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至民國華北茶市場研究－四宜茶坊

華北茶葉承銷市場包括原直隸省的北京、天津、河北兩市一省。為了表述方便，這裡還把河南、山東包括在內，形成一個5省市的“大華北”區域。因為，這些地區茶葉市場具有較緊密的聯系，無論是消費的茶類、茶葉來源、茶葉運銷方面，均有許多相似之處，構成一個相當聯系緊密的整體。

一．京津冀茶葉市場

河北茶主要來自安徽、福建、江蘇、浙江、江西，以銷綠茶，花茶為多，紅茶次之。輸入該地區的茶主要通過海路和內河、內陸2條道路。由海路輸入的茶以漢口、九江、蘇州、上海、福州等為多。這些口岸的茶輸入天津、北京後再分銷華北各地。為了及時辦貨，節約成本，更好地滿足市場需要，產區茶商往往把本地所產茶運銷不產茶的銷區，而銷區茶商同樣主動赴各產區或茶葉集散中心制造、收購茶葉，運回原藉銷售，這種情況在華東、中原及山東表現得尤其明顯。華東輸入的茶，很大部分來自皖北六安茶區。如霍山縣東北鄉、西南近城一帶茶，光緒時(1875－1908年)“多北運至亳州及周家口，半薰茉莉轉售京都、山西、山東”(1)。從“土人不辨茶味，唯燕、齊、豫、楚需此日用”也可概見。民國時六安茶銷路仍“以山東為最多，北京天津等處次之”(2)。至1949年解放時，皖西茶葉“全是內銷，主要市場在華北”，即“片茶銷長江南岸，淮河一帶，藍花茶銷京津，大茶銷山東河北農村”(3)，銷售市場仍無多大改變。皖南茶外銷衰落後，茶葉內銷成份增多，東北、華北為重要市場，茶商也親自赴皖南設莊收茶。大方茶“多運杭州銷售”，這些茶或轉寧波或轉蘇州從上海北運。而“窨花茶多銷北平、天津、山東、山西等處”。本莊茶客俗稱“山東客”，“蓋北方茶商均系山東人”，但又“實非山東一地茶商也。此種茶商，每於立夏後，即紛紛由北方來徽(州)，攜帶現款自投素所相識之茶行，依各地茶價之高低，定其辦貨之多寡。無論茶價如何，總須將該茶葉店一年能售之貨色備足”。據20世紀30年代調查，茶客辦茶資本，多者10余萬元，少則數千元，普通一、二萬元，所設莊號眾多，王林村一帶就有此類茶莊“不下百余家”(4)，所辦茶總量自不在少數。杭州是著名龍井茶產地，“又是浙、皖、贛、閩茶葉運銷集散之地”，解放前，每當茶季，“全國各大城市茶商雲集杭州，采購茶葉”，著名茶商有上海汪裕泰、程裕新、蘇州汪瑞裕、北京鴻記、天津正興德及泉祥、濟南鴻祥、哈爾濱東發合、大連阮順德等大茶商，他們在杭州設莊，通過茶行收購，搶運各地報新(5)。漢口為華中主要茶葉集散地，青茶用“茉莉花窨，合乎天津、開封、山西的銷路”(6)，茶葉大量轉上海運天津。福州是重要花茶集散地，箱茶幫中的天津幫“均以專售綠茶於天津牛莊煙台三大埠為主”，盛時有三四十家，他們中的有些人“系北人來閩設莊販運者”。京東幫也有三四十家，分為京徽幫、直東幫，“均系北京安徽人所開設，專以運售綠茶於京津各埠為業”(7)。正因為河北、京、津茶商廣赴茶區收購，所以光緒《趙州鄉土志•商務》雲:“茶多自茶山運來，茶商多冀州人，每歲銀不下十余萬兩”。當然，擁有豐富茶源的產區商人前往華北一帶設莊、開茶店銷售的也不在少數，尤其以徽商為代表。明末，徽商已來到北京業茶，嗣後勢力日益增大，成為主要茶商。從中國歷史博物館所藏“北京茶館圖”即可窺見徽商的勢力及經營情況。一幅茶館圖寫有:“徽州吳彙源自辦名山毛峰雨前雪蕊龍井雀舌普耳等茶發行”，另一幅茶館圖中有3位茶客正在茶館悠然飲茶，邊上站立一位侍者顯系“茶博士”，茶館門口立一穿長衫者，作出“請進”之手勢，茶館門牆上掛著寫有“雨前”、“毛尖”、“六安”字樣的招牌(8)。這2個茶館出售的茶均為上等綠茶，且說明茶館尤其是大茶館“自辦名山”名茶是一種慣常的經營手段。

天津、北京輸入大量茶葉，說明直隸一帶茶葉市場的發達和茶葉消費量之大。從實際情況來看，也確實這樣。北京為政治中心，人口眾多，飲茶相當普遍。其地“飲茶之風極盛，不獨上流社會嗜之，即下層階級如車夫苦力等人，亦莫不皆然。蓋茶葉一物，能滌除煩燥，人之操作愈苦者，其渴飲亦愈甚。故北京車夫苦力，於其勤勞之余，相聚傾壺長吸以為快，不過多購零包茶葉而已。此等人殆視茶葉與食糧同為每日必需之品，其消費之總量，並不亞於上中社會。而市內公眾品茗之場所，亦指不勝屈，其中形式最古者為茶館，城內外大街小巷莫不有之。此等茶館，有兼售食物者(俗名茶飯館)，有說書助興者(俗名清茶館)，顧客以中流以下階級為多。至略仿南方之形式者，謂之茶樓，概起於光緒二十六七年以後，如勸業場第一樓青雲閣東安市場等處，入座以中等階級為多。而公園戲園及各游戲場中品茶之人，為數亦多。此外路旁所設之茶攤(花兒市最多)及游行街上之茶挑，亦到處皆於見之。故茶葉一項，實為極大消耗品，據茶業中人計算，北京茶葉每年消費總額約為三百七十萬斤乃至四百萬斤，城內外之茶葉店，大小不下三百余家”(9)。這是北京20世紀20年代左右的情況，從中可見，居民飲茶之盛，每年消費的茶葉數量眾多，社會上早已形成層次分明的各類茶館，可以滿足不同人士的消費需求。有學者說，“研究古代社會者，不可忽略了茶館”(10)。茶館是茶葉消費大眾化、平民化的窗口，透視茶館消費，可概見茶葉市場發展的深度和廣度，從而更好地把握茶葉市場的發展脈搏。中唐時期，包括北京在內的河北一帶飲茶已盛。陸羽《茶經•六之飲》有:“兩都(指長安、洛陽———引者)、並(山西)、荊(湖北)、渝(重慶)間，以為比屋之飲”。唐代楊華《膳夫經手錄》也雲:“自梁、宋、幽、並間，人皆尚之”。同時售茶水的茶館正式出現，“自鄒、齊、滄、棣漸至京邑城市，多開店鋪，煎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11)。元明時期繼續發展。清代京師茶館又達到一個新高度。茶館相當普及，飲茶成為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陳恆慶《諫書稀庵筆記》載，“燕京通衢之中，必有茶館數處。蓋旗人晨起，盥漱後則飲茶，富貴者則在家中，閑散者多赴茶館。以故每晨想見，必問曰:‘喝茶否?’茶館中有壺茶，有碗茶，有點心，有隨意小吃，兼可沽酒。自辰至巳，館中高朋滿座，街談巷議，殊可聽也”(12)。大部分茶館設施較簡陋，所設“列長案，茶葉與水之資，須分計之。有提壺以往者，可自備茶葉，出錢買水而已。漢人少涉足，八旗人士官至三四品，亦廁身其間，並提鳥籠，曳長裙，就廣坐，作茗憩，與圉人走卒雜坐談話，不以為忤也。然亦絕無權要中人之蹤跡”(13)。這種大眾化的茶館當然是三教九流會聚之所，基本功能是“飲茶之所也”。按史料所雲，這種茶館一般盛於“光緒庚子(1900年)以前，京師茶館不多而陋”。飲茶方式很隨意，“大率列長棹於廳事，茗飲者自備茶葉，以次列坐，坐既定，出當十錢一文，買其水，且有挈壺以往者，館中亦售餅餌”。丁立誠《上茶館》一詩，描繪了大眾茶館的飲茶實態:“卷餅大嚼提壺飲，並坐橫肱雜流品。清晨邀客且烹茶，人聲鳥聲眾喧甚。內城白肉深溝羊，包辦南席東麟堂。熊掌與魚我所欲，燒鴨首推便宜坊，弱筆自慚尋夢梁”(14)。從這首《上茶館》詩中，透露出茶館的熱鬧、隨意情景。在茶館普及，旗人也飲茶成風的同時，光緒(1875—1908年)後期，高檔茶館也已出現。這種茶館被稱為茶園，設施高檔，層次分明，收費有別，喝茶聽戲皆得其所。華胥大夫《金台殘淚錄》有記載，雲:“凡茶園皆有樓，樓皆有幾，幾皆曰官座，右樓官座曰上場門，左樓官座曰下場門。狎旦色者，曰鬥，爭坐下場門。樓下左右，前方曰散座，中曰池心，池心皆坐市井小人。凡散座一坐百錢，曰茶票，童子半之，曰少票。池心無童子座，署曰:‘池心不賣少’。樂部登台，坐者毋許徑去，署曰:‘開戲不倒票’。官坐一幾，茶票七倍。散坐二鬥，每據一幾，虛其位，待旦色入座問安，立於僕豎之間。無茶票者，曰聽闌干戲”。茶園與酒店俱榮，“茶園左右前後，皆有酒館，又曰酒店”。著名的茶園有地安門外茶園、宣武門外茶園、崇文門外茶園各1座，正陽門外東茶園4座，正陽門外東茶園7座(15)。由於茶館業的發達和茶葉消費量的巨大，對水質的要求也提高。北京出現了“送甜水”的行業，西北一帶井水由於“味多甜”，大獲青睞，有人“日以小車載之，致送人家，按月取資，謂之曰送甜水。居人飲而甘之，輒亦曰甜”。“泉源分來甜與苦，甜者宜茶活水煮”，從而解決了“京師為堿地，故井水多苦，不能供飲”(16)的問題。其實，老北京的茶館始創於元明，鼎盛於清朝，種類繁多，星羅棋布，遍於全市大街小巷的各個角落，大致可分為清茶館、書茶館、棋茶館和季節性茶棚等，各有其不同的適應性(17)。

北京市場上消費的茶類比較單一，雖可分綠茶、紅茶二大類，但“綠茶銷數最多，約占百分之九十九，紅茶不過百分之一而已”(18)。而富有特色的香片茶是花茶，也極受歡迎，“京、津、閩人皆嗜飲之”(19)。這些茶有其較為穩定的來源，如“紅茶來自漢口最多，福州次之，綠茶以徽州及浙江貨為最多，福州貨次之，六安貨(安徽霍山產)最少”。光緒十六七年(1900－1901年)以前，“北京銷行之茶，概為六安貨，嗣後以風氣變遷，六安茶銷數逐漸減少”，20世紀20年代“其勢力已一落千丈”。龍井茶銷量則由不及500斤升至1000擔以上(20)。

天津為華北巨大茶中轉站，大量茶葉由此經張家口轉運至恰克圖出口或銷售於蒙古各地，同時又是北京市場茶葉的重要來源。天津擁有40萬人，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茶葉銷售市場。1868年外國輪船輸入天津供當地消費的茶是928644磅，價值19763英磅。顯然，這對“擁有400，000人口的天津本身所需要的茶葉的數量”而言，是遠遠不夠的，實際消費量“大大地超過了”這一數字，因為那僅是“一部分比較少的供本地消費的進口數量，更不必提還要天津市場供應其他城市的需要了”。這個巨大的“年供應量的差額，一部分由科庫船(kokujunks)供應，一部分由漕糧船供應”(21)。有些內容可參“天津茶埠”相關內容。

北京、天津的茶以該核心市場為中心，向周邊尤其是河北市場擴散。民國《雄縣新志•商務》雲:“茶葉自白溝鎮零售於本境，近由天津運銷本境，各雜貨行均有出售”，說明茶市網絡暢通。有些茶商的銷售金額還不小。如光緒宣統間(1875—1908年)《固安縣志？商務》載，茶由安徽清江水運至山東德州，車載至固安，該縣城內廣順號銷3萬緡，寶興、日新2號銷萬緡，牛堝萬有號銷1．4萬緡，“其借銷於他行者無定數”。光緒《趙州鄉土志•商務》載，每年由茶山運來之茶，計“銀不下十余萬兩”，可見，河北茶葉市場具有一定規模。為了滿足消費，許多地方還制造、出售、飲用各種“野茶”、“草茶”，茶商收購，並往往摻入真茶中出售(22)。這也從另一側面說明消費的迫切要求。

二．山東茶葉市場

山東茶葉市場與河北茶葉市場有許多相似之處。如鴉片戰爭前，從上海輸入綠茶為一重要途徑。“從上海到廣東、山東、盛京和遼東去的帆船，都載著蘇州和南京出產的棉花、茶、絲和棉布”，這些“裝載茶、紙、布、糧、絨花、藥材、木料的船只，開往山東、直隸沿岸，裝回各種豆類”，還“帶回現款”(23)。嘉慶(1796－1820年)後，清政府為嚴控茶葉貿易由廣州一口出口，杜絕走私，消滅偷稅事件，禁止茶由海道運廣州，但對上海北運茶葉，規定仍“著照舊例，凡北赴山東、天津、奉天等處茶船，仍准其納稅放行”(24)。承納上海等南方運來的茶只能是沿海的膠州、煙台等城市。蘇州開埠後，安徽、浙江、江西等省茶從杭州轉運蘇州，經薰花後運往東北、華北地區。1901年海關關冊曾提到“至本年茶葉一項，因秋間曰俄息戰後東北一帶待貨孔迫，故多運往該處銷售，頗獲厚利，即直隸、山東兩省，銷場亦復不惡”(25)。福州的箱茶幫共分3幫，其中天津幫興盛時有三四十家，“該幫均以專售綠茶於天津、牛莊、煙台三大埠為主”(26)。從中也可概見，山東所銷綠茶，一般是經加工的花茶，煙台等沿海城市是主要中轉站，以此為中心，銷往山東各地。山東市場上的茶很大部分是茶商親自赴茶區采購的。如綠茶中心皖南，辦茶有本莊茶商被稱為“山東客”，之所以有這種稱呼，是因為“北方茶商均系山東人”(27)所致。杭州是重要茶葉集散中心，解放前各大城市雲集杭州采購茶葉的著名茶商就有濟南鴻祥號(28)。設莊六安茶區，把茶運往山東市場，是山東茶商的重要業務。霍山縣西鄉一帶的茶“茶味厚，微苦，枝干粗大，采焙不精，皆青齊茶商於大化坪、五溪河收買，運銷山東一路”(29)。民國時“山東莊客，多在獨山鎮石曹末潭炮山根等地設莊，專辦東河外山貨”(30)。清代辦六安茶的莊號分為雜莊、本莊、蘇莊、口莊、魯莊等幫。雜莊為鄰近各縣人，如“巢合含和及鄂東黃安高陂等處之客商，均系一種小商小販之性質，資本微末，購買無多，與各正式莊號比較，不及遠甚”。本莊茶號為當地茶商，“其經營規模較大，而聲譽頗振一時者”，霍山有6家，入民國後“多數倒閉，或已衰微”。蘇莊即蘇州茶商，清代時占重要地位，民國後基本停辦。口莊為周家口莊，情況一如蘇莊。魯莊數量眾多，規模大小不一，“各縣重要之產地，均有該莊之繾集”，盛時“六霍舒邱四縣，常達二百余號以上”。清同光年間(1862—1908年)，魯莊即進山辦茶，但“多為小商販”，用手推車運來當地土貨賣作購茶資本，“購買數量，或百余簍，或數十簍”，被稱為“車把客”。津浦鐵路建成後，車把客“逐漸絕跡”，“各大莊號，多皆入山”辦茶。著名茶號泉祥號“營業資本甚大，不但本區各地，進貨甚多，徽閩各處，亦皆采辦”(31)。這就是被稱為“京行”之“山東省人”(32)。茶由淠河運至正陽關，進淮河至蚌埠後，由津浦鐵路運山東。

由於六安茶區茶“向為唯一重要銷場之山東市面”(33)，山東泰安、德州、濟南為其大市場，並由此向鄉村等地集散。如“紳士家用茶葉，則市於店鋪”(34)。齊河縣東北鄉馬寨一帶，多產蝦蟆秧，亦名紅芭刺秧，“土人多采此如法泡制，出售濟南各茶莊”(35)。民國《長清縣志•物產》也載，“靡笄茶，土人采此泡制出售濟南各茶莊，獲利頗厚”，表明濟南是茶葉大銷場，地位重要。劉鶚《老殘游記》提供了清末關於濟南茶葉市場的一些信息。該書第二回雲，老殘至濟南府，“進得店去，茶房便來回道:‘客人，用什麼夜膳?’”，說明這是兼賣茶水的飲食店。該書第三回說到老殘吃過午飯，“步出西門，先到趵突泉上吃了一碗茶”。泉邊有呂祖殿，殿前搭涼棚，“擺設著四五張桌子、十幾條板凳賣茶，以便游人歇息”。老殘出了全泉書院，順著西城南行，在南門外城河邊黑虎泉見到幾間草房，“走到面前，知是一茶館。進了茶館，靠北窗坐下，就有一茶房泡了一壺茶來。茶壺都是宜興的樣子，卻是本地仿照燒的”。該書第四回雲:“老殘拿茶壺，替他倒了碗茶。……老殘一面叫茶房來，給了挑盒子的四百錢，一面寫了個領謝帖子，送那人出去”。這是老殘以茶感謝送吃的東西的人。第九回、第十回更有大量描寫茶的內容。第十八回談到“河邊搭著茶棚，掛著彩綢，當時讓到茶棚小坐”(36)，也表明有飲茶之處。所以徐珂《清稗類鈔》所雲:“濟南人不重茗飲而好酒，雖大市集，無茶肆，故勞動界之金錢消耗較少，而士夫之消耗光明，亦不至如南人之甚。朋輩征逐，惟飲酒，酒多高梁”(37)是有一定片面性的。實際上，從民國期間六安茶區在山東濟南、泰安等處賣茶者言:“目前山東泰安濟南各大市場中之戲園、浴堂、茶館、酒肆等處，所用待客之茶，皆為‘龍井’、‘大方’，均無有更用‘六霍茶’者。所謂‘六霍茶’之銷場，現已由城市全被排擠至窮鄉僻壤，為一般勞動者之解渴品矣。至於名城大埠，殆已無‘六霍茶’之立足地”(38)。這段文字告訴人們，山東的名城大埠和“窮鄉僻壤”均飲茶，城市還有專門的茶館。從前六安茶在山東占據統治地位，後退居農村，城市市場被浙江龍井、皖南大方茶所占據。但如果說，山東茶葉市場不如江南發達倒說得過去，也更符合實際情況。另外，從濟南府額征茶稅銀8兩，歷城縣額征銀1兩4錢，壽張縣設茶行經紀1名，每年征稅銀3兩6錢，濟南州有商運茶到州，每百斤收稅1錢，粗者5分看，清代這些地方為重要茶市。

三．河南茶葉市場

河南“無茶課，向不頒行”茶引(39)，茶葉貿易比較寬松。一方面，豫南以信陽一帶為中心的茶產有一定發展，信陽、羅山、商城、固始、靈寶、光山、確山、商城、葉縣、遂平等縣茶產，有的行銷本地，有的“推銷各地，頗受歡迎”(40)。另一方面，河南位居中原，戰略位置十分重要，成為東西貫通，南北聯結的必經之地，因而是南茶北輸，東南茶西進的樞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而，以河南為中心的集散市場在全國占有重要地位。非但如此，河南又是一個重要茶葉銷場。如六安茶區霍山縣東北鄉與西南近城一帶茶，“多北運至亳州及周家口，半薰茉莉轉售京都、山西、山東”(41)。河南茶商利用地利優勢，購茶運出。“廣行系湖北河南小茶商，每屆茶季，絡繹道途，偏地皆是”(42)。他們中的周家口茶商，在清代時被稱為“口莊”，與蘇莊“前清同光時代，在本區均占有重要地位”，蘇莊興恆公，口莊敦泰厚等號，“皆鼎鼎有名”，民國後衰落，“皆成過去之黃花”(43)。茶從山間由筏運出，經六安縣城瑒瑣至正陽關，進淮河溯河而上，至阜陽縣，轉周家口，是為“北京及河南茶商即道於此”(44)。河南周家口成為茶葉巨大中轉集散市場。“口莊各號，由淠穎兩河，運至周(家)口。更由周(家)口分銷於齊、魯、燕、趙、汴、宋、山、陝以及口外、蒙古各地”(45)。顯然，洛陽、開封均受其輻射。而福建茶、華中茶由河南北運、西進也是歷史上的傳統路線(46)。湖廣的花茶大量銷往天津、開封、鄭州、山西(47)。可見，河南市場以銷綠茶為主，茶葉來自本省所產、六安茶區、華中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