巷約四十道，城外東北亦有附廓，人煙稠密，商賈輻揍。松潘所轄地域遼闊，包有今之南坪、黑水、若爾蓋、阿壩、紅原等縣。辛亥革命後商業發展迅速，成了甘、青、川三省邊境藏漢商人與內地物資交流中心，藏漢貿易最大的交易市場”。明嘉靖年間，四川茶引年例為五萬道，其中派往松潘茶引為二千引。隆慶年間，川茶引額調整後，松潘一直維持在四千引左右。清嘉慶年間，行銷於松潘等地引額達到一萬八干余張，清末為三萬六干張。民國時期，隨著漳腊金礦的發現和開采，松潘的貿易又得到發展。

　　“隨著滇藏關系的密切，清代西藏地區歷次發生政治軍事事件中，滇軍均派兵進駐西藏，事件平息後，滇軍常駐昌都……滇軍的駐防進一步開拓了滇藏交通，促進了商人的往來。滇西北的麗江、中甸、德欽等地變成了滇藏貿易的重要城市和物資交流集散市場。”在滇西北迪慶藏區，“至清末民初，因中旬‘為滇、康、藏三省區商業交通要道’，縣城東外本寨，有大商號五十余家；歸化寺前的小街於有‘大堆店三十余所’，兩地每年貨財出入最少在七百萬元以上”。

　　從明代到民國的數百年間，藏區興起的貿易集市逐漸由小變大，由少增多。這些集市，是由漢、藏、回、納西等民族攜手共同創造的。隨著生產的發展、歷史的進步和經營範圍的擴大，參與經營的民族不斷增多。貿易的發展，不僅帶動了旅店、飲食、金銀器制品和皮革等業的發展，而且還促進了川、滇、藏茶馬古道的拓展。

　　民族間經濟的交往，交通既是條件，又是保證。唐宋時期，漢藏茶馬互市市場主要在西北一帶，故唐蕃古道為主要貿易孔道。“內地差旅主要取道西寧越當拉嶺沿烏蘇大道入藏，‘往昔以此道為正驛，蓋開之最早’，唐以來皆沿此道。”’通往川西北藏羌地區的茶馬古道主要有三條：一條為松茂大道，又稱西山道、西路，從灌縣溯岷江而上，經漢川、茂漢、松潘、南坪，然後輻射甘肅、青海部分藏區。該道前身為湔氐道，秦漢時已通，“唐宋時期，這條西山道是四川盆地與川西北和西北各族人民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路線”。其時，西山道上松、茂、文、永康軍等為茶馬市場。“宋元時代，曾著力於西山古道的修整。”明洪武年間，為確保川西北道路暢通，曾經對其進行過兩次較大的修整。“明洪武十一年（1294年），四川都司遣人從灌縣修西山路”。“到了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曹震派茂州衛指揮同知余勝組織修治松驛鋪橋道，‘作驛舍郵亭，架橋立棧，自茂州，一道至松潘’。據現在可考，明代松茂驛站共有十個驛站”。自明代茶馬貿易中心南移，並實行引岸制度以來，“西山道便是邊茶運銷的重要道路。到了清代，以灌縣為中心制造的邊茶行銷松、理、茂一帶，稱為‘西路邊引’。”除西山道外，另外兩條茶道，一條即歷史上的“灌汶通金川道”，又稱小路，“從灌縣經臥龍翻越巴射小山、牛頭山到懋功（今小金），被稱為小路”；另一條“從威州經理番（今理縣）越鷓鴣山到剛金寺再進入牧區，也是一條較大的支線”。從川西通往康、藏的茶馬古道主要有兩條：一條從邛崍經名山、雅安、榮經、汶源、瀘定、康定，然後出關經乾寧、道孚、爐霍、甘孜、德格，渡金沙江進入西藏的江達、昌都至拉薩。從邛崍至康定段俗稱“大路”，由此道入康定的茶，稱之為大路茶。明際，黎、雅、碉門成為邊茶的最大市場，“秦蜀之茶，自碉門、黎、稚，抵朵甘、烏思藏，五千余裡皆用之。”明洪武年間，還因岩州設市，又開通了一條從天全通往瀘定嵐安的茶道，該道俗稱“小路”，沿此道運往打箭爐的茶稱“小路茶”。清康熙年間，瀘定橋建成，這條路線亦相應改變。前述從打箭爐至昌都的一段茶道俗稱康北道，清初又開通了康南道，即從康定出發，經稚江、理塘、義敦、巴塘、芒康、察稚，至昌都與康北道合，此道開通後，從打箭爐入藏多取此道。“滇藏貿易的主要交通線，歷來以滇藏和滇康為主要干線。滇藏線，一是經普洱、景東、麗江、昌都至拉薩。另一條是從瀾滄、雙江、臨滄、麗江、昌都到拉薩。此外，滇康線是由昆明、元謀、會理轉運至康定。”

　　漢區運往藏區集市口岸的茶葉，基本靠人力背運，俗稱“腳夫”，均系漢地貧苦農民，有的農閑時才從事茶葉背運，有的是祖祖輩輩操此業，長期在茶馬古道上輾轉，十分艱辛。西路邊茶分大茶和小茶，均呈方扁形，故又稱“桌茶”；大茶一包重一百二十斤，小茶一包重六十斤。南路邊茶，每包十六斤或十八斤，呈條形。南路邊茶運往打箭爐銷給藏商後，藏商需招引“賈卓娃”（縫茶工）用牛皮將茶葉重新打包縫制，若運距短就縫“花包”，若運至西藏則需縫“滿包”，一是防備途中損壞，二是便於馱運。每馱六包茶。茶包需從中對開，然後折迭打包。

（三）

　　邊茶，是內地銷往藏區的專供茶，其叫法很多，或謂“西番茶”、“烏茶”、“馬茶”等，民間最普遍的叫法為“藏茶”。“在元代，松、潘、黎、雅地區藏族所需的茶葉已單獨形成一個種，叫‘西番茶’，以別於腹地所飲的各種川茶。”“明代，“腹茶與邊茶不僅銷售範圍、對像有區別，而且在采摘季節、制法和包裝均不相同。腹茶又稱‘細茶’、‘芽茶’，它來自清明前後的嫩芽綠葉，經過烘焙、搓揉等工序制成，味香但不經泡。邊茶又稱‘剪刀茶’、‘刀子茶’，系在秋季采摘。茶農用小刀連枝帶葉．制成粗茶，此茶色味俱濃，經煮耐泡，故頗適藏區市場需要”。雲南銷往藏區的“緊茶”則與腹茶類似，以綠葉制成，價格較腹茶低，而用量又比川邊茶少，且耐熬煮，亦為藏族人民所喜愛。“由於邊茶需要長途運輸，加以民族地區‘番人不辨權衡’，在計量上容易發生爭執。將茶葉蒸壓成塊，既有利於統一重量，又便於運輸。”“清代以來，各路邊茶的制作形狀、包裝、品種都基本有各自的定式，並承襲下來，有的一直延續到今天。

　　南路邊茶主要產於四川邛崍、名山、雅安、榮經、天全等縣，其品種主要有以下七種“（1）芽茶：雅安產，每包十六斤，每包值二十元左右，品質最佳，行銷拉薩，非貴族、大喇嘛不購也。（2）磚茶：雅安、滎經均產，每包十六斤，每斤作磚形，值十元左右。品質較次，行銷康藏各地。（3）金尖：各縣均產，每包四甑，共重十八斤。品質較次，價格亦較低，行銷康藏各地。（4）金玉：各縣均產，每包十八斤，價二元左右，粗細摻合，行銷關外各縣。（5）小路茶：天全產，純以粗葉制成，價值均次於金玉，牛廠牧民多飲此。（6）紅茶：滎經產，粗葉制成。價值較小路為高，亦銷牛廠。（7）散茶：各縣均產，價無一定標准，零整均售，行銷各地”。

　　西路邊茶產於灌縣、什邡、北川、大邑、綿竹、安縣等地，以灌縣為制作中心。包裝與南路邊茶迥然不同，呈方扁形，形同桌子，故稱“桌茶”，大包一百二十斤，小包六十斤。　　雲南的邊茶產於普洱、佛海、景谷、緬寧一帶，其品種主要有緊茶、圓茶、方茶和散茶等，除銷本省藏區和西藏外，今甘孜州康南也有一定市場。

　　銷往寧夏、甘肅、青海一帶的邊茶，除部分系四川西路邊茶外，多系湖南、湖北的黑茶和老青茶。

　　藏族人民由於飲食結構特殊，所處自然環境也特殊，故飲茶習俗十分濃厚，風格獨特，豐富多彩。茶在藏族的飲食文化和其它習俗中，均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不管是集鎮、農村、牧區或是寺廟，人們早炊的首要任務便是熬茶。藏區泛稱早餐為“喝早茶”，早茶的食品多為糌粑；牧區除糌耙外，還有干奶渣，都是與茶相配的干食品。糌粑或用手捏成團吃，邊吃邊喝茶；或是先在碗內先放糌粑，然後倒上茶，直至舔盡喝足，這種吃法叫舔“卡的”；若吃干奶渣，則先在碗裡放上一些干奶渣後，再倒入茶泡奶渣，食盡奶渣。早茶中，茶為主，食為輔，故管早餐稱“喝早茶”。一日三餐，餐餐都離不開茶。無論是吃飯還是平時飲茶，無論是主人或是客人，都有個習慣，可謂不成文的規矩：飲茶時，不能一次飲盡，喝一點，摻一點，再喝再摻，如果不想喝了，方能一飲而盡，不然被視為不懂規矩，不禮貌。凡外出，除了帶干糧外，茶葉、鹽巴和熬茶的飲具必須齊備。

　　藏區飲茶的花樣較多，主要有如下幾種：

　　（1）清茶：這是最基本最普遍的一類。在鍋內摻入適量的冷水後，即放入茶葉，待開鍋時，用銅瓢在鍋中舀起茶水，高高揚入鍋中，反復幾次後，摻入少許冷水，繼續熬煮，再沸，再揚，再加冷水，一般三次左右，待茶色轉濃，茶香溢出即可。然後用藤制的圓錐形漏鬥將茶葉濾盡，再加鹽即成。也有在熬制過程中先加鹽的。已熬過的茶葉需盛放好，下次熬茶時還可繼續使用，一般要使用三次左右，茶色方盡。

　　清茶的另一種熬制方法是，熬制茶鹵。是在鍋中或壺中放入過量三至四倍的茶葉，加長熬制時間，有的為了追盡茶色，加入土制的灰堿或白堿，將茶汁濃縮為鹵汁，存放起來，需要時，只需在開水中放入適量鹵汁即可。這種方法節省燃料又省事，比較方便。清茶色鮮、可口、清醇，是農牧區家庭常飲的方便茶。

　　（2）酥油茶：是享有盛名、風格突出、營養豐富的飲茶。其原料有清茶、酥油和鹽。制作時，先將酥油和鹽放入專門制作酥油茶的“漿桶”內，摻入小半“漿捅”熱清茶，用木制帶柄的活塞（藏語稱“甲洛”）上下反復用力提按，並發出陣陣鏗鏘有力的“咕都、咕都”聲，一般大約提按五六十下，酥油、鹽、茶攪合均勻，成為粉乳色液體。之後再加清茶，直到“漿桶”裝滿，再放慢速度，提按“甲洛”若干次，酥油茶便制作完農。現代，藏族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有的人家，酥油茶的原料又有所增加，如加核桃仁、加奶粉，或是芝麻醬等，如此酥油茶既濃、又香，更為誘人。

　　（3）奶茶：夏秋季節，在半農半牧區和純牧區，奶茶最為流行。奶茶制作一般為兩種。一種是事先將茶葉搗成細沫，放入鍋中與水同熬煮，待茶色、茶味熬出後，放入適量鮮奶和鹽，用藏式茶瓢攪勻後即成，喝時連茶帶沫一道飲。另一種是用熬好的清茶，用茶罐或茶壺盛裝，再放入適量鮮奶和鹽，搖動茶罐或茶壺，待奶、茶、鹽均勻後，即可飲用。

　　（4）面茶：這種茶在農區比較普遍。先在鍋中放入少許面粉，進行干炒，炒熟後，邊摻清茶邊用鍋鏟攪拌，並放上鹽，待攪拌均勻、濃度適宜後即可飲用。

　　（5）油茶：主要在農區流行。將牛油（或肥牛肉）、豬油（肥豬肉）用刀切成小丁，然後放入鍋中炸炒，待油熟後，放入少許面粉或糌粑，再摻入清茶並加鹽，邊摻茶邊用鍋鏟攪拌，待攪拌均勻後即成。

　　（6）甜菜：甜茶在西藏拉薩一帶比較流行。其茶葉系較為高級的紅茶，加奶和糖熬制。本為西方飲料，傳入西藏時間不長，最早在上層貴族中飲用。現已在民眾中盛行，並已進入市場，拉薩城內有專門的甜茶館接待顧客。

　　藏族無論喝哪種茶，都喜歡熱飲，特別是帶油的酥油茶和面茶。所以藏族家庭中，火盆或灶塘內總常備灰火，並將茶罐或茶壺置於灰火上，以保持茶溫，隨時飲用方便。

　　藏族對茶具是十分講究的，特別是茶碗、酥油茶桶和茶罐。

　　關於碗的種類和來歷，《漢藏史集》中有專門的記敘，提及茶碗的制作最早在西藏，但是制作工匠和技術來自內地。書中記載：“藏王（指都松芒布支）說：‘此種樹葉乃上等飲料，飲用它的器具，不能用以前有的瑪瑙杯、金銀等珍寶制成的瓢勺，需要找一種以前沒有的器具。聽說漢地的皇帝有一種叫做碗的器具，可派人前去要來’。於是吐蕃派出使臣前往漢地。漢皇帝說：‘我們漢地與吐蕃雙方多次交戰和會盟，為利益吐蕃，我已送去醫藥歷算，各種工匠，各種樂師……若吐蕃自己有制作的原料，我可派一名制造碗的工匠前去’。吐蕃使臣將漢地造碗的工匠請回，並向藏王奏聞出使經過。藏王說：‘如此我們還是自己制造，只是不知道需要些什麼材料和工具？工匠回答說：‘原料上等的用寶石，中等的用石癤，次等的用白石頭也可以。’藏王說：‘如此，這三種原料都可供給。’工匠問：‘碗的種類很多，不知要造什麼樣的？’藏王說：‘我想要造的碗，應該是以前漢地沒有興盛過的。對形狀的要求是，碗口寬敞，碗壁很薄，腿短，顏色潔白，具有光澤。這種碗的名字因為是以前吐蕃沒時興的東西，依靠它又可以長壽富足，所以就叫做興壽碗，碗上的圖案，第一應是鳥類，因為是鳥將茶樹枝帶來的。上等碗上應繪鳥類口銜樹枝的圖案。中等碗上應繪魚在湖中游，下等的碗應繪鹿在草山上。比這三種再差一些的碗，由工匠自己隨意決定。’於是工匠按原料的優劣清濁，制成興壽等六種碗。按照藏王的吩咐制成的三種分別起名為夏布策、南策、襄策；普通的三種起名為特策、額策、朵策。”據以上資料分析，當時吐蕃請來的漢族工匠極少，故制造出來的碗，只能供吐蕃王室及貴族使用。

　　其時，民間的制陶技術已經較為普遍，民間廣泛使用的應是陶碗。此外就是用木頭制作的木碗。藏區多森林，制作木碗的原料充足，工藝也簡單。木碗一般有三種，第一種是無蓋木碗，這種碗的碗口向外翻，呈喇叭口形。第二種為扣合木碗，是由兩個大小相同，形同缽狀，一碗口有內切圈，一碗口有外切圈，二者可以扣合的木碗構成。多為外出時使用，打開後一碗可盛物，一碗可飲茶，攜帶方便。第三種是將無蓋木碗內壁和碗座用銀皮鑲嵌，既珍貴又精美，有的還配以銀質寶蓋，或作珍藏，或敬神用，或有最尊敬的客人來時以待客用。木碗至今還在民間廣泛使用。

　　當今藏族最喜愛的磁碗是內地制作的繪有龍圖案的白磁龍碗和繪有八吉祥圖案的白磁八寶碗。關於藏族喜愛繪有上述圖案的碗的歷史，《漢藏史集》中也有一些零星記載，可見由來已久。

　　酥油茶捅是藏族用來打酥油茶的專門用具，是由一個口小腹深的圓柱形小捅和一個帶柄的木活塞構成。因使用原材料不同，可分為兩種，一種是木質的，所取木材質地較松軟，纖維伸直．直徑一般在15＆＃0；25cm之間的小圓木。制作時先對剖，並將中部挖空，然後對合，對合時配制木制桶底，用柳、藤等類木條作箍，約四至五道。另一種是用竹作原料的竹桶，一般竹質桶的直徑和高度都比木質桶小，小巧易攜帶。精制酥油茶桶，其箍均用銅制，甚至外表全用銅、銀包裹。

　　盛裝各類茶的茶罐最古樸的是產於本地的陶制茶罐，造形別致高雅，形似內地古代鼓腰高頸酒壺，罐表雕有簡單線條圖案，或是嵌碎磁片。解放後內地工廠仿藏族陶罐式樣，生產糖瓷、鋁合金茶罐銷往藏區，極受歡迎。

　　藏族十分重視禮節，茶葉在民間禮儀中，常有與哈達相配的用場和作用。凡婚嫁之事，請客送禮，哈達和茶葉是最為普遍的禮品；走親串戚，時常以茶相饋；如賓至客來，請人幫忙，相待飲食中，茶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少的。在節日活動中，如賽馬、摔狡等比賽，尚以茶葉作獎品，獎勵優勝者。在家中，人若有不適，便將茶葉或糌粑放入火中，以煙熏之，認為可以驅邪；到寺廟念經，須熬茶布施。……

　　茶葉在藏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形影不離，自然會反映到作為文化的一個視角的文藝作品中去，在藏族的民間故事、民歌、諺語，以及作家詩中得到體現。

　　在藏族民間故事中，與茶有關的代表性作品，一個是《藏王赤都松和茶》，另一個則是婦孺皆知的《鹽和茶的故事》。鹽和茶的故事描述了一對藏族青年男女文登巴和麥美措之間愛情的悲慘遭遇。他們死後；靈魂相商，“咱們到內地和羌塘，變成鹽和茶相會吧”。“後來文登巴到羌塘變成了鹽湖裡的鹽，而麥美措卻到內地變成了茶樹上的茶葉，盡管他們二人靈魂相距很遠，但最終相會到人們的茶碗裡，每當人們飲茶時，就會想起這一對忠貞不渝的戀人。

　　在藏族民間歌謠中，有大量涉及茶的歌，在此略舉幾首，以見端倪：

　　茶葉最先出在哪裡／茶葉最先出在南方／三個漢族子孫種的茶／三個漢族姑娘采的茶／雪山的銅鍋烘出的茶／商人洛布桑布買來的茶／漢白大洋換來的茶／馱夫道桑翁姆馱來的茶／渡過了大江小河的茶／翻過了高山峻嶺的茶／用黃金白銀換來的茶／種在家鄉土地上的茶／將茶放在鍋力熬／好像空中黑鷲飛／茶在鍋中開三遍／好像大海波濤翻／金黃酥油放其中／好像黃鴨湖中游／白鹽放入茶水中／好像草原降冰雹／將茶倒入茶桶裡／恰如喇嘛帶黃帽／頭道茶香敬貴客／二道茶香敬朋友／最後共飲如意茶。

　　多麼清新、樸實的歌：讀了這首歌，關天茶葉的來歷、茶的熬制、飲茶待客習俗等就一目了然。

　　還有描繪茶具的民歌，如：

　　酥油茶桶銅絲邊邊／陣陣香茶濃郁撲鼻／茶灌閃光荷花彩繪／碗破奶茶奶香醉人。

　　藏族民間諺語中，有關以茶喻物的佳句府拾即是。例如：

　　慢慢熬茶味道好，慢慢說話意思明。

　　相親相愛，猶如茶與鹽巴；漢藏團結，猶如茶與鹽巴。

　　茶越熬越釅，書越讀越精。

　　無諺之語難聽，無鹽之茶難喝。

　　近人賀覺非，民國時期曾任理塘縣長，他對康藏史地有所研究，也寫丁關於康藏民族風情的一些舊體詩，其中有關於茶的詩句。如《南路邊茶之消長》中這樣寫道：

　　綠葉叢中笑語嘩／山頭園戶一家家／提籠相顧遙相知／四月清和好采茶／／

　　道路絡繹負茶過／西出爐關今若何／七碗盧同風雨夜／此行惟見漿桶多／／

　　詩中，上闋寫川西農戶茶園小景，下闋描述了藏區有關茶的所見所聞。

　　最後，有必要敘及藏區茶葉的種植問題。在歷史上，更確切地說是在印茶還未侵銷藏區以前，歷代統治者不僅嚴禁茶葉走私藏區，而且“素禁茶種入藏”，是為有效地發揮邊茶的羈縻功能。故藏區無種茶歷史。前已敘及，清光緒年間，張蔭棠在藏期間，因印茶侵銷西藏，嚴重衝擊邊茶市場，力主抵制印茶，在其一系列抵制措施中，在藏區試種茶葉為其一舉。他在《電陳治藏當議》中提出：“宜破除故見，以川茶子輸藏，教民自種”；著手在拉薩地區試種各類樹木，且育苗植茶；並“派員往四川、印度學種茶、制茶之法。凡宜種茶天氣暖熱之地。山坳岩間，當先以工布、巴塘毗連野人一帶和熙之地試種”。1906年（光緒三十一年），川督趙巽令金川地區屯兵就地種植茶樹，“先求多栽多活，次求采制得法”。後因政局鼎革，亦再無人間津。解放後，隨著生產的發展，藏區種茶變為現實。“（1956年）當時駐守在察隅縣的部隊，用雲南的大葉種和小葉種菜籽在下察隅區日馬鄉播種，最後竟成活2000多株，這2000多株茶樹不僅生長發育良好，而且所結茶籽還繁育了後代。1964年有關部門用這些所采的茶葉制成了紅茶、綠茶等7個花色，經中國科學院茶葉研究所評茶專家審定，認為‘嫩度良好，外形緊結肥壯，香氣純正，滋味濃’，符合優質紅綠茶品質標准，從而開創了西藏本土生產茶葉的新紀元……從1971年開始，西藏自治區農牧廳，西藏軍區生產部隊先後從四川、雲南、湖南、浙江等省。調進茶籽10多萬公斤，分別在海拔1570－3700米的20多個縣試種，雖有一些地區因氣候條件限制未試種成功，但在察隅、米林、林芝、墨脫、波密等縣逐步形成了一片世界屋脊新茶區”。西藏新茶區的出現，結束了藏區不能種茶、藏族飲茶而不種茶的歷史，為藏族的茶文化又增添了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