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宜茶坊

陶德臣

 【專題名稱】世界史

【專題號】K5

【復印期號】2007年07期

【原文出處】《安徽史學》(合肥)2007年3期第5～12,44頁

【英文標題】British Indian tea industry rise abruptly and its influence

　TAO De-chen

　(Engineering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Corp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 Nanjing 210007, China)

【作者簡介】陶德臣，解放軍理工大學工程兵工程學院軍隊政治工作教研室副教授。（江蘇　南京　210007）

【內容提要】      印度是當今世界主要產茶和茶葉出口大國。100多年前，為了打破中國茶葉對世界茶葉市場的壟斷，牟取厚利，英國殖民當局從中國全面輸入茶籽、茶苗、茶工、種制技術，大力發展印度茶業。經幾十年努力，一躍成為世界主要茶葉生產和出口地區，對世界茶業產生了深遠影響。

India is leading nation in tea industry and trade. Over one hundred years ago, to break the monopoly of Chinese tea for world tea market, seek thick advantage, British colonial the authorities develop Indian tea trade vigorously from Chinese all-sidedly input tea seed, tea sprout, tea worker and kind system technology. By tens of years, effort becomes world major tea production and export area very quickly, as world tea trade has produced profound influence.

【關鍵詞】英國/印度/茶業經濟/發展/影響British/India/tea industry/develop/influence

   印度本不產茶。19世紀30年代初，為謀茶利，英印（1757年印度正式淪為英國殖民地，1947年宣布獨立）始從中國引種茶籽茶苗，發展茶業經濟。百余年間，英印茶業經濟經歷了起始、發展、鼎盛、調整4個階段，一躍成為世界主要茶葉生產和出口地區，對世界茶業尤其是中國茶業影響極大①。

   一、英屬印度茶業經濟的四個發展階段

   1、英屬印度茶業經濟的起始時期（1833-1872年前）。印度很早就從中國輸入茶葉，但植茶時間較遲。1662年曼德爾斯羅在《東印度紀游》中提到印度人飲茶之風“已很普遍”②，然無植茶記載。1780年，歐洲人始提倡在印度植茶，當年英國東印度公司船主從廣州運少量茶籽到加爾各答，總督哈斯丁斯與軍官凱特成為印度植茶的首創者。但茶植在花園中，僅起觀賞作用。實際提倡者為英國自然科學家班克斯，1788年他主張從中國引進茶籽種植，並寫成介紹中國種茶法小冊子，指出哈爾、蘭普爾、庫祺比哈爾最宜種茶。他的計劃與英國東印度公司茶葉貿易壟斷政策相抵觸，無法實現。18世紀90年代初，東印度公司開始考慮引進中國茶樹植於印度。培林對使華的馬戛爾尼推心置腹地說：“茶之數量及價值均極大，此物如能在印度本公司領土內種植，至愜下懷，此事吾人極力祈君注意”③。馬戛爾尼心領神會，到中國後千方百計搜集茶籽茶苗，並說：“吾與公等同作此想，此種植物如生長於吾人領土之若干處而不仰給於中國境內，繁茂而完備，實合吾心願”④。1793年，英國幾個科學家隨馬戛爾尼使華，從中國采買茶籽，寄往加爾各答，種於皇家植物園⑤。此時印度尚無真正意義上的茶業。1833年，東印度公司貿易壟斷權被取消，英國加緊在印度植茶，開始了茶業的起始階段。總督本廷克“上書政府，首倡其議，英國從其言，遂選英人及印度人十三名為委員”⑥，加緊研討中國茶“可否帶至印度試種”⑦。1835年，該會秘書戈登潛入中國茶區，設法偷購到大量武夷茶籽，分3批運往加爾各答，同時聘到四川雅州茶師赴印度傳習栽茶制茶方法。

   戈登第一次運回的茶籽於1835年種於加爾各答，共育出幼苗4.2萬株。後分別移栽於上阿薩姆省2萬株，喜馬拉雅山的古門和台拉屯2萬株，南印度的尼爾吉利山 0.2萬株。除這4.2萬株分配給各國營茶園外，還有0.9萬株分配給170個私人植茶者。這些茶苗“以播於喜馬拉雅山一帶者，成績甚佳，播與尼爾蓋利山者幾盡枯死，播於阿薩姆者，亦多數失敗”⑧。英印並未放棄努力，而是繼續引進茶種、植茶技術，並加緊研究，“在各處盡心栽種，以敵中國獨行之買賣”⑨的既定方針指導下，同時開始試制茶葉，終獲成功。

   1836年，英印在“阿朔昔州（即阿薩姆省）先建數所茶苗埔，並開小制場”。中國茶師利用塔克區土生茶樹嫩芽試制樣茶成功，還將5箱樣茶運往加爾各答。1837年英印已“暫通制造焙煉諸法”，又遣人往“中國福建廈門購種種之，漸及東北諸州”。1838年，東印度公司收到12小箱計480磅精心制作的茶葉，引起轟動，“一致認為如再細心操作，將會證明阿薩姆茶葉即使不能超過中國，也會與中國相等”，從而大大刺激了英印政府的植茶狂熱。英印1839年已生產95箱茶葉，但畢竟數量極為有限，為此英印專門成立負責發展茶葉的阿薩姆公司，不斷引進茶籽，配合阿薩姆土種進行試驗⑩。

   19世紀40-50年代印茶在引種基礎上實現了某些改良。1848年，茶葉經濟間諜福頓潛入中國內地，偷購大批優良茶苗茶籽。12月15日，他寫信給英印總督，得意洋洋地說：“我已弄到了大量茶種和茶樹苗，我希望能將其完好地送到您手中”，並雇到了8名中國制茶工。 1850-1851年間，福頓向加爾各答運去20余萬株茶苗及大批茶籽，培育成新茶樹1.2萬株，植於喜馬拉雅山茶園。此外，福頓還竊取了大量茶葉情報，完全掌握了中國種茶和制茶的知識和技術(11)。至此茶樹已“漸東北諸州” (12)。由於沒有考慮到氣候等自然條件的差別，對中國“制茶物件及各項制法，一一仿照”，造成“未諳種制之法，以致出產無多，且貨色不佳，所值亦為有限，是以虧本甚巨耳”(13)。1853年，阿薩姆經理威林生大力提倡減少3-4月的采摘量，印度茶業經濟才走上正常發展軌道。

   19世紀50-70年代初，印度茶園面積不斷擴大，阿薩姆種也日益代替中國茶種。植茶公司日益增多，1858年已有30多家。印度茶產穩步增長，逐漸成為一項重要產業。1852年，印茶輸往英國23.2萬磅，1859年突破百萬磅大關。1863年又比4年前增加1倍多，1871年印茶輸英1535.16萬磅，比20年前增長660倍。至1869年，“印度茶之名競嗓於世”，“試行以來，著有成效，所收茶品，頗不遜於中華”(14)。

   2、英屬印度茶業經濟的發展時期（1872-1900年）。印度茶業自19世紀70年代始，逐漸向機械化過渡，引發一場技術革命。1872年，傑克遜第一次制成揉茶機並在阿薩姆茶業公司的希利卡茶園中裝置使用，以此為起點，機器制茶很快代替手工勞動。1877年另一茶場主沙彌爾·戴維德遜發明了一部西洛鉤式焙炒機，以熱氣焙炒取代炭爐炒茶，他的工廠也由7名工人的小廠發展到擁有千人以上的大工廠。80年代後這兩種機器得到改進： 1887年傑克遜將原來的壓卷機進一步提高為快壓卷機，據說“統治市場達二十年之久”。戴維德遜的焙炒機，發展為上下通氣式的西洛鉤。其他茶機也不斷出現(15)。19世紀末，印度已實現揉茶、切茶、焙茶、篩茶、裝茶等各個環節的機械化，茶葉“鹹用大機器制造”(16)。

   茶業機械化推動了茶園不斷擴大。由於“印度業茶者財源日盛，年甚一年”(17)，茶業有利可圖，植茶公司紛紛成立，“為數日盛一日”，它們“彼此競爭，各不相下”。為此， 1881年在加爾各答成立了印度茶業協會，並在阿薩姆、大吉嶺、倫敦進行公司整頓，此舉使印度茶業經營“進入一普遍化，系統化，及單純化之時期，嗣後任何茶業事業上之改革提倡，朝令夕行，絕無阻滯，宜乎印茶發展之速也”(18)。協會成立利於茶業發展。從1886-1900年印度茶葉種植面積及產量，可概見茶業發展情況(19)（面積單位：英畝，產量單位：磅）。

    上表可知，19世紀後半期印度種茶面積迅速增加。僅14年時間，茶園面積從不足30萬英畝發展到50余萬畝，指數增長了75.2，每英畝增產約100磅，總產量增加更明顯，1900年的茶產量幾乎是14年前的2.5倍。

   茶業機械化的完成大大刺激了茶葉出口。1879年，“中國上等之茶止當印度第二等，次等則（當）第三等”，這時“印度之茶實已高出中國之上”(20)。市場得到開拓，“買者爭先恐後，不勝踊躍”(21)，茶葉輸出量急劇增加。1872年，印茶出口僅2000多萬磅，1890年則突破億萬磅，增長4倍。嗣後出口量除1893年不足1.1億磅外，均在1.1億至1.2億磅間，1900年接近2億磅，達19231萬磅。不到30年，印茶出口量淨增約1.7億磅，累進增長約7倍(22)。

   3、英屬印度茶業經濟的鼎盛時期（1901-1929年）。這階段英印茶業繼續向前發展，植茶面積擴大，產量不斷增多，大規模的資本主義茶場及股份制茶廠占據絕對優勢，茶業所有環節完全采用經過改良的機械，生產率大為提高。這表明英印茶業進入鼎盛時期。

   此20余年，英印茶業邁入“科學時代”。1900年，加爾各答原茶業協業成立科學部，專門研究茶葉生產制作。科學部在阿薩姆省設立試驗站，1911年遷至托克雷附近的托格拉，成為著名試驗場。1909年南印度馬德拉斯邦的加羅爾也設立了科學站。科學站“專負責品種改良、產制、改進等事項，其對印度茶業之貢獻，至為重大”(23)，為印茶長期繁榮奠定了堅實基礎。

   印度協調了國內茶業組織者之關系，采取措施，鼓勵出口。印度茶業協會創辦伊始，加入該協會茶園總面積為 10.3萬英畝，1926年增至523840英畝，約為東北印度植茶總面積的88%。為增強對外競爭力，1903年印度通過茶稅法，初每磅征收出口稅四分之一派哀（一派哀合中國 3文余），所征茶稅用於對外宣傳推廣之費用。除手續稅外，全部交由總督任命的印度茶稅委員會負責掌握。此委員會由20人組成，即：本加商會3名，馬得拉斯商會1名，印度茶業協會7名，由總督任命的有關官員和團體9名。茶稅委員會創辦以來，經費充裕，1906年至1907年3月，收入30475萬留13安（一留合中國6毫，一安合4分），加上上年余額共有經費504394留8安余。這些經費主要用於獎勵茶葉輸出及登廣告、開設茶樣陳列室、派人調查茶業等費用。印度獎勵、宣傳茶業不遺余力，僅1907年用於獎勵綠茶輸出資金為55097留6安余，與錫蘭在北美聯合登茶業廣告180525留15安，單獨登廣告 84226留14安余，用於歐洲廣告費21553留2安，在英國所設“反對輸入茶稅同盟會”活動費2000鎊，專用於擴張美國銷路費用264700多留。這些措施對印茶生產、銷售起了很大促進作用。

   在上述因素作用下，印度茶業高度繁榮。首先表現為植茶區域“日久推廣”，產量大增(24)。1913年印度茶園面積增至610104英畝，每英畝產量增至503.6磅。茲見印度茶業發展趨勢簡表（面積單位：英畝，產量單位：磅。指數仍以1886年為基准）(25)。

   從上表可知，印度植茶面積不斷上升。1929年茶地面積比1905年淨增260796英畝。與此同時產量也大幅上升，1929年產量比1905年增加約1倍，平均產量也由 419.9磅升到548.9磅，每英畝增產129磅。1913年印度植茶就達610104英畝，由於受1919年世界經濟危機影響，印度茶業第一次受到沉重打擊，1919-1920年間植茶面積無多大增加，茶葉生產量及平均產量均有下降。 1925年後得到回升，1929年再次受到世界經濟危機衝擊，茶葉生產受到影響，采取限產措施，嗣後不得不縮減生產。除此之外，印度茶業此階段均保持蓬勃發展勢頭。

   印茶外銷量是反映茶業發展的晴雨表。1901年印茶輸出18259.4萬磅，1903年增至20955.2萬磅，1914年出口超過3億磅。此後基本呈穩中有升趨勢，一般出口在3億磅以上，僅1916年、1920年、1922年不足3億磅(26)。印度成為世界頭號茶葉生產、出口大國，其產量和出口量均占世界50%以上，成了名符其實的世界茶業王國。

   4、英屬印度茶業經濟的調整時期（1930-1947年）。 20世紀初期的限產活動，並沒有收到預期效果，而日本、爪哇則利用此良機拼命發展茶業，造成世界市場茶葉供過於求，加上世界經濟危機影響，英印茶業受到嚴重挑戰，進入調整時期。

   1930年印度、錫蘭、荷屬印度尼西亞茶商團體簽訂協議，規定了各國茶葉生產限額。但荷印土人茶園不在限產之列，三國茶葉協議限產失敗，世界茶葉市場茶價繼續下跌。1933年2月9日三國再次簽訂《國際茶葉限制輸出協定》，有效期5年，規定各自出口限制額度，以 1929—1931年最高產量為標准，規定第一年出口額為標准的85%，次年和第5年約為87.5%，第3年和第4年為82.5%。印度采取1929年標准，限產額為382594779磅，茶葉輸出減少。1936年11月18日，三國續訂茶葉協定，有效期仍為5年，出口標准額，印度為383242916磅， 1938年出口額為標准的92.5%，次年為90%（後改為 95%），1940年為95%(27)。兩次限產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印度茶葉生產，但印茶借機進行整頓，世界市場茶葉供給量減少，價格回升。

   印度茶園及產量在調整時期發生相應變化，基本呈現穩定狀態。1930年茶園面積803532英畝，產茶 391080788磅，1933年茶園增至816024英畝，產量減為 383264115磅。這主要是單產從每英畝485磅減為469磅所至。1938年略有上升，茶地832800英畝，茶園6324個。1939年增長不快，茶地846014英畝，茶園6390個。 1941年，茶園面積達到歷史頂峰為835444英畝，嗣年降至766980英畝，1943-1947年各年茶地面積比1942年略有下降，基本保持76萬余英畝。由於單產增加，總產相應持續上漲，1947年產量為561759765磅，達歷史最高水平(28)。

   二、英印茶業經濟崛起的影響

   英印茶業經濟崛起不僅改變了印度傳統經濟結構，為茶業資本家和殖民當局帶來了巨額利潤，更重要的是對世界茶業及國際貿易產生了深遠影響，對中國茶業經濟衝擊巨大。

   1、改變了世界茶業中心原有位置，衝擊了亞洲茶業固有格局。1835年前，世界上真正稱得上植茶的國家只有茶業巨頭中國及主要供內銷的日本，印度、錫蘭、爪哇茶業是近代中期左右才直接從中國引進茶籽、茶苗、技術發展起來的(29)。印度茶業發展後，尤其是19世紀80年代後，對中國茶業產生了巨大衝擊，加之日本綠茶迅速發展，中國壟斷世界茶市的局面徹底被打破。南亞、東亞茶業在世界市場展開激烈角逐，產生了世界茶市的新座次表：印度、錫蘭高居一、二名，爪哇第三，中國降為三流茶業國家，僅與日本相仿(30)。

   (1)貿易起始階段（1838-1880年）。1838年前，印度生產的茶葉十分有限，僅處於試制階段。1852年輸出的茶也僅23.2萬磅，約為中國茶出口量的五百分之一。 1859年印茶出口突破百萬磅，10年後又增長10倍(31)。 1868年印度茶出口量占中國茶外銷量7.1%，占世界茶市6.5%，它在英國茶市中的比例由1865年的3%上升到11%。嗣後增長較快，1875出口量超過2560萬磅，2年後突破3000萬磅，占世界茶市9.7%。印茶在世界茶葉市場地位逐漸上升。1879年輸出茶占中國輸出茶的 15.79%、世界茶市的14%。盡管印度茶10年來發展很快，出口量大增，但世界茶市的90%左右仍由中國壟斷。

   (2)貿易發展階段（1881-1890年）。此時期印度茶輸出大增，在世界茶市中的地位舉足輕重，動搖了中國茶對世界市場的壟斷地位。茲見19世紀80-90年代印度、中國茶葉輸出數量及占世界茶市份額表（單位：千磅）(32)。

    上表顯示，1881年印度茶占世界茶葉市場比例只有 12.27%，而到1887年增為18.09%，1890年更達到 31.20%，增長了1.5倍多。

   (3)貿易鼎盛時期（1891-1929年）。此階段印度茶業全速發展，出口量迭創新高，進入外銷全盛時期。茲見印度、中國茶葉輸出量及占世界茶葉市場比例（單位：千磅） (33)。

    1891年印茶輸出占世界總銷量23.07%，而中國茶則從絕對優勢退居不足一半。嗣後印茶外銷量不斷增加，中國茶外銷量不斷減少。綜觀20世紀前半期，印茶出口量不斷攀升，占世界茶葉比重均在30%以上。相反，中國茶在印茶激烈競爭下出口量迅速萎縮，1903年僅占世界茶葉出口總量的33.09%，1921年又減至8.79%，是年其輸出量及比例分別比30年前減少4倍和5.7倍，已經喪失世界一流茶葉大國的地位。1900年印度茶葉輸出總量首次超過中國，1917年錫蘭、1918年爪哇茶葉外銷量又分別超過中國，中國屈居世界茶葉輸出量第4位，僅與日本相仿。至此世界茶葉中心呈現多元化，由中國一國壟斷變成地位不等的5個中心。

   (4)貿易調整時期（1930-1947年）。1929年受世界經濟危機影響，世界茶葉滯銷，價格大跌，印度、錫蘭、爪哇等國采取限產措施，輸出量有所減少，但並不影響業已形成的世界茶市整體格局。茲見1930-1939年印度、中國茶葉輸出數量及中國茶占印度茶比例表(34)（見下頁）。

 20世紀30年代後，印茶外銷基本進入穩定時期。 1932年輸出稍高，但由於限產，其他年份輸出穩定在3億多磅，40年代有所回升，其中兩年年出口超過4億磅，占世界茶市比例穩定在39%左右，1947年提高到 53.55%。1930年，中國茶輸出僅占世界茶市10%左右， 1932年後均在9%以下。由於受日本侵華戰爭影響，茶區淪陷，交通阻塞，1939年中國茶僅出口4973.1萬磅，占世界茶市比重為5.66%，失去了茶業大國的資格。抗戰後期，外銷基本斷絕，中國茶幾乎從世界茶葉市場消失。

   2、引起了一場深刻的技術革命。印度茶業“其栽培之法，時時參用最新之學理，制法時時改用新式之機器”(35)，完全采取大機器生產、資本主義大莊園，實行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貿易制度，使印度茶業一開始就建立在科學基礎之上，對世界茶業產生了深遠影響，引起了一場深刻的技術革命。各國爭相仿效印度茶業生產方式、種植和生產技術、經營管理及貿易方式。

   1930-1939年印度、中國茶葉輸出數量及中國茶占印度茶比例表（單位：千磅）

 日本較早派人到印度考察學習及仿效，成效顯著。 1885年日本首次使用揉茶機，到19世紀末日益向茶業機械化過渡，所用采茶機比手工采茶提高工效6倍。進入 20世紀，日本茶業基本上實現了機械化，70%以上使用機器生產(36)，成為迅速崛起的茶業大國。資本主義種植方式，則以三井財團在台灣的經營為典型。台灣拓殖制茶株式會社占地1318甲，1916-1917年三井合名會社在台灣新竹的茶田有2434甲，1928年建立了大工場。20世紀 20-30年代，“龐大的茶的產業漸漸的形成……台灣茶業進入了高度的發展”(37)茶業機械普遍替代了手工制茶(38)。爪哇茶業發展較遲，它利用後發優勢，較快地實現了機械化，其“制茶工廠多為新式，機器完備，設有電燈”(39)。蘇聯茶業也基本實現了機械化，“各茶區除了很少數的例外，大多是用機器”(40)。

   中國同樣深受影響，但對印度茶業技術革命的認識相當緩慢：(1)從盲目自尊到不得不正視現實。中國是世界茶業鼻祖，長期在世界茶市中占絕對優勢，國人皆沉醉在“中國茶的香味為最好”的迷夢中(41)，譏笑印度茶“茶性甚濃”，只能運銷英國一地，但“英人多不喜，惟於中國茶中，稍攙印度之茶而已”(42)，墨守成規，不思進取。甚至印度人對茶樹“加意照料，這在中國的種茶人看來，即使不是可笑的，至少也是多余的”(43)。印度茶業崛起的客觀現實使國人大吃一驚，先覺者敏銳地觀察到這一突變，認為：“外洋產茶之地印度為多，價賤茶好，西商鹹舍遠圖近，爭販印茶，年盛一年”，感到是一種莫大威脅，故發出“印茶爭勝則茶業將無後望矣”之強烈警告(44)。介紹印度、錫蘭、日本、爪哇等國茶業的文章不斷增多，人們日益具，有一種危機感，主張改良茶業以挽回頹勢。《申報》等許多，報紙不斷宣傳機器制茶的優點，刊登售茶機器廣告。

   (2)著力培養人才，設立茶業試驗場及講習所。1905年兩江總督周馥命鄭世璜率團奔赴印錫考察茶業，回國後著成《乙巳考察印錫茶土日記》一書，主張采用機器制茶，並在南京鐘山、青龍山仿印度新式種茶、制茶方法建立江南植茶公所。1909年湖北成立茶業講習所，贛、湘、皖等地先後成立了茶業試驗場，翌年四川灌縣創辦通省茶業講習所。1916年湖南茶業講習所成立，1918年安徽設立屯溪茶務講習所，1923年雲南也設立了講習所。這些講習所培養了一批人才，並成為日後茶業學校或大學茶葉系的骨干(45)。

   (3)建立了一批近代化機器茶廠。19世紀後半期，面對中國茶業的衰落，機器制茶被視為靈丹妙藥，張之洞、劉坤一、劉銘傳等大員均是積極主張和推動者。在他們的推動下，中國茶業逐漸向機械化過渡(46)。最早采用機器的廠家是漢口的俄商磚茶廠。華商迅速跟進，主要有4個機器茶廠，即：1898年的兩湖茶葉公司，1909年的振利茶磚總公司、兩湖振興茶務公司，1906年創辦的規模最大的華商磚茶廠興商公司。福州是華商設立機器制茶廠最早的地區。1874年中國買辦在福州開辦了第一家磚茶廠，翌年增為5家，他們“購入英國機械設廠制造，大獲厚利，一時再辦三廠”(47)。1891年成立了福州機器焙茶廠。1897年福州成立福建焙茶公司，該廠機械化程度較高，規模較大，實行種植、制造一體化。1910年華商購買俄商磚茶廠改設致和茶廠。浙江於1893年成立溫州焙茶公司，翌年又成立一焙茶公司。1898年溫州茶廠仿一篩茶機，制成滾茶小機器，其工序“雖亦略仿英京式樣，然仍多用人工為之”(48)。浙江裕成茶棧及福州茶廠也從國外購進機器。其他如四川雅安的川藏茶葉公司、上海的恆豐茶棧、江西的寧茶振植有限公司等，都采用了機器制茶。

   總體而言，中國設立的機器茶廠很少，規模不大，設備陳舊，同時存在大量手工勞動，至於采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新式茶園更是鳳毛麟角。故到解放前中國茶葉手工生產仍占茶值的90%以上(49)。但興辦機械茶廠代表了茶業發展的必然趨勢，是歷史的進步，當然這是印度茶業“技術革命”直接推動的結果。

   3、衝擊了中國茶葉固有市場。世界茶葉消費市場以英國、美國、俄國、澳洲、加拿大等國為主，尤其是英國是世界最大的茶葉市場，每年進口與復出口茶葉在百萬擔以上。印茶首先與中國茶激烈爭奪英國市場。英國則千方百計驅逐中國茶，扶持印茶進入本國市場。印茶以英國市場為據點，得手後再向世界其他市場極力擴張。

   (1)英國市場。印茶很長時間以英國為主市場，而英國市場又是英國專門為印錫茶提供的一塊“禁臠”。因為印度“茶園及制造業，大半系英國之資本”(50)，印度茶實質上就是英國茶。英國市場也曾是中國茶主市場，最多時一年出口英國超過百萬擔，銷量占中國茶出口總量的70%以上，1868年為70.26%，1874年仍占62.61%。這就決定了這場爭奪戰的持久性、激烈性和重要性。

   1865年印錫茶（錫蘭茶到19世紀80年代才發展起來，嗣後銷往英國）在英國茶市中的比例僅3%，中國茶占97%。1869年印錫茶已提高到10%，1878年增至 23%，中國茶退至77%；1881年印錫茶占30%，中國茶占 70%；到1886年印錫茶已達41%，中國茶退至59%(51)，幾乎平分秋色。茲見1887-1897年印度、錫蘭、中國茶葉比例表（注：以三國總量來計算）(52)。

   1890年起印錫二國輸英茶已超過中國茶，3年後印錫茶是中國茶的3倍，1897年印錫茶完全壟斷了英國市場，中國茶微不足道。進入20世紀後，中國茶更是苟延殘喘，1911年印度茶占57.5%，錫蘭茶占30.25%，合計為 87.75%，中國茶只有5%，還不如爪哇茶7.25%多。翌年印度茶占56%，錫蘭茶占31.75%，合計仍為87.75%，中國茶退至3.5%。1913年印度茶為56.5%，錫蘭茶為 30.0%，印錫茶合計為86.5%，中國茶只有3.25%(53)。從此以後印錫茶基本占80%以上，中國茶僅有5%左右。1917年後中國茶輸英除1925-1927年過10萬擔外，余均不足此數，1914-1916年印茶輸英每年為1.8億磅左右。 1927-1931年間印茶輸英平均在2.9億磅以上，印錫茶占英國茶市比例為82-84%左右，1931年最低也有 80.25%，而中國茶1927年僅為2.5%，其余幾年均不足2%(54)。顯然，中國茶幾乎完全喪失英國市場，昔日的壟斷地位被印錫茶奪去。

   (2)美國市場。印茶在英國市場地位得到鞏固後，極力向美國市場滲透擴張。它十分注重推銷之術，如包裝，“無論至美國何處，皆可於雜貨店購得同號同種之茶，購取既便，飲之成癖”(55)。印度以小罐裝茶，一磅一罐，售賣便利，“美人初為便利計，試購裝置靈便之茶”，長此以往“美人之嗜好逐漸更變”，最終專愛“裝於小罐中之茶味矣”。印茶銷路愈來愈廣，中國茶市場很大部分被擠占(56)。最終印茶幾乎成為紅茶代名詞，“中國茶三字已為稽古之字”(57)。

   美國是中國茶第二大市場。1860年中國茶輸美為 30558949磅，占美國茶市96.41%，1863年占97.12%，是年以降至19世紀末均在50%以上。印茶雖有輸入，但數量不多，重要性還不如日本茶。1900年印錫、爪哇等輸入美國之茶僅8612568磅，占美國茶市10.15%，1901年印錫入美茶7800155磅，比例為8.69%，日本占39.76%，中國占51.55%。翌年印錫比例已占11.67%，1903年輸美量比2年前增加近2倍，嗣後輸美量及所占比例穩步上升，1908年已近2000萬磅，比例增為21.15%。表明印錫茶已在美國站穩了腳根，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現實力量。受印錫、爪哇、日本茶的擴張及美國對中國茶入口限制的影響，是年中國茶輸美只有27293278磅，在美國茶市中的比例減為28.99%，比1860年減少3倍多(58)。1914年印錫茶已占美國茶市三分之一，翌年突降至19.3%，但 1916年旋即恢復至32.7%，除1919年受經濟危機影響，比例僅為15.9%外，1917年略低，為27.2%。一戰結束以後，印錫茶輸美更見迅速，1920-1924年平均比例為 38.2%，1925年更高達45.1%，而中國茶比例則平均只有 17.21%(59)，1930年後更不足10%。

   (3)其他市場。印茶在其他市場也與中國茶展開激烈爭奪，只不過這種競爭來得稍遲一些。1867年澳洲從中國購買全部茶葉，1905年澳大利亞所銷茶葉中中國茶份額不足2%，幾為印錫所奪占。1913年印錫輸往該地的茶葉約28759擔，翌年增為244662擔。加拿大市場，印錫茶也有較大之輸出，每年為10萬多擔。俄國市場是印錫茶爭奪的又一市場。俄國是中國茶19世紀後期最重要的市場，但印錫茶已占很大比例。19世紀末“俄國有好幾家大型商號在科倫坡設立了分支機構，專門采購錫蘭茶，在短短的四年中，中國出口俄國的功夫茶從5000萬磅下降至 3150萬磅，而俄國從錫蘭進口的紅茶則從150萬磅上升至960萬磅”，且“今日人民嗜好變遷，多以印茶為重要飲料”(60)。如果不計中國出口的茶磚數量，俄國市場上的印錫茶實際是中國出口茶的1-2倍。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十月革命後，中國茶受多種因素影響迅速喪失俄國市場，印錫茶卻乘隙而入。茲見1928-1933年印度、錫蘭、中國茶輸俄數量及其比例表（單位：噸）(61)

   可見印錫茶成為俄國市場僅次於中國茶的第二大茶葉來源，平均比例約占30%。如果除去磚茶量，印錫茶幾乎與中國茶旗鼓相當。至此，中國茶葉在世界市場沒有一處不受到印錫茶的有力挑戰。這是中國茶輸出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62)。

   印錫茶對中國本部進行傾銷。印錫茶不但在國際市場與中國茶進行激烈爭奪，且倒灌於中國市場，使業已衰落的中國茶業受到更加沉重的打擊。一是輸入茶葉。1911年為108擔，1912年入口多達16400余擔，增長152倍 (63)。1913-1916年均為125421.75擔，1917年減為81249擔。以後有所減少，但仍有數萬擔。1921年、1922年較少，分別只有603擔、687擔(64)。1927年印茶輸入中國為 3547294磅（每133.3磅合1擔），1928年是2217磅， 1929年1824磅，1930年3110磅，1931年1165799磅 (65)。外國茶入口對中國茶業造成了極大危害，表面上進口茶僅供外僑消費，但中國“各界招待外賓之時，或自相飲宴時，亦飲舶來茶葉為榮”(66)，幾不知有中國茶之事。美國使館人員安利得“旅行乘中國鐵路，欲求華茶為飲，車僮答曰：‘車上所備者，僅有西倫（即錫蘭）茶而已’”。他倒是提了個好建議，認為中國茶要復興，“最好先使中國茶葉在中國暢銷”(67)。

   二是輸入茶末。俄商在漢口、福州、九江制造磚茶需大量茶末，清政府規定茶末入口制磚茶復出口可免稅，這就為印錫茶末入口提供了極大便利(68)。茶末入口始於19世紀後期，1907年，科倫坡輸出商推測有900萬磅（折合為67516.879擔）無稅茶末、碎茶輸往漢口制造磚茶(69)，似乎估計不高，據報道， 1911年漢口就輸入錫蘭無稅茶末10余萬擔制造磚茶 (70)。既然如此，俄商在磚茶制造、貿易中更占主動地位，而中國商人則限於財力、運輸等因素，生產、貿易更加困難，只好收買價格昂貴且加稅之茶末做磚茶。

   三是侵入康藏市場。西藏人民“嗜飲茶，以平日皆食牛肉，不飲則腹脹也”，四川、雲南所產邊茶大量運銷西藏。歷代統治階級對茶葉銷藏非常重視，實行專賣，以利豐裕國家財源，加強政治上統馭。英國為達侵略西藏之目的，企圖以印茶傾銷西藏，驅逐邊茶。1904年英國武裝侵入西藏，印茶隨之侵入。由於不合藏民口味，印茶打不開銷路。但英國不甘心，專門派專家入藏調查，力仿中國邊茶，通過“大減其值，少於華茶三倍”進行廉價傾銷，並通過贈送茶葉、無息貸款、遲付貨款等手段擴展營業，加上運輸便捷，印茶終於占了上風，“印茶漸銷，內地茶漸減矣”(71)，中國邊茶“竟有江河日下之勢”，1918年邊茶銷量仍有800萬斤，1938年銳減至400萬斤(72)。

   總之，英屬印度茶業走過了起源、發展、鼎盛、穩定4個階段。英印茶業在種植、采制、貿易諸方面與世界茶業鼻祖中國的區別，歸根到底是資本主義的科學生產、經營管理、貿易方式與落後的小農經濟體制之間的根本不同。英印茶業經濟的崛起對世界茶業產生了深刻影響，最終確立了以印度為中心的世界茶業新格局，極大地衝擊了中國傳統茶業經濟，加速了中國茶業的衰敗。

   注釋：

   ①印度茶業經濟的崛起及其廣泛影響，早在清末已引起社會有識之士關注，一些介紹性的文章開始散見於《申報》、《農學報》、《商務官報》等報刊中。較有系統的研究始自20世紀初，尤以鄭世璜、吳覺農等人親赴印度考察調查，掌握第一手資料，寫出了《乙巳考察印錫茶土日記》、《印度錫蘭之茶業》等調查報告，才引起國內學者的研究興趣。代表性的成果有吳覺農撰寫的《印度錫蘭之茶業》（全國經濟委員會農業處專刊，1936年4月版）、《世界主要產茶國之茶業》（《浙江建設月刊》第10卷第8期，1937年2月）、《中國茶業復興計劃》（與胡浩川合著，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中國茶業問題》（與範和鈞合著，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此外，有耐庵的《印度之茶業》（載《農商公報》第71期）、程天綬的《印度錫蘭茶業概況與華茶之競爭》（載《國際貿易導報》第1卷第6期）、俞海清的《印度茶葉生產及其貿易狀況》（載《國際貿易導報》第2卷第6期）、吳仁潤的《印度之茶業》（載《貿易月刊》 1942年4月號）等。程啟坤等主編《世界茶業100年》（上海科技出版社1995年版）也涉及到印度茶業發展問題。

   ②吳仁潤：《印度之茶業》，《貿易月刊》1942年4月號，第 27頁。

   ③朱傑勤：《中外關系史譯叢》，海洋出版社1984年版，第 201-202頁。

   ④朱傑勤：《中外關系史譯叢》，海洋出版社1984年版，第 217頁。

   ⑤陶德臣：《英使馬戛爾尼與茶》，《鎮江師專學報》1999年第2期。

   ⑥⑩(12)(14)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二），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186、1187、1187、1186頁。

   ⑦《論印度植茶緣起並中國宜整頓茶務》，《時務報》第 59冊，1898年閏3月11日。

   ⑧程天綬：《印度錫蘭茶業概況與華茶之競爭》，《國際貿易導報》第1卷第6期，第2頁。

   ⑨中國近代史料叢刊：《鴉片戰爭》，新知識出版社1954年版，第395頁。

   (11)《誰偷走了中國的茶葉》，《茶報》2002年第3期。《參考消息》2002年3月25日副刊《誰偷走了我們的茶葉？》，內容與之相同。

   (13)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卷，中華書局 1962年版，第183頁。

 (15)參見汪敬虞：《中國近代茶葉的對外貿易和茶業的現代化問題》，《歷史研究》1987年第6期，第7頁。

   (16)《印度茶業情形》，譯自《日本報》，載《時務報》第25冊， 1897年4月初1日。

   (17)《申報》1872年4月23日。

   (18)(23)吳仁潤：《印度之茶業》，《貿易月刊》1942年4月號，第28頁。

   (19)俞海清：《印度茶葉生產及其貿易狀況》，《國際貿易導報》第2卷第6期。該文獻1886年至1910年據日本農會《關於茶業調查》第八章第三節，1911年至1914年據日本農務局第三十七號《茶業要覽》第三章第二節，其他年份據權威“Tea and Coffee Trade Journal”第六十卷第三號第285頁之數字改寫。經本人核算，這些數據與J. Thomas & Company PVT. LTD: Tea Statisties(1988)基本相同。

   (20)《申報》1879年閏3月初7日。

   (21)《申報》1883年6月初10日。

   (22)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卷，第181頁。

   (24)章乃煒譯：《印度茶》，《商務官報》第9冊，1908年。

   (25)吳覺農：《印度錫蘭之茶業》（續），《國際貿易導報》第9卷第2期，第82頁。

   (26)（美）威廉·烏克斯：《茶葉全書》下冊，中譯本，中國茶葉研究社1949年印，第119頁。

   (27)吳仁潤：《印度之茶業》，《貿易月刊》1942年4月號，第 29頁。

   (28)參見程啟坤等主編：《世界茶葉100年》，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54頁。

   (29)陶德臣：《荷屬印度尼西亞茶產述論》，《農業考古》1996年第2期；《南亞茶業述論》，《農業考古》1996年第4期；《近代日本茶產與市場》，《農業考古》1998年第2期；《19世紀30年代至20世紀30年代中印茶業經濟比較研究》，《中國農史》1999年第1期；《歷史時期中印茶業經濟交流研究》，《飲食文化研究》2006年第2期。

   (30)陶德臣：《近代中國外銷茶的發展階段與特點》，《中國農史》1999年第1期；《中國茶葉外銷百年史》，《茶業通報》2004年第2期。

   (31)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1卷，第490頁。

   (32)據吳覺農、範和鈞：《中國茶業問題》，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169頁及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卷，第181頁（計算）。

   (33)據吳覺農、範和鈞：《中國茶業問題》，第169-172頁制成。

   (34)（美）威廉·烏克斯：《茶葉全書》下冊，中譯本，第119頁。

   (35)楊志洵譯：《英國茶市》，見《商務官報》第33冊，1909年。

   (36)《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第8頁。

   (37)沙金惠著、於德清譯：《台灣茶葉》，《農業通訊》第1卷第6期，第14頁。

   (38)陶德臣：《日據時期台灣茶業的經濟結構與貿易》，《中國農史》1995年第1期；《光復初期的台灣茶業》，《中國農史》2000年第1期。

   (39)《爪哇之茶業》，《中外經濟周刊》第49號，第35頁。

   (40)《中俄茶葉貿易之過去現在與將來》，《蘇俄評論》第5卷第1期，第200頁。

   (41)(43)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二），第1212頁及《農業通訊》第1卷第6期，第14頁。

   (42)杞廬主人：《時務通考》卷十七《商務四·茶葉》。

   (44)《絲茶兩業有無轉機說》，《申報》1877年閏3月初7日。

   (45)陶德臣：《中國近現代茶學教育的誕生和發展》，《古今農業》2005年第2期。

   (46)陶德臣：《張之洞對近代中國茶業的貢獻》，《近代中國》第11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年版。

   (47)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二），第1580-1581頁。

   (48)《申報》1889年3月13日。

   (49)參見陶德臣、王金水：《中國茶葉商品經濟研究》第9章，軍事誼文出版社1999年版。

   (50)楊志洵譯：《英國茶市》，參見《商務官報》第33冊，1909年。

   (51)China Maritime Customs, Tea, 1888, P118.

   (52)杞廬主人：《時務通考續編》卷十七《商務五·茶葉比較》。

   (53)謝恩隆：《調查祁浮建紅茶報告書》，《農商公報》第13期。

   (54)《英國之茶輸出入及其市況》，《工商半月刊》第4卷第 12期，第8頁。

   (55)《報告美國茶業及華茶情形》，《農商公報》第24期，第 32頁。

   (56)《申報》1916年8月6日。

   (57)《農商公報》第24期，第36頁。

   (58)《華茶銷美的新展望》，《國際貿易導報》第4卷第3期，第33-35頁。

   (59)《申報》1926年11月27日。

   (60)《世界茶業之概況》，《農商公報》第15期，第13頁。

   (61)駐赤塔領事館：《華茶在蘇聯國內市場上所占之地位》，《外交部公報》第7卷第5期，第54-55頁。

   (62)陶德臣：《近代中國茶葉市場結構與功能》，《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1年第1期。

   (63)《擬改良徽州茶業意見書》，《中華實業界》第2卷第2期。

   (64)《印度錫蘭茶務之發展與華茶之關系》，《中外經濟周刊》第28號，第22頁。

   (65)徐方干：《近五年外茶入華數量》，《中華農學會報》第 117期。

   (66)余煥：《中國茶業之衰落及其原因之探討》，《經濟評論》第3卷第4期，第3頁。

   (67)章有義：《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2卷，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137頁。

   (68)陶德臣：《簡析中國近代三大磚茶中心》，《福建茶葉》 1993年第4期；《論中國磚茶的生產與貿易》，《古今農業》1997年第4期。

   (69)楊蔭杭：《印度錫蘭之紅茶末》，《商務官報》第15冊， 1908年。

   (70)《擬改良徽州茶業意見書》，《中華實業界》第2卷第2期。

   (71)徐柯：《清稗類鈔》第17冊《農商類·西藏茶務》，商務印書館1918年版。

   (72)楊逸農：《中印茶葉藏銷問題》，《中農月刊》第3卷第5期，第16-17頁。^

上述資料來源：http://www.2vi.org/s/shijieshi/LS20070000K5/LS20070000K507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