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赤壁羊樓洞生產的磚茶自明代中葉就銷往新疆地區，並且深受當地群眾喜愛。《湖北通史·明清卷》記載：蒲圻所產茶葉的外銷，為山西、廣東商人所壟斷，山西商人將茶葉運往西北地區的內蒙、新疆銷售，廣東商人則將茶葉運往南方各省銷售。
《武漢市志·前志補遺·茶葉貿易》也記載：“明代以後，兩湖茶逐漸取代川陝茶，遠銷蒙古和新疆。為便於長途運輸，明代即有制作茶餅者，到19世紀中期制茶技術有所改進，由制茶餅改為制磚茶，以手操作壓成青磚。兩湖磚茶的制作，集中在湖北蒲圻羊樓洞一帶，規模最大的仍為晉商茶莊。”
蔡家藝先生撰的《清代新疆茶務探微》中稱：“晉茶大都是山西商人采自湖北、福建等地，在當地自行收購加工，經由河南山西以達張家口、歸化，請領理藩院印票，販運至新疆各地。”其實福建茶區後期因太平天國占領南京而中斷采辦，湖北成為主產地。
二
1875年，左宗棠收復新疆後，著手整頓改革西北茶務。由於左宗棠是湖南人，可以理解他有一些向著湖南的“私心”。左宗棠以“晉商逃散、甘肅茶引無人承課”為由“將新疆並入湖南引地之內，以資直補”。從這時起，甘肅、新疆等地區開始將湖南安化所產黑茶列為“官茶”，而將羊樓洞所產的磚茶降格為“雜茶”。
據《新疆圖志·食貨志》：“查甘省官茶，向引西、甘、莊三司，而甘司則直達新疆南北兩路，是新疆本官茶引地。承平時，晉商自蒙古草地興販各色雜茶，有紅梅、米心、帽盒、桶子、大小塊磚茶等名目，自伊犁地方，官為設局抽稅，由將軍監督抽稅”。這裡就有將羊樓洞產“米心、帽盒、桶子、大小塊磚茶”通通列為“雜茶”的記載。
在陳宗懋先生主編的《中國茶經》載：“米心，又名米磚，是以紅茶末加工制成的，主要產於湖北蒲圻一帶。舊分‘72米磚’和‘48米磚’。磚模棱角分明，紋面圖案清晰秀麗，色澤烏亮，湯色紅濃，味道醇厚。”
米心雖是磚茶，但因其原料為紅茶末，是以《新疆圖志》將其列為細茶，深受哈薩克族人的垂青。
左宗棠明知羊樓洞所產的磚茶在新疆邊民中影響至深，所以他也顯得有些敏感或底氣不足。光緒五年，左宗棠在其《覆陳邊務折》中說：“惟南疆吐魯番八城纏回，見磚茶則喜，謂承平時湖茶非私販筒子茶可比，惟地方新復，銷數尚未能暢。”
據郭蘊深《論新疆地區中俄茶葉貿易》載：“光緒元年（1875年），俄國人思諾福斯齊等人為開辟肅州（嘉峪關）茶路擅自到中國內地的湖北、四川產茶區及蘭州考察，尋找新的有利可圖的販賣途徑。左宗棠當即明確指出：此行之由楚、蜀來甘，蓋專為探訪茶路也。”
三
後來，隨著情勢的發展，青（米）磚茶由“雜茶”再次演變回歸到“官茶”，探其何故，其原因有二：一是新疆各族人民對青磚茶和米磚茶的喜愛有加；二是清政府為“應對俄茶倒灌新疆，堅持以茶治邊”的需要。
據《商務官報》（1908年戊申第四期）伊犁將軍奏議《新疆茶務情形》中描述：“南路天暖喜食細茶，北路天寒喜食粗茶，故自張家口外以至伊犁，凡屬蒙古境內，皆食磚茶，哈薩克兼食紅梅、米星（心）等。”
《清德宗實錄》記載，松蕃奏：“新疆伊塔一帶，本系南商官茶引地，近因晉商私茶充斥，官運滯銷，現南商另請新票，赴湖北羊樓洞采辦茶磚，送至關外各處行銷，應准其試辦，下部知之。”
《新疆圖志》記載，“舊發茶票三百五十張，南商改辦晉茶（磚茶），續發茶票一百五十張。伊犁創辦公司，請發茶票三百五十張，常年銷數。”
羅迪楚《新疆政見》雲：“新疆自准部用兵，分南北兩道，南軍由關隴，北軍由蒙古及草地，而商路亦遂因之。南商川、湖、江、豫、晉、陝，由甘肅出嘉峪關至新疆古城；北商奉、直、晉由張家口、歸化城，專行草地，所謂山後買賣路，亦至新疆古城。”“南商運銷湖南安化之茶”，故稱“湖茶”；“北道運銷湖北羊樓洞之茶，在羊樓洞、漢口制造，改稱晉茶”。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8月，伊犁將軍長庚與前將軍馬亮奏請試辦“伊塔茶務公司”，由官商合辦。後因資金周轉困難，宣統二年（1910年），被新任伊犁將軍廣福奏請改為商辦公司。在他們擬定的10條章程中，有“公司專營茶葉，所辦茶類以紅梅為主，川塊次之，米心、觔磚又次之”和“在湖北羊樓洞設廠制造，運輸路線循漢口、張家口、歸化城，取道蒙古草原直驅伊塔”等涉及羊樓洞的重要條款。這裡所說的“川塊”就是“川字青磚茶”，米心也是羊樓洞所產的米磚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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