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我國的茶葉技術－四宜茶坊

近代自然科學技術，是在西方中世紀傳統科學技術的基礎上，伴隨資本主義制度的建立、發展而發展起來的。由於茶葉和近代科學技術發展的上述事實，所以，必然地也出現了這樣兩種特別的結果：第一，即中國雖然創造了燦爛的古代茶葉技術和茶葉文化，但由於其封建社會延續的時間較長，故其先進的古代茶葉技術，並沒有獲得發展為近代茶葉科學技術的社會條件。第二，西方最先完成了中世紀科技向近代科學技術的轉化，並且也具有創建一切近代科技的社會條件和能力，但由於此前他們不知道茶的生產，所以在他們全面創建近代科學技術的過程中，當然也不可能憑空創建出近代茶葉科學技術來。因此，非常明顯，世界近代茶葉科學技術，必然也只有中國傳統茶葉技術和西方近代科學技術相結合，或者是運用西方近代科學技術對中國傳統茶葉技術進行改造後，才可能產生和出現。這種結合或改造，不是別的什麼時候或場合，而正是上一世紀後期英國和荷蘭人在南亞引進中國茶種、茶葉技術大規模發展種茶時開始的。這一點，也是近代茶葉科學技術和其他多數農業科學技術發展所不同的一點。

第一章清末民初我國茶葉科學技術的向近代轉化

西方或世界近代茶葉科技，是先有近代運輸、貿易而後才有茶樹栽培、制茶科學技術的。那麼，我國近代茶葉科技的形成發展，是否也這樣呢？是這樣，也不是這樣。如果把外國人在我國開設的茶葉貿易機構也列入我國茶業和茶葉科技研究的範圍，那麼，我國近代茶葉科學技術的形成和發展，與西方一樣，也是先有近代茶葉運輸和貿易科技。反之，如果以我國自己茶業的近代發展來說，則我國近代茶葉運輸、貿易科學技術，基本是和近代茶樹栽培、茶葉制造科技同時建立和發展起來的。

外國貿易機構，具體是什麼時候將近代茶葉運輸、貿易科技帶到我國的呢？這最早可以追溯到鴉片戰爭前廣州夷館區的建立。西方和中國的茶葉貿易，清政府起初只准外商和廣州官商開的茶行買賣，其所有船只，一律要停泊距廣州十哩外的黃埔。後來，由於收貨、分裝都在船上進行不方便，各國商人通過官商取得清政府的同意，准許他們在官商商行附近集中租賃一小塊土地，建房設棧，這就形成了後來所說的廣州“夷館區”。這些夷館，全都濱河而建。據記載，鴉片戰爭前夷館區的“夷館” ，從西向東為丹麥、西班牙、法國、美國、奧國、瑞典、英國及荷蘭的“工廠”。在這條狹長的街道上，有十三座建築，故名“十三行街”①。這些工廠，起初主要是作堆放茶葉的貨棧，後來除存貯外，更重要的是用來進行篩選、拼配和分裝等等，就變成名符其實的茶葉加工廠了。廣州的這些工廠或貨棧，由於鴉片戰爭後通商口岸增加，不久均關閉了。至於這些工廠在鴉片戰爭前有無使用機器？已無法查證，但即使還未用機器，其經營管理，也當會吸收一部分西方近代管理科學技術成果的。

西方在我國領土上使用輪船運茶和機器加工茶葉，最早的記載，是上世紀６０年代由俄國商人在漢口開設的磚茶廠開始的。１８６１年，俄商在漢口所開的磚茶廠，其初也完全是按我國傳統工藝和設備設計的。但他們不久就發現，我國原來生產磚茶的設備效率太低，把他們工業中使用的蒸汽壓力機，首先移用到磚茶生產，替代我國舊的“木質平壓機”。這可能也是制茶所最初采用的機器。據文獻記載，１８７８年，漢口俄國有的磚茶廠，在蒸汽壓力機基礎上進一步又引進了更先進的水壓機。除漢口外，俄國和英國茶商，還在福州，後來又在九江開辦了多家磚茶廠。據統計，其時單漢口和九江兩地，俄商開設的磚茶廠就“多達１０余家”，使用的蒸汽壓力機、水壓機有數十台之多。

這裡需要指出，這些磚茶廠使用的機器，和我們後面要說的機器制茶，不但生產的茶類和設備不同，性質也有區別。我們說的近代機器制茶，不論是紅茶、綠茶和青茶，原料都是茶樹鮮葉。磚茶廠的原料，除收購中國的茶樹枝葉外，有的還從錫蘭購買大量的茶末摻和，所以其在生產上帶有茶葉再加工性質。因此，我們把這些外國人開設的磚茶廠和他們使用輪船運茶等情況和前面說的廣州夷館區的廠棧相聯系，並把它們也劃入近代茶葉運輸和貿易科技的範疇。

另外還要指出，這些外商在我國使用輪船和機器運輸、加工茶葉，其目的也絕不是為幫助我國茶業的近代化，主要的還是為他們對我國的更進一步的掠奪。這一點，左宗棠有這樣一段很好的揭露：“每年春間，新茶初到省垣（指福州），洋商昂價收買，以廣招徠。迨茶船擁至，則價值頓減，茶箱（商）往往虧本折資本。加以浙江、廣東、九江、漢口各處，洋商茶棧林立，輪船信息最速，何處便宜，即向何處售買。”①很明顯，洋人所以很快把他們在國內還不多的輪船拿到中國來用，目的自然只是為他們賺更多的錢。磚茶廠的情況也是這樣，其壓力機無疑較我國木質平壓機工效高得多，但由於我國磚茶手工工場“大都為臨時性質，不利於購置新式設備”，所以，如距武漢很近的羊樓洞的眾多磚茶工場，直至本世紀三四十年代，依然還是循守舊法。這也即是說，外國在華企業首先采用的這些近代科學技術，對我國傳統茶葉科技的近代發展，實際也無多大影響。所以，即從這二點來說，我們也可以和有必要把外國在我國這些企業的近代茶葉科技，與我國自己茶業和茶葉科技的近代發展相區分開來。

那麼，我國茶業和茶葉科技，究竟又是什麼時候開始向近代轉化的呢？籠統地說，也即西方在我國傳統茶葉科技基礎上創建出近代茶葉科學技術並明顯顯示出其優越以後。如前所說，鴉片戰爭以前，外國購買我國茶葉，集中由廣州官商辦理，鴉片戰爭以後，英國用武力強迫清政府進一步開放，因而使我國茶葉出口和生產，也出現了一個更加巨大的發展。以英國在鴉片戰爭前後的華茶貿易為例。據馬克思統計：１７９３年，英國購買中國的茶葉“還不超過１６１６７３３１磅，然而在１８４５年便達到了５０７１４６５７磅，１８４６年是５７５８４５６１磅，現在（１８５３年）已超過了６０００萬磅”。①這即是說，在鴉片戰爭前後半個多世紀中，英國從中國進口的茶葉，至少翻了兩番。至鹹同年間，我國茶葉出口依舊保持繼續遞增的勢頭，據海關統計，１８６６年，我國茶葉輸出的總額為１２０萬擔；１８７２年，茶葉出口增加到了１７０余萬擔；１８８２年，進一步增加到２０１萬擔；至１８８６年，四年中更猛增到２２１．７萬余擔，創造了舊時我國茶葉出口的最高紀錄。非常明顯，在這之前，我國茶葉出口一年比一年大幅度增長，加之其時英國、荷蘭在南亞發展茶葉生產不時從我國購買茶種和延聘茶葉技工去指導，在這樣的背景下，對我國的傳統茶業和茶葉科技，自然是不會感到其不足和需要改革的。所以，在此之前，明確說在１８８６年以前，我國是不會提出要改革我國傳統茶業和茶葉技術的。

事實也是如此，１８８７年起，我國傳統茶業和茶葉科技，在西方茶葉生產和近代茶葉科技尚未發展起來以前，猶如回光返照，急劇上升到了頂點。但是，當西方茶葉生產和近代茶葉生產科學技術建立發展起來以後，與我國傳統茶業和茶葉科技一比較、碰撞，我國傳統茶業就急轉直下，由發展的頂峰，墜落到衰敗的低谷。這一點，我們從１８８７年以後我國茶葉出口銳減的情況中也可找到說明。１８８６年，我國茶葉出口為２２１．７萬擔，１８８７年即降為２１５．２萬擔；至１８９１年，減為１７５萬擔；１９０１年，又從１８９７年的１５３．２萬擔，一下跌落到１１５．７萬擔①。

從１８８６至１９０１年的１５年中，我國茶葉出口銳減了１０６萬擔，減少５２％還多。同光年間我國茶葉出口的這一起落，在我國茶業和茶葉生產上，就出現了一個先是一哄而上，盲目發展，接著又一風而散的曲折，使我國茶業蒙受了極其慘重的損失。以福建大田和廣東南海二縣的變化為例。據民國《大田縣志》記載，“大田茶葉，原為生產大宗，在三十都各處，多茶山，每年采做烏龍、小種紅茶，售額可達萬余金。自清季以來，省中茶價跌落，茶商多虧折，兼之時局影響，以致商家無敢采辦，而各處茶山亦因之荒廢。”②宣統《南海縣志》也說：“茶葉以前為出口貨大宗，現在出口之數，歷年遞減，光緒十八年出口尚有六萬五千擔，至二十八年，出口不過二萬四千擔，蓋西人多向錫蘭、印度購茶，以其價廉也。前後僅距十年，銷數之銳減已如是，中國茶業之失敗，亦大略可睹也。”③從這裡也可看出，我國茶業走上近代改革這一步，並不是一件自覺和愉悅的事情，實質上是一種失敗後的痛苦求進。上面我們提到，我國茶業和茶葉科技的近代發展，是１８８７年以後的事情。後到什麼時候呢？１８８７年是１８８６年前連年遞增的頭一年下跌，總要連跌幾年以後，才會看出和證明確實是衰落，再由衰落進一步提出改革或振興。所以，明確地說，我國茶業和茶葉科技的近代改革，當是上一世紀９０年代，而且主要是９０年代中期以後的事情。這一時期，也是我國歷史上不同階級，各派勢力，以不同方式反對外國侵略、反對朝政腐敗，要求社會變革，要求學習外國技能等革命和愛國意識最為高漲的時期。在上世紀９０年代，對我國改革和科技發展最有影響的，主要是洋務和維新兩派和附屬或游離於這兩派之間的知識分子。其中尤以洋務派為最力。如１８９４年，湖廣總督張之洞為減少兩湖茶商虧累，就直接進行過運輸紅茶至俄試銷的努力①。

至於維新派，戊戌變法雖只百日就夭折了，但其經濟和文化方面的許多主張，如要求“振興商務、農務、工業，獎勵工藝創新，開礦築路”；“改革科舉制度，設立學校，設立譯書局，允許自由創立報館、學會和派人出國留學”等等，還是符合社會需要在後來以至民元以後仍繼續奉行。為了吸引和爭取更多的士人參與、支持洋務及維新，兩派特別是維新派在北京、上海、湖南、天津等地成立和創辦了很多學會及報刊。它們傳播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也帶來了很多近代科學技術的信息。這些說明，在１９世紀末的近代改革大潮中，那些具有愛國和民主思想的知識分子，實際起到非常關鍵的作用和影響。這裡還需補充說一點的是，當時茶業在全國還沒有學會和專門的科技人員，其改革和近代茶葉科技的介紹，主要隸屬於農學會和由《農學報》刊載的。

上面這些情況，也即是說我國茶業由極盛一下墜入衰落的低谷，不是在別的什麼時候，而正是在洋務派自強求富，維新派要求保護資本主義發展和農學界宣傳“務本興農”的高潮之際。所以，我國茶業的驟然敗落，不但成為洋務、維新和務農知識分子用來說明他們主張或宣傳改革的現實最好理由，而且也是他們用來標榜和實現自己改革和希望的最好出發點。不妨隨便舉例來說。如當時任戶部員外郎被維新派推選為“強學會”會長的陳熾，其在光緒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條陳茶政”的奏折中就提出，“中國茶務昔盛今衰，其故有三”：一則是印度、日本仿種太多，一則是洋商之抑勒太甚，一則是山戶和商人互相忌嫉、抬價，以致使茶務“江河日下”，補救無從。嚴格說，陳熾分析我國茶業昔盛今衰的這三點理由，並無抓住根本；但其後面提出的“補救”四法，卻代表了當時社會上不少維新者的看法。其補救第一法是“參用機器”，克服人工炒焙不勻的缺點；二是准設小輪，江西、湖南需經鄱陽、洞庭之茶，可不受風雨之阻而免遭西商抑勒；三為設立公棧，茶貨不單獨而是集中和外商議價，變由洋商為“由吾操縱”；四曰暫減釐捐，印度茶葉便宜，是因為稅輕。這也是清朝政府關於我國茶業為什麼要進行改革和怎樣改革的早期文獻之一。洋務派對茶業改革的關注，也以張之洞為例。１８９８年，張之洞在《飭江漢關稅務司設立廠所整頓茶務札》中，對其振興茶業的觀點，表述得也很清楚。他說，要整頓茶務，挽回茶利，關鍵是要抓住“栽種必明化學，焙制又須機器”這兩點。要做到這兩點，“非合各富商之力，糾股設廠，延請洋人督率教導”。這一點，張之洞把茶業的“洋務”，實際變成了“洋人之務”。他對江漢關稅司的穆和德十分賞識，稱他“於茶務目擊情形，深明利弊，極願為中國茶務謀補救之術”。因為這樣，所以張之洞把湖廣“籌劃種茶制茶之良法，在漢口或產茶地方設立廠所”等振興茶業的大權，全部交給了江漢關稅務司，要他們尋訪明理茶商，“商集股分，以及如何購機制茶，以成佳茗；購地試種，以期推廣；並延請洋人，酌雇印度工人”①等事務，都交給了穆和德。張之洞此文，不是紙上說說，規定“札到”，就要立即“按照上項札行事理”。是實實在在推行茶務改革的。至於農學會對振興茶業的重視，可從《農學報》刊文的情況也多少看出一點。《農學報》發刊詞中提到的該刊內容“門目”，有農理、動植物學、樹藝、畜牧、林材、漁務、制造（如酒糖酪罽之類）、化料、農器和博議十類②；茶只是其中“樹藝”中的一種作物。可是，我們查閱１８９７—１８９８這二年的《農學報》後發現，在每期薄薄的一二十頁文字中，有關茶葉的奏折文札、茶事報道和國外科技，期期多有，其內容超過蠶桑、樹藝和畜牧，占居最大篇幅。那麼，當時我國有關方面，為什麼對我國茶業和茶葉科技的近代改革這樣重視呢？顯然，這絕不是因為茶樹栽培面積大或與社會生活關系密切等原因，而主要是因為其長期來一直是我國重要出口物資所決定的。從上面例子可以清楚看出，我國茶業和茶葉科技的近代發展，不但一開始就和我國洋務運動、維新變法和務農會的農業改革相聯系和結合，而且實際也成為這些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或重點。因為這樣，所以我國茶業和茶葉科技的近代改革，就不但帶有某些洋務和維新派的特點與觀點，而且大體上也采取了與我國農業近代發展基本相應的路子和方法。具體來說，如梁啟超為《農學報》寫的發刊序中所講：其路子就是“近師日本，以考其變通之所由；遠摭歐墨（美），以得其立法之所目。”①

說明確些，也就是學習日本明治維新的經驗和學習歐美的科學和技能。這一點，在《農學報》的內容中，也反映得很明顯。其編輯部有懂日文和英語的編輯各一名，譯文欄目也分“東（洋）報”和“西報”二欄，每期日本和四方報刊譯文的字數也大體相近。在日本譯文中，對明治維新的經驗，尤為重視。如光緒二十六年，《農學報》的主要編輯羅振玉，還特地編寫了《日本農政維新記》一文，以大事記的形式，詳細介紹了明治維新三十年來日本在農業改革方面的主要活動和具體經驗。《農學報》刊登《日本農政維新記》，也是針對其時我國關於農業包括茶業改革的意見和建議眾說紛紜、各執一詞的實際而發的。在上面提過的張之洞和陳熾的看法就不一致。陳熾提出振興的四法是使用機器、添置輪船、設立茶棧和減少茶稅；張之洞的茶業發展，只提運用化學栽種和機器制茶二條。《農學報》編輯部的意見，也是二點，其稱中國茶利日替，其故有二：“一由於華商資本太薄，不能久持待價，至墮西商算中；一由於中華焙制不合西人口味。”①

如何挽回呢？他們提出，一是厚其資本，一是改用機器焙制這樣二條。愈說愈玄，浙江瑞安有人在一份條陳中說得更簡單：“綱者何？設公司以攬茶務是也；②”認為只要成立了公司，一切問題就可解決了。總之，在上世紀９０年代中後期，我國上下各地，圍繞茶業發展，確實提出了不少的方案和意見。但是，實際情況又怎樣呢？這猶如英人在報上諷笑的那樣：所“進變通新法之說雖眾，皆如馬耳之射春風。”③所以，我國各地清末的茶業改革，看似有領導、有組織，但實際依然還是各行其是，沒有統一計劃。不過，不管當時我國茶業改革意見如何紛紛紜紜，也不管各地改革時間有先有後，但總括起來說，我國近代茶業的改革發展，不外下面要說的成立促進茶業發展組織，派人出國學習、考察，采用洋人栽種新法，推進機器制茶，組織參加國內外博覽，開辦茶務講習班和傳播茶葉科技知識等這樣幾個方面：

（一）振興茶業組織和派員出國情況

清末促進農業的組織，有“務農會”或“農學會”；但是，茶業沒有籌建這種全國或省際的學術團體。官辦的組織，見之於記載的，也只有上面提過的張之洞“飭江漢關稅務司”成立的整頓茶務廠所。但這些以研究、推廣機器制茶和新法種茶的廠所到底成立多少？後來情況又怎樣？沒有找到其他記載，所以也只此一提。由茶商和地方紳士自發組織的振興茶業組織，以福建建甌的“茶業研究會”最有成效。建甌北苑，是宋代貢焙所在地，當時社會上有“金易得，建茶難得”之說。但自元代貢焙移至武夷以後，建甌的茶業由衰以至漸漸荒廢。清鹹同年間，隨茶葉出口的急劇增加，一批外地棚民至“鐘山” 租地種茶，也帶動本地山民墾種茶樹，“所產工夫茶年以數千百萬計，實超宋代而過之”。但不久，光緒中期左右，我國茶業衰敗，建甌絕大部分茶利“無復保存”。“嗣是，有和興茶業公幫，起而講究種植制焙諸法，尋改為建甌茶業研究會，聯絡群力，銳意改良”①。

茶業研究會前身的“和興茶業公幫”，當是成立在上世紀９０年代末或本世紀初。研究會發動大家“銳意改良”的結果怎樣呢？“宣統二年（１９１０），南洋第一次勸業會（在江寧今南京召開），如金圃、泉圃、同芳星諸號，均獲優獎。民國３年（１９１４年），巴拿馬賽會，詹金圃得一等獎憑，楊端圃、李泉豐得二等獎憑，此其效也”。順便指出，建甌茶業研究會在本世紀２０年代之前，本地業主團結奮勉，是取得不少成績的。但至２０年代以後，由於人事的變動，廣幫、潮幫茶商的反客為主，茶業研究會的活動和作用，就“日形衰落”了。

關於派員出國學習、考察，從有關資料看，在光緒後期，在農業方面，即有向歐美派遣留學生的情況，但是，茶葉方面，清朝只有派人到印度學習使用機器制茶，而尚未有派遣留學生的記錄。我國派人出國學習機器制茶，當首推福建。據光緒二十四年《農學報》的一篇《奏折錄要》中載：“聞福州商人，至印度學習，歸用機器焙制，去歲（１８９７年）出口四萬箱，獲利甚厚”。這段記載對福州茶商去印度學習的時間，講得比較含糊。“去歲”指的是出口機制茶，但去印度學習是否也是“去歲”，就不明確了。不過，不管怎樣，即使福州茶商就是１８９７年去印度的，這可能也是我國派員出國學習制茶的第一例。至於官派出國考察的例子，現在我們能舉的只有兩江總督派陳世璜去印度、錫蘭考察茶業和煙土稅則，及清廷派大臣至俄國考求中國出口土產銷售這樣兩例。陳世璜於光緒三十一年“農歷四月初九出發，八月二十七日歸國”①，一般認為這次即“我國考察國外茶業的蒿矢”。陳世璜回國後，給兩江總督府撰寫了一份詳細的“印錫種茶制茶暨煙土稅則事宜”的條陳。文中除力陳我國茶業必須改革外，對印度、錫蘭的植茶歷史、氣候、茶廠情況、茶價、種茶、修剪、施肥、采摘、茶葉產量、茶葉機器、晾青、碾壓、篩青葉、變紅、烘焙、篩干葉、揚切、裝箱、茶機價格、運道、獎勵、錫蘭綠茶工藝以及機器制茶公司程章等等，逐一作了具體的介紹。可以說，在此前我國對印度、錫蘭茶業的實際，知之是一鱗半爪甚至有誤傳和片面的；通過這次考察，不但得到了一個完整的真實印像，而且還對我國茶業的改革和發展，也提供了不少切實和合理的建議。如關於制茶，考察報告提出，印度、錫蘭的紅茶，雖不如我國上等紅茶，但較我國一般的紅茶價廉味厚，外國人飲之也逐漸習慣，所以，我國茶葉出口，必呈“日虧月耗”之勢。因此，我國茶業要復興，就“惟有改良上等之茶”，即提高茶葉品質。在兩江範圍內，依靠官府力量，發動茶商，首先在屯溪、寧州等重要產茶地區，“設立機器制茶廠，以樹表式”。為開風氣之先，廠內生產時，要允許茶商山戶入內觀看，幾年之後，商民見效果甚大，自然通力合作，除舊更新，茶區就會到處都設立這樣公司了。不但建議開設“機器茶廠”，而且根據我國的國情，進一步提出改進茶機和做到一機多用。報告提出，如“再能仿照制機，變通其意，集新法之長，補舊法所短，如碾機改牛馬運動以代汽力，烘機從木炭研求，以臻美備；並設法裝配磨粉機器，以便秋冬無茶之日機制米麥等粉，而免停工待費之暗耗”①。

另外這一年清政府派使俄國考察我國出口土產報告中有關茶的改進意見，也很具體。其稱：華貨輸俄，茶為大宗，但我國茶葉包裝“或箱或罐，皆粗拙不堪入目，不能引起人愉快心，且一箱一罐，分量過多，不適於售，市肆不得不拆散箱罐，另以美麗花紋之紙或他料，按其風俗所需，分為小包以待售。分包之時，摻入印度等茶，而茶味劣矣。是不啻以上等華茶，代他茶受惡名。何如我國自行改裝，亦按其適宜之分量，盛以美麗之彩盒，加以慎固之封識，表明為中國運至之純粹華茶，未經開折，未經攙雜，一年以後，必群奉為珍品。”②據說此後我國不但出口到俄國，就是出口其他國家的茶葉，也稍稍注意起包裝和裝璜了。我國派學生出國學茶，起初都是到日本。第一個去日本留學的，是１９１４年雲南的朱文精；再下來即１９１９年浙江所派的吳覺農和葛敬應二人①。

（二）茶樹栽培和管理科學技術的發展

前面說過，茶葉生產科學技術，主要包括茶樹栽培管理和茶葉制造兩個方面的內容，所以，在清末民初我國茶業改革的許多奏折和條陳中，如張之洞提出的“購機制茶”和“購地試種”；之後刑部主事蕭文昭提出的“設立茶務學堂，講求種植，盡地力和使用機器”的補救四術，無不強調種茶和機器制茶在茶業的近代發展中，具有同等的重要地位。但是，在實際進行中，一般又都忽略茶樹栽培管理，而表現出專注機器制茶這點上。

在我國茶業向近代發展中，出現專重機器制茶和輕視茶樹栽培科技的傾向原因主要有：一是認為我國茶葉不敵印錫，不是茶葉品質而是加工制作不用機器的關系。用張之洞的話說， “中國種茶之佳，地球無雙”②，甚至一些外商，也認為我國所出茶葉“遠過印度之茶”③。二是英國、荷蘭在南亞采用的茶樹栽培技術，先進的學不起，常規的無學頭。如其茶園耕作管理，有少數已使用機器和馬達之類，這是我國園戶購置不起的，加上我國勞力也較充裕，也無需購機耕種。另外，從陳世璜考察所寫的印錫茶樹栽培技術情況來說①，其播種、施肥和中國也相差不多，只有茶樹修剪，比我國要先進；但其栽種的茶樹系阿薩姆種和阿薩姆與華茶雜交的變種，樹身較高，我國也不能照搬。陳世璜記稱，當時錫蘭茶樹播種，就只有“如種稻谷”那樣育苗移栽一法，而且其具體操作“西歷十一月，先將田一方墾至一尺之深，鋪以肥土六寸，上面再加極細之土四寸，然後播種茶子，入土約深二寸，及至次年二、三月為之分種”，也很落後，至於施肥方面，有些地方也認為肥料有害茶葉品性，不施肥；一般都只施些麻餅，專門提到“種茶專家”的施肥方法，也就是在“茶林內攙種豆莢”，將莢梗埋於土內肥田。印度的茶樹栽培管理比錫蘭還差，有的地方任雜草叢生，至冬天把雜草翻入土中算是中耕施肥。所有上說這些技術，包括在茶園內間種豆科作物，這對當時我國傳統茶樹栽培技術來說，都不是什麼新鮮內容，也都是從我國傳去的老方法；所以，當時從國外，我國也確實找不到所需的“講求種茶”之法。不過，這不是說清末民初我國在茶學和茶樹栽培技術上就一點沒有提高和發展。不是的，如當時有關茶樹生物學特性和外部形態描述，在運用西方近代植物學成果後，就提高了科學性。這裡不妨以我國這一時期茶樹介紹的變化為例：前面說過，在清鹹同之前出版的我國古籍中，凡介紹茶樹，大都是引錄陸羽《茶經》有關茶樹形態的描述。但是，至光緒後期編纂的一些方志中，有的就開始出現用近代植物學的方法來描述茶樹了。如光緒三十一年四川《定遠縣鄉土志》載：“茶樹，乃常綠之木本植物，枝干不長，謂之灌木。其葉互生，有短柄無托葉，葉邊有鋸齒，性喜暖，早春發芽由葉腋抽出。短小花梗，開白色之花。其花向下，花被由萼與冠而成。花冠六瓣，其狀大小不均，居於花冠之內者，有多數花絲相合謂之雄蕊。雌蕊僅一本。其果實為頗面干果。葉性甚澀，含有一種香氣，摘而蒸之、焙之，使干即為常用茶葉。”①這和陸羽《茶經》中的茶樹介紹，就能明顯區分出它們是古是近的時代差別來了。在一定程度上，這也可以看成是我國古代茶學向近代茶葉科學開始轉化的一種標志。

另外，在茶樹栽培管理的一些具體技術上，我們從印度、錫蘭沒學到什麼，但當時在經營管理和一些技術的示範推廣方面，如建立茶場和成立公司方面，我國各地還是有不少舉措的。如上世紀９０年代，僑寓福州的一些英國茶商，出於其經營華茶貿易的巨利受到英印和錫蘭茶業的損傷，所以在開設“制茶公司”提倡機器制茶的同時，也注意在茶樹栽培方面的改進。據《農學報》報道，其“茶園自植之茶，色味較外洋遠勝。……刻擬在園內再種茶七萬株，以冀推廣。”②民國雲南《順寧縣志稿》也提到，順寧在清末開始種茶時，由“太守宋琦璘督飭實業團團長甘自東等倡種”，“民元以還，年有推廣”③。所謂 “實業團”，也即由各地鄉紳和知識分子，以近代工業和科技等開發家鄉的組織，這裡所說民元以還“年有推廣”，當也有一定的近代內容。不過，有關茶樹栽培改良記述得比較清楚的，還是民國《新昌縣志》，其載：“山背茶叢，每叢間斷或七八尺、丈余不等，有如星羅棋布。倘或縱或橫，分行不分叢，則培壅較易，采摘較便，種作較好，曠地較省，出貨較多，換一法而數利隨之。”①這也是我們現在能見的以近代播種方法替代傳統叢直播的最早記載。除上說幾例外，１９０７年，在南京紫金山霹雷澗設立的江南植茶公司；１９０９年，湖北在羊樓洞還設立過模範茶場；翌年，四川雅州成立茶業公司；江西也在寧州建立茶業改良公司；１９１５年，農商部在祁門平裡設立模範種茶場②等等。

這是我國最初建立的茶葉改良機構，其中江南植茶公司，還被認為是我國茶葉科研的發端。這些公司和茶場後來情況不大清楚。但多數可能由於經費等原因，其結果和四川遂寧第一農場的命運一樣，所植茶苗，“培壅數載，枝干拳曲，味亦苦澀，大有萎謝之態，茲已隨場中桑株供灶下之用矣”③。因此，總起來說，清末民初，我國茶樹栽培技術，由於試驗者不多，成功者更少，所以茶園面貌依舊，栽培技術實際提高和發展也無多大。

（三）我國近代茶業改革中的機器制茶

這裡說的機器制茶，不是指磚茶，主要是指紅茶、綠茶一類的散茶。這類茶葉的機制，不是外國茶商，主要是我們自己從茶業的衰敗和改革中並作為茶務鼎新的重點和中心提出的。

１９世紀８０年代後期我國茶葉出口的銳減，在我國一般人的心目中，認為西方各國不買我國改買印度、錫蘭的茶葉，主要是他們使用機器制茶的關系。如《農學報》在一篇《議起閩茶》的文章中稱：“印度錫蘭之茶，所以能勝於中國茶者，因有近來新機、新法制造之速效也。”一些外國茶行在品嘗過福建建寧用新法試制的茶葉後也稱：“其味絕勝，若其自購此機制之，則印度、錫蘭之茶利，不旋踵又為所奪矣。因其（指中國）茶名廣播，茶味濃郁，久在眾人心目中，故而易焉。”①社會上普遍的看法，是我國茶業只要一購機器制造，我國茶葉生產和出口的數量，“旋踵”又可迅速回升。機器制茶對茶業振興既然有如此神力，對本來就熱衷購機辦廠的洋務派來說，就更加傾心。如兩江總督劉坤一，早在１８９６年，就首先提出了以機器制造外銷茶葉的建議，後因茶商的反對沒實行。再如張之洞，其對機器制茶就尤顯關心。１８９９年，他在《飭商務局茶商購機制茶札》中，在要求茶商“集股購機制茶”的同時，也明確表示：“如有須官力維持保護之處，本部堂必竭力扶持，倘商人集股不足，本部堂亦可酌籌官款若干相助”①；並且還限定商務局趁當時茶商集中漢口的機會，“務期議有端倪”，即很好落實。如此重視和支持商人購買茶機制茶，這在所有地方總督中，也是僅見的。這裡需要指出，張之洞勸商購機制茶札是１８９９年寫的，而武漢和湖北的機器制茶，不是這時開始的。從我們見到的資料來說，漢口購機制茶，至遲也當時１８９７年以前的事。如是年７月的《農學報》上，有文章即說：“漢口茶商，購西樂果（即台維生機器）機器試焙，頗合用；雖已經雨漬之茶，亦色味俱全。……惜僅烘焙用機器。”②這裡反映得很清楚，其時機器制茶，雖只使用烘干機，但非指餅茶而是指散茶已很清楚。這一點，在其後刑部主事蕭文昭的奏折中，說得更加明確：“查中國現行機器有二宗，一為台惟生廠新法焙茶機器，……漢口茶商曾經試用，雖已經雨漬之茶，亦能色味俱佳。近聞湖廣總督張之洞，在湖北集款八萬金，置機制茶，已肇端倪。”③這段文字不但證明漢口在１８９７年以前已經使用烘干機焙茶，而且還明確指出，約在１８９８年，張之洞籌集到一筆巨款，在漢口購機制茶已不是最初的嘗試，而是已經發展到能夠看出些頭緒的程度了。

在上一世紀９０年代中期和末年，除漢口我國興起和試用機器制茶外，還有溫州、皖南和福州等地。關於溫州機器制茶，最早見於１８９７年上海各報。《農學報》引上海英文報稱：“中國招商普濟船，前日進吳淞口，帶有溫州紅茶樣，系用泰西機器制成者。”①過去溫州紅茶，西人不甚歡迎，“而裕成茶棧購機器焙制”後，“獨得善價”②。對這段報道，我們至少可以看出這樣三點：購機試制的，是中國人開的“裕成茶棧”；采用的機器，也和漢口一樣，只是烘干機；制作的茶葉是紅茶。皖南購買的，據蕭文昭奏折中所說，是“碾壓機器”，是兩江總督劉坤一“飭皖南茶局，向公信洋行購置四具”。所謂“碾壓機”，可能即指揉捻機。這一點，在光緒三十一年的《霍山縣志》也提到：“近徽郡仿外洋以機器烘焙，制精工省，頗獲其利。本色紳商如能集股設公司，精其制造，則……諸弊自除矣。”③很明顯，這兩條資料不是指同一樁事，說明其時祁門或屯溪機器制茶試驗的單位，可能也不只一處。

其實，我國最早使用機器的，還不是漢口、溫州和皖南，而是福州。１８９７年４月的《農學報》上載：“福州近用機器制茶，頗為西人所賞，已登各報。”④這裡所說的“近用機器制茶”，沒指明年分，但在１８９８年１月《農學報》刊載的一篇譯文中，指明了是１８９６年。１８９７年，英印《熱地農學報》，發表了一篇訪問從福州回去的一位叫非爾哈士特的文章。文中提到：中國“機器造茶”，“乃去年１８９６忽露機倪，即從福州起點”。福州１８９６年忽露的機制茶葉的情況怎樣呢？“去年送入英國者，數不甚多，約在一千五六百包左右。其中除去從前做成之古董笨貨，而新鮮制法，駕乎甚上，為數正多，是皆去年初行學習，而又倚托於頭春收積者。”①這裡的“從前做成之古董笨貨”、“新鮮制法”和“去年初行學習”，具體又何所指呢？“從前做成的古董笨貨”，指１８９６年福建茶商從印度學習回來前用機器試制的茶葉。“初行學習”，是指派人去“印度學習”；“新鮮制法”，是指學習歸來以後的制法。按照這一理解，那麼，在１８９６年輸英茶葉中，除閩商從印度學習歸來采造的“頭春”茶外，其“從前做成之古董笨貨”，很可能就是指１８９５年未去印度學習前自己用機器試制的茶葉了。如是這樣，福州購機制茶，應是在１８９５年以前的事情。

由上面設備數量和齊全的情況來看，也反映福州在機器制茶方面，其籌備和開始的時間，也當在１８９５年以前。台灣也是我國較早開始試用機器制茶的省區之一。不過，由於１９世紀９０年代末是其剛被日本強占，台灣各族人民抗日鬥爭最為激烈的時期，所以，其遲至“１９０２年起”，才“應用揉捻機、烘干機、篩分機、風力選別機等初、精機器進行紅茶”及烏龍茶、包種茶的生產①。不過，台灣開始應用機器制茶的時間雖然較福州、漢口等地為遲，但由於日本如三菱等一些大公司投資來和我國、印度等爭利，所以在大陸各地試驗漸漸夭折和自行消失以後，台灣不僅在民國初年，甚至本世紀２０—３０年代，機器制茶不僅一直延續不衰，甚至在有些地方還超過了英印和錫蘭。

（四）清末民初茶葉科學技術的普及和推廣

這一時期我國近代茶葉科技的普及推廣，主要集中在印發科技報刊、開辦講習班和參加茶博覽這樣三個方面。前面說過，近代茶葉科技，是上一世紀中期以後才形成發展起來的。所以直到上世紀末，近代茶葉專著，還只有英國１８７２年出版的ＥｄｗａｒｄＭｏｎｅｙ《茶葉栽培和制造》，１８９８年ＧｅｏｒｇｅＷａｔｔ的《茶樹病蟲害》等不多幾部書。所以，清末民初我國近代茶葉科技知識，也不是通過書籍，主要是通過《農學報》等一類報刊的譯文和專文來傳播的。和《農學報》差不多時間創辦的類似報紙，還有１８９６年上海的《時務報》，１８９７年上海的《譯書公會報》及湖南《湘報》等。這些報刊，由於用較多的篇幅教人講求經濟、時務之法，宣傳泰西科學技術和介紹日本維新經驗，所以在深受當時士人歡迎的同時，也頗為各級地方官吏的重視。如鄂督張之洞和湖南、江寧、貴州、浙江、杭州等府衙，都專門下發文件，“飭各屬購買或訂閱”上述報紙，“分發各署衙和各書院”供傳看。除浙江等少數地方是由各單位和各書院自費集中訂閱外，一般都是用“官銀” 購買送發。而且有些“札”文中明確提出，一報要大家輪流“閱遍”。“勸令廣閱”的目的，即在於“擇其可效法者，隨時教民行之”，以儲人才，以裨補地方。對各級官吏來說，閱讀後是要他們認真推廣；對於優處鄉閭或在書院的學子，是廣其見聞，在他們現實或以後的生活中，“隨時勸導農民，俾裕利源而維邦本”。一句話，當時“中國農人，病不識字”，實現傳統農業包括傳統茶葉技術的近代發展，就正需要也只能通過上述這些對像來“教民以自牧”①。

我國近代茶葉教育，較１８９７年杭州養蠶學堂（後改蠶學館），甚至後來成立的湖北農務學堂等等，都要遲一些。這究其原因，可能與戊戍變法的失敗有一定聯系。早在１８９８年的９月，光緒載瀛就批准刑部主事蕭文昭奏請的辦學意見，“諭於已開通商口岸及產絲茶省份，迅速設立茶務學堂及蠶桑公院”②。但不數日，載瀛被慈禧幽禁瀛台，關於“迅速設立茶務學堂”之事，如果光緒未作御批，可能還會迅速些，變法失敗以後，人們想辦法也要緩一步了。所以，直到１９０４年在張百熙、張之洞等“重訂學堂章程”的奏折中，又再一次的提出在產茶省份“設立茶務學堂”①之事；大致在此之前，還沒有地方開辦這樣的學校。不過，茶務學堂開辦雖遲，茶務課程還是開設較早的。如１８９９年湖北創辦的農務學堂，招生告示中公布的課程，為“方言、算學、電化、種植、畜牧、茶務、蠶茶”②共７門。前３門，類似現在所說的基礎課；後面農學、畜牧、茶業、蠶桑，實際即全部專業課。我國歷來農牧並提、農桑並重，這裡把茶葉提到和農、牧、蠶桑相並的地位，也足見其時社會上對茶業的重視。這也是我國茶業設課授學的最早記載。從我們查閱的資料情況說，我國茶業開班辦學，是以四川為最早。光緒三十二年，四川發布過這樣一則消息，決定於次年（１９０７），開辦“四川通省茶務講習所”。這所講習所有沒有開辦？可惜我們沒找到進一步的報道，但從民國《雙流縣志》這樣一條資料中：“本縣有牧山第一茶業社一所，系前通省茶務講習所畢業生駱德純所組織，集資一千八百余金，佃商瞿祭地八十余畝，推廣種植。現在成樹者二千數百余株，其所制茶葉，色澤香味亦不亞於各地售者。”③這反映這所四川全省的講習所，不但開辦，而且其畢業的學生，在民國初年，在各地“推廣種植”等茶務工作上，便已做出了相當的成績。這我們在宣統三年《峨眉縣志》中也可找到這樣旁證：“峨邑辟居偏隅，工藝驟難發達，惟桑茶向系特產，自宣統元年開辦蠶桑茶業傳習所以來，……蓄茶焙制等法，亦月異而歲不同。”①

就一般而言，在當時風氣未開的情況下，要是省裡講習所未辦起來，縣裡可能是不會先辦的。這一點，吳覺農先生憶稱，在四川之前，１９０９年湖北羊樓洞茶場就附設過講習所。至於“四川通商（省）茶務講習所”，他說是成立於“宣統年間”，“所址初設灌縣，後遷成都”②，這除成立時間可能有出入外，內容當是可靠的。清末很可能就只有四川及峨眉和羊樓洞等少數地方辦過茶務講習所。因為在宣統二年十二月農工商部在呈朝廷的奏折中，還在請示“沿江沿海各省漁業公司設立水產學堂，並就產茶各省設立茶務講習所”③等事；在這份奏折之後不幾月，就改元民國了。此奏折之後不幾天，宣統三年元月十一日，兩江總督呈遞“設茶務講習所”的奏折，而且其所提還特別具體。指出皖、贛等省茶葉向運寧、滬出洋銷售。“寧垣為南洋適中之地，擬設茶務講習所，專收茶商子弟及與茶務有關系的地方學生。……開辦及常年經費，均由皖南茶稅局撥支，學生畢業以農工商部之藝師、藝士籌職分別委用。”④

這裡經費、生源和畢業後分配待遇都講得很清楚，籌備工作如此充分，其開辦是不會有問題的。不過，辦出來也當是民國以後的事情了。民國初年除在南京辦的“茶業講習所”外，吳覺農還提到：“１９１５年湖南設立茶業講習所，初在長沙，嗣移安化”①，以及雲南“茶務講習所”等內容。關於這二點，有其事，但可能在成立的時間和所名上記憶有誤。據民國１３年《昆明市志》載：“前實業廳創辦茶業實習所於大西門外，所有采揉焙制，一用新法，制出之茶，約十余種，色味但較普洱、景谷所產為佳。……日前該所之長曾勘得市外大麻苴地方有荒地一塊，廣約百余畝，……堪以植茶，已呈准開辦為模範茶圃，一以供該所學生實習之便，兼以提倡本地植茶事業。”②雲南在民元以後一直到抗戰期間，其茶業的發展是極其明顯的，這一點，與１９２０年前後雲南茶業實習所為全省培養出來的學生所提供的技術條件，是不無作用的。

參加和組織博覽，是促進生產和科學技術發展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日本也是在明治維新時才認識和重視這一工作的。我國最早介紹博覽會情況的，是光緒庚子（１９００年），羅振玉翻譯日本“新農報”《記巴黎世界大博覽會農展館》這篇文章。在這個展館中，日本館的面積僅寬四丈二尺，長六丈六尺多；“場所既狹，出品亦少”，但“日本茶、台灣茶、醬油”三樣展品，卻受到參觀者的特別“嘉許”。台灣其時新為日本所占，這可能也是我國茶葉首次參加世界博覽會的記錄。羅振玉在《農學報》上親自編發這篇文章，當然不是為介紹上面日本參展的情況，而是為了借此宣傳他的這段按語。“玉按：博覽會之益，可獎勵實業家之進步，可推廣國家之商務，可增長交換國民之意識，蓋一舉而數善備焉。中國風氣未開，而地大物博，若加講求，……鼓勵甚捷。”①

羅振玉的這幾句按語，還是有作用的，１９０４年，美國聖魯易舉辦博覽會，清朝不僅准商民參加，而且還派了官員帶隊。與會期間，美國有的華僑上書，要求在北京也召開這樣的博覽會。指出：“日本僅吾一省之地，而開博覽會，況我中國乎？！”②這意見雖然沒有立即被采納，但清朝和北洋軍閥時期，我國在江寧和北京，還是先後和分別召開了這樣的博覽會。下面，我們將方志中各地有關參賽獲獎的資料，稍作彙述：民國１０年《宿松縣志》載：“松產之茶，品質純厚，氣味香美，其尤佳者，則為羅漢蕩之雲霧茶，清宣統時江寧賽會，近年美洲賽會、巴拿馬賽會，松茶亦荷褒獎。”③民國３７年，《廣德縣志稿》：“民國四年，美國巴拿馬賽會，……以廣德茶之與賽，得金牌大獎。現尚有得獎證明書之照片。”④

民國１４年《丹徒縣志》：“碧螺春茶，見南洋勸業會審查給獎冊，……宣統二年列入勸業會獲獎金牌。”⑤民國１９年《壽昌縣志》：特產“以十都之綠茶及十二都裡洪坑之紅茶為最，曾得北京展覽會及巴拿馬賽會特獎頭等金牌。”①民國２２年《景寧縣志》：茶以“惠明寺及澄頭村出產尤佳，民國四年得美利堅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一等證書及金質褒章。”②民國１４年《都勻縣志》也載：“民國四年，巴拿馬賽會曾得優獎。”③建甌茶業研究會參加南洋勸業會和巴拿馬賽會的資料，在前面《振興茶業組織》部分已經提及；類似的記載還有，這裡不再多作引錄。從上面我們不難看出，民元前後，我國雖然召開和參加這類博覽會還不多，但這種活動，不只部分地把我國茶的生產、貿易，帶進了近代機制，而且在科學技術上推動了交流，宣傳了良種良法，對我國茶葉生產特別是制茶科技，起到了明顯的促進和推廣作用。如碧螺春，它的發源和傳統產地是吳縣洞庭東山和西山，但在南京召開的第一次南洋勸業會上，獲得金獎的竟是鎮江；再如安徽宿松、廣德，浙江的新昌、壽昌和景寧等縣，原來制茶都不精，通過參展，技術上較前也有了明顯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