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宜茶坊

內容提要：有清一代，茶葉貿易是晉商最主要的经營活動之一，從中他們實现了從采購、加工、運輸、銷售一體化的經營方式。使商業資本向產業資本轉移，極大地促進了國內茶葉的生產和國際貿易的發展。從18世紀下半叶到鴉片戰爭前晉商已控制了西北茶葉市場，壟斷了恰克圖茶葉貿易。進入19世紀80年代，由於國外茶葉充斥市場、茶價下跌及海路、鐵路運輸的開通，晉商駝路運茶的優势蕩然無存，加之清廷課以重稅，導致業茶利潤甚微。當外部制度变化使晉商在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的同時，其內部制度中的缺陷也日益顯現，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晉幫茶商走向了衰亡。

關鍵詞：山西茶商經營方式獲利分析交易費用

一、清代晋幫茶商的經營方式

晉幫茶商從事茶葉貿易活動，采用的是從茶葉采购、加工包裝到運輸銷售的一體化經营方式。盡管茶商一般不參與茶叶生產，但其經過銷售實現了茶葉的價值，而且經其加工、包裝給茶葉帶來了一定的附加值，因而這種經營方式有別於傳統長途販運中賤買貴賣、賺取差價的商品流通方式。通过產、供、運、銷的“產業鏈”運作方式使商业資本與產業資本融合，是晉幫茶商经營中的一大特色。現對晉幫茶商业茶中采購、加工、運輸、銷售四個環節分別予以分析。

　　茶葉的采購環节在這一環節中，山西茶商與茶農、茶行的關系甚為密切。其收購茶葉主要采取兩種形式：一是茶商到當地購茶，先投至當地茶行，由茶行派人同茶商一起看茶定價，茶行負有引导評價之責，並分別向茶农、茶商收取傭金；二是茶商在茶叶產地開設分莊(或稱子莊)，由茶號派人进山直接購茶，議定價格後，送毛茶①回茶號，經加工精制後制成磚茶或其他成茶出售。湖南安化以黑茶、紅茶闻名，晉幫茶商在安化辦茶方式略有不同：采辦黑茶，是由茶商到茶戶家中收買，之後送回本號加工後制成磚茶或花卷，轉銷口外；采辦紅茶，则由茶號在當地開設子莊收購毛茶，隨後送回茶號加工打包，運往汉口售於洋莊。在《祁縣茶商大德誠文獻》中記載了祁縣茶商在安化辦茶過程：其一，在進山辦茶前作好準備工作：“先要擇點應用什物家倨器皿以及蔑器、木器，……再要擇選(茶)行內先生、管樓、管廠、管行人等”；其二，要從色、味、形等方面辨別茶的真偽，“重条緊、色順、紋直、沈重、味佳、外烏油色，內朱幹色，必是安化正路茶”；其三，註重茶葉質量，絕不以次充好，申明“勿惜價，貪便宜，豈有好貨。”②晉幫茶商不僅在各茶區辦茶，而且註重開拓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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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毛茶就是茶農采摘後簡單加工而成的茶葉。

②參見史若民、牛白琳：《平祁太經济社會史資料與研究》，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的茶區，为其采購開辟茶源。鹹豐年間，因红茶需求旺盛，“晉皖茶商，往湘經商，該地為必經之路，見該地適于種茶，始指導土人，教以栽培及制造紅綠茶之方法。”①很快，羊樓洞、羊樓司一带形成著名茶區，並成為晉幫茶商的定點采購基地。僅山西茶號王玉川、巨盛川到鄂南羊樓洞設莊制磚茶，每年就可生產磚茶近八十萬公斤，②其後祁縣喬氏設立的大德興茶莊③、榆次車輞村常氏開設的茶莊也紛纷在此地開發不毛，買山植茶，並鼓勵和指導當地山民種茶，當地農民也因之溫飽。④至“光緒初年，茶葉貿易極盛，經營茶莊者，年有七八十家，……當時尚用土法制造，有磚茶廠十余家，統由山西幫經營。”⑤

茶葉的加工環節由明至清，制造茶葉，習俗相沿。一般是由茶農随采隨制，經過簡單加工後，售於茶行或茶販，再轉運各地。俟至五口通商，茶葉出口大增，國際市場對茶葉的品質要求不一，茶商遂購得毛茶後再加以重制，經過精制包裝之後再行銷售，不僅使茶商獲利，且市場需求旺盛，故此種茶葉加工方式在各茶区廣為流行。

茶葉加工工序十分繁復。近年在美國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館發現了19世纪30年代由廣州畫家庭呱所繪制的線描作品，其中有18幅是當時制作茶葉的繪畫，依次為：篩茶、踩茶、搓茶、曬茶、猴子采茶、斬茶、渡茶、裝茶、舂茶、揀茶、試茶、托茶、分茶、整茶餅、號茶箱、裝茶、炒茶、灑水。盡管上述制茶過程似有顛倒，但當時手工制茶工序之繁、耗費之多，可見一斑。晉幫茶商多雇傭當地人在其所辦茶場中制茶，进行連續性生產：從毛茶到產出成品，一般要經過踹、揀、焙、篩等多道工序，每道工序都有嚴格的規定；在茶叶出號前，還要對成茶进行包裝。洋箱茶用錫罐或鉛桶，外裱以板箱，平均每箱可裝茶50到70斤不等，口莊茶由簍袋盛貯或“帶蔑包箱”。據《祁縣大德誠茶商文獻》記述，祁縣茶商在安化設場制茶，場中以茶工人數最多，有揀工、篩工、踹工等區別，且工錢不等，“黑茶每帮踹手八人，掌沖打吊二人，踹手每工錢一百六十文，打吊每工錢一百文。幫踹人八名，每人工錢六十文，……(篩工)每日大工錢一百二十文，有一百四十文者，不一。”⑥此外還有蔑工、裱工、鉛匠、錫匠等。可見當時茶場規模少則數十人，多則成百上千人。“在湖北省之羊樓洞，山西茶商每年常設立临時辦事處開設工廠，該地數千農民及其家族從事制造磚茶，”⑦“廠房率多寬敞，公事房、制造室、打包間應有盡有，最大者能容二千人。”⑧茶場的繁榮促進了茶市的興盛，湖南平江“茶市方殷，貧家婦女，相率入市揀茶……揀茶者不下二萬人，塞巷填街，寅集酉散，喧囂擁擠。”⑨可見，茶商雇工制茶，一方面帶動了當地茶叶生產的發展，給當地農民帶來生計，另一方面也帶動了相關手工業的發展。

茶葉的運輸環節清代晉幫茶商經營茶葉主要是將茶葉運至恰克圖與俄商貿易為主，同時兼營與蒙古、新疆等西北地區的茶葉貿易。他們從茶产地始，水陸兼程，贯穿數省，櫛風沐雨，跋山涉水，奔波數千裏方能抵晉，再行萬裏經恰克圖輸入俄國及欧洲腹地。晉商茶葉贸易按區域不同分為：对庫倫、恰克圖的“北路”貿易，赴新疆、伊犁、塔尔巴哈臺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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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戴嘯洲：《湖北羊樓洞之茶葉》，《國際貿易導報》第5卷第5期，第185頁。

　　②《中國茶訊》：《茶人、兩湖茶的過去和現在》1953年第3期，第77頁。

　　③參見黃鑒輝：《山西票號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99頁。

　　④參見程光、梅生：《儒商常家》，山西經濟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頁。

　　⑤《國際貿易報告》第5卷第5期茶葉專號民國二十五年；轉引自渠紹渺、龐義才等著：《山西外貿誌》，山西地方史志資料叢刊1984年版，第104页。

　　⑥史若民、牛白琳：《平祁太經濟社會史資料與研究》，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93頁。

　　⑦威廉·烏克斯：《茶葉全書》中譯本上冊，第165頁。

　　⑧《晉商在湖北制造磚茶之現狀》《中外經濟周刊》第171號，1926年7月17日。

⑨李元度等：同治朝《平江縣誌》。

路”貿易，赴東北邊陲與俄貿易及越界赴伊爾庫茨克、涅爾琴斯克、聖彼得堡和莫斯科等地貿易。概括而言，其貿易路線為：北路由东西兩口經庫倫(大同至張家口經庫倫，或從右玉人內蒙歸化至庫倫)再至恰克圖；西路由歸化出發經百靈廟至漠北賽爾烏蘇、布彦圖、烏裏雅蘇臺、科布多再分別至塔爾巴哈台、古城及烏魯木齊；東路(進入東北邊陲)由張家口经多倫諾爾，通往漠南錫林郭勒、察哈爾、昭烏達、呼倫贝爾、漠北喀爾喀蒙古車臣汗部、土谢圖汗部。①

晉幫茶商在沒有現代交通工具的條件下運输茶葉，遇水路，雇船裝之，遇早路，則賴馬、牛或駝載之。若雇船，須船行至岸後再付訖運費，并另付運貨上船及下船的小費；若雇車馬，則“腳價漲吊不等”，有每千斤四五十兩及十三四兩不等之行情。晉幫茶商在分別估算运費、比較高低後再行運输。陸路運輸中晉商多采取“托運”方式，其特點為：運输費用一般分兩次付清，雇車駝時，先預付大部分费用，余者在到埠後再行給付；若延誤貨物到埠，車驼幫負責賠償；凡途中所遇關卡，由茶商自行納稅。據文獻記載，祁縣茶商運茶須經過賒旗鎮，當時賒为陸路轉運碼頭，“百貨皆聚”，為確保按期到貨，與當地運商建立了“回票”制度。“(光緒二十三年)合行公議發貨日期新定章程：郭、汜……汝州、禹州馬車腳价付九欠一，以十天為期，二十天見票，誤期每車罰銀八兩；會鎮馬車限十六天送到，三十天見票，誤期每車罰銀八兩：汝州、禹州牛車每輛欠銀三钱，限十二天送到，誤期每車罰銀二千。……”②上述運輸方式較隨行隨雇安全方便，且有保障，因而極大地促進了陆路運輸。

茶葉的銷售環節晉商在經營茶葉的各環節都投入了大量資金，其中主要包括采購成本、加工成本、運輸成本、貨物保管成本及途中貨物損失帶來的成本等，即“一分貿易，四倍資本”。這些大量的先期投入和經營利润的實現都需要在茶葉销售這一階段實現，因而銷售环節尤為重要。晉幫茶商銷茶共分兩大類，即外銷茶和內銷茶。外銷茶主要有紅茶、磚茶、帽合茶等，“中国紅茶、磚茶、帽合茶均為俄人所需，運銷甚巨。此三種茶，湘鄂產居多，閔贛較少，向為晉商所運。”③此外，安徽建德所產之“千兩朱蘭茶，專由茶商由建德贩至河南十字店，……專販與向走西疆之商，運至烏魯木齊、塔爾巴哈臺等處售賣。”④俄人不习此茶，再由俄商輸往歐洲及其他國家。內銷茶為磚茶、花卷、皮包茶等多個品種。漢口在清中晚期，一直是繁華的商業重鎮，有“九省通衢”之稱，也是磚茶制造、出口和紅茶外銷中心。晉幫茶商在漢口分為紅茶、盒茶和卷茶三幫，經营著紅茶、三九磚茶、三六磚茶、二四磚茶、天尖贡茶、千兩卷茶、合茶、皮包茶等名目的茶貨。

晉商在茶葉銷售中经歷了兩個階段：即壟斷西北及對俄陸路茶葉貿易的茶葉賣方市场階段和五口通商後外茶充斥茶市的茶葉買方市場阶段。在恰克圖市場開通后，由於俄國及歐洲其他國家对茶葉的大量需求，使晉商盈利空前。晉幫茶商從陸路運至恰克圖的茶葉銷售額由1800年約280萬盧布增至1843年的1 240萬盧布，增長了近5倍。俟至七八十年代，茶葉出口區域擴大，茶埠增多，“厥後泰西諸國通商，茶務因之一變。其市場大者有三，曰漢口，曰上海，曰福州。漢口之茶，來自湖南、江西、安徽合本省所產，……其輸至俄羅斯者皆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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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劉建生等：《晉商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页，及盧明輝、劉衍坤：《旅蒙商》，中國商業出版社1995年版。

　　②史若民、牛白琳：《平祁太經濟社會史資料與研究》，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02页。

　　③王先謙：《議復华商運茶赴俄、華船運貨出洋片》，見劉坤一遺集，奏疏卷，第17頁；轉引自渠紹渺等著：《山西外貿誌》，山西地方史誌資料叢刊1984年版，第107頁。

　　④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57、56。

茶也。上海之茶尤盛，自本省所產外，多有湖廣、江西、安徽、浙江、福建諸茶。……此三市場外，又有廣州、天津、芝罘三所，洋商亦麋集焉。”①由于印度、錫蘭、日本等國所產外茶的沖擊，使茶叶市場的供給大於需求，洋商對華茶的品質便提出更高的要求，因外茶與華茶相比價廉質優，從而迫使华茶不得不降價銷售，導致業茶者利微。晉幫茶商由於失去壟斷恰克圖貿易的優勢，且陸路运輸成本頗高，其茶葉貿易开始陷於低谷。從1871年輸出茶葉202 184擔，降到1893年的53 541擔。②此後數年，經晉幫輸出之茶，徘徊於三五萬擔之間，至1905年俄國西伯利亞鐵路全線開通后，晉幫茶商銷路維艰，趨於衰敗的邊緣。

上述四個環節表明晉幫茶商经營茶葉貿易，從采購原料加工包裝，一直到長途運輸批發零售，實現了一體化的经營方式。晉商由茶產地購茶到茶区設廠制茶的轉變，表明了商業资本向產業資本的轉移，經歷了從间接控制到直接經營的發展過程，反映出商業資本對茶葉生產的控制、支配的進一步深化。然而由於其所處時代的限制及其经營中的缺陷，使晉商在与外商競爭中不可避免的處於不利地位。

二、晋幫茶商經營利潤分析

經營利潤是指在某一經营周期內，通過對投入資金的使用所獲得的收益。晉幫茶商的經营利潤就是指銷售茶葉所得收入抵付從購茶、制茶到運茶、銷茶各環節中的全部支出後的余額。為便於核算，將茶商支出分為成本、費用兩類，其中成本類主要包括：采購成本、制茶人工費、包裝材料及包裝費、運輸費用、仓儲保管費等，費用類主要包括在茶葉運銷中所交納的茶稅、厘金、關稅、落地税及各項捐稅等諸多支出。因而其利潤可由下述公式計算：

茶商经營利潤＝銷茶收入－(采購成本＋制茶人工費＋包裝支出＋運費＋貨物保管費＋茶税＋厘金＋關稅＋落地稅＋各種捐稅支出)

(1)采購成本：即晉幫茶商采購毛茶所需資金。茶商采购毛茶一般采取通過茶行購買或直接向茶農購買兩種方式。茶商如通過茶行買茶需向茶行支付傭金，此外，茶商向茶行租借竹、篾器具的支出也計人此項。由於茶葉產地不同，茶葉品質各有高下，茶叶收購價格相差懸殊。一般而言，粗茶或次茶的收購價為每擔3兩上下，若上等茶或精品茶則其收購價為每擔10余兩。在《祁县茶商大德誠文獻》中，虽無確切記載，但在《桃源買黑茶規估叠安化價碼》一節對安化黑茶卻有估价：“假如安化時價本三堆每包實银一兩六錢零七厘四”，而一包茶約為二十六斤。因三堆茶為中等茶，由“上二堆、正二堆、次二堆、正三堆、三堆、次三堆”各相差四錢五厘推算，每擔上等茶收購價約為11．37兩，中等茶約為6．18两，劣等茶約為2．72兩。(2)制茶人工費：即毛茶進號加工為成品茶所支付給茶工的工錢，還包括夥食費、茶師工費、路費、點心費等开支。(3)包裝費：茶葉制成後需打包包裝后再行銷售，因而所需箱桶罐簍均計人此項，此外，請工匠制箱簍費用及包裝用紙張竹木也列入此項(參見表1)。(4)運輸費：從茶葉產地運至銷地分水旱兩路，故運費主要包括雇船費用和雇車費用兩項。此外，茶葉上船、车的搬運費也計人此项。(5)貨物保管費：也稱棧力費。即運茶途中停歇向客棧支付保管貨物的費用。(6)茶税：清代茶政實行茶引法，茶商領引辦茶，按引納課。引課在茶價中扣除。清初茶引課額不等，有征一钱之余，也有征一兩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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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清史稿》《食貨誌五》《茶法》卷124。

　　②轉引自渠绍渺等著：《山西外貿誌》，山西地方史誌資料叢刊1984年版，第88頁。

俱按產地不同而異。到了道光、鹹豐年间，由於財政需要擴大，除仍征茶正稅之外，還增加了茶厘、茶捐等项，加重了茶商的負担。其中茶厘為厘金的一種，為清後期開征稅種，分為坐厘、行厘兩种。晉幫茶商主要交納行厘，即通過地厘金，从茶產地到張家口，一路經過厘卡約計數十處，且重復征收，使晉幫茶商深為所累。(7)關稅：包括常关稅、海關稅兩部分。常關税即清政府在水陸交通要道、關隘等處，設立关卡，向通過貨物課稅。關稅稅率據《戶部則例》規定为從價5％計征，但清後期各關自定稅率，隨意課征，在正稅之外又有附加，如蓋印費、單費、驗貨費等等。1840年鴉片戰爭後，五口通商，清廷始有海关之設置。清代海關稅包括進口正稅、出口正稅、洋藥稅等項。晋商出口茶葉須交納出口稅。如道光年間，出口茶稅銀由每擔課銀2兩5錢，增為每擔課銀7兩8錢。晉帮茶商運茶銷往恰克圖，須持票运銷，從張家口到恰克圖，不論粗茶細茶，俱按每票一張，繳纳規費銀50兩，待出口交易，還需按每擔4兩之余交納出口茶稅。(8)落地稅：清前期將該稅並入關稅杂課，同關稅一同管理，清後期，该稅為厘金一種，是在出產地和销售地交納的一項稅費。

表1 祁縣茶商制茶工費與包装工費明細 (單位：文／擔)

資料釆源：史著民、牛白琳：《平祁太經濟社會史資料與研究》中《祁縣殺商大德誠文献》。

現根據《祁縣茶商大德誠文獻》有關資料計算茶商利潤(參見表2)。需要說明的是，有些成本、費用的全部或單项由於資料的欠缺，核算較為困難，只能根據估算而得。另外由於當時物價波動，使資料數据難免失真，故以祁縣茶商從安化辦茶運至漢口，以漢口茶價估算這一階段晉幫茶商的盈利狀況。以一兩可以兌換1 650文①計算，上等茶葉制茶及包装等需銀3．28兩，中上等茶葉需2．68兩，中等茶葉需銀2．14兩，劣等茶葉需銀1．67兩。

表2 安化茶葉銷至漢口的成本利潤明細表 (單位：两／擔)

資料來源：史若民、牛白琳：《平祁太經濟社會史資料與研究》中《祁縣茶商大德誠文獻》及姚賢鎬著：《中國近代對外贸易史資料》第2冊，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2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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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據金耀華：《中國價格史》中關於銀錢比價的估算，表中計算以一兩銀兌換1 650文計。

表中a、b分別表示茶葉價格高漲和跌落時期。兩時期的利潤分別是從銷售價格中扣除各项成本及費用得出。從表中可以看出，在茶葉市場興盛時期，茶價較高，茶商獲利豐厚，利潤率為47％至120．26％，到了茶葉市場低靡時期，茶價下跌，利潤率為0．3％至9．8％，甚至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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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晉商經營茶葉績效的分析與評價

如前所述，晉商經营茶葉采用的是從采購原料到加工生產再到運輸銷售的“縱向一體化”生產經营方式。由於在各環節中晉商交換方式不同，我們將晉商在經營茶葉中的不同環節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在企業內部，即從毛茶人號，經車揀焙篩等工序到成茶經包裝出號的加工環節，茶商須組織生產要素進行生產，付出轉化費用和交易費用，轉化費用與交易費用之和等于生產費用，在此環節中主要是以能否節約生產費用，降低生產成本，實現利潤最大化為其經營績效的評價標準；另一部分是在企業與市場間，即采購、运輸、銷售環節，晉商與外界市场發生密切聯系，須與原料供應商、運輸商、經銷商建立契約。由於契約與交易費用是孪生的，不同的契約形式具有不同的控制和激勵功能，在经濟績效上有不同表現，因而“交易費用一契約形式選擇一經濟績效”是考察经濟組織效率的框架。在此，我們引入交易費用分析法，衡量晉商的經營績效。交易費用常常很難度量，但由於可以觀察到交易費用在不同時期的變化，我們可通過對晉商在各经營環節的交易費用定性分析並加以比較，評價其經營績效。基於以上认識，現對晉商在經營茶葉各個環節中的經營效率分別分析，以期解析晉商衰敗的内在原因。

采購環節縱觀晉商在采購茶葉中不同時期的特點，他們與原料供应者建立的契約形式(交易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種：第一種是与茶農建立的收購契約形式；第二種是通過茶行进行收購的契約形式；到清鹹豐年間，晉商在湖北蒲圻一帶買山種茶，從控制流通領域到控制原材料的生產、供应，實現了第三種契約形式。現對三種契約形式中的交易費用分別加以分析：新制度經濟學認為，有三個维度影響交易種類和交易費用的大小，即交易發生的頻率、不確定性和资產專用性。一般而言，多次發生的交易較之一次交易產生的交易費用較高，更需要经濟組織來保障。在第一種契約形式中，茶商收購茶葉須挨家挨戶上門收購，由於茶農居住分散，茶葉產量與茶質參差不齊，交易中的不確定性及多次交易勢必導致交易費用相對较高，采購效率較低。在第二種契約形式中，茶行作為茶商與茶農之間的中介，代客收購，並負責茶葉的介紹、評價、過秤，茶行向茶商收取傭金。茶行這一組織的出現降低了前一種契约形式中茶商須與茶農談判及質量鑒定等帶來的交易費用，提高了采購效率。然而在實际收購中，茶行常以高稱收進、多取茶樣、付款折扣等方式盤剥茶農，不少茶農則將茶梗、茶末攙人毛茶中，或劣茶摻人好茶，蒙騙茶行，這樣在茶農與茶行之间便形成了一種互動的內損机制，最終導致茶商采購成本增高，交易成本仍處於較高的水平。有鉴於此，晉商采用了第三種契約形式，不僅買山植茶，且傳授當地人種茶技藝，保證原料的供應和質量，既穩固貨源又內化交易費用，並在提高采購效率的同時，使資源得到了有效配置，可以說這是晉幫茶商在經營中的創新。

由於茶葉生產是以茶農為基本單位，從茶樹種植、管理到茶葉采摘、粗制均由茶農承擔。其生產過程便顯示出以下特征：其一是種植面積狹小，茶地分散，種茶多在荒山參差之地，如湖南平江，在紅茶盛行之時也僅是在“泉流地上，凡山谷閑向种紅薯之處，悉以種茶”①；其二是粗放經營。因“產茶之家，半屬貧民，每歲鋤茶樹需工，摘茶需工，踹茶需工，揀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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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李元度等：同治朝《平江縣誌》第20卷，第3頁。

需工，……每每入不敷出”①，為了節省開支，茶農疏於對茶樹的管護和投入，以上特征共同决定了茶葉產量較低且茶質较差。在華茶風靡亞歐大陸，頗受消費者青睞之時，晉商经營華茶的這些弱點還未顯現，但到17世紀七八十年代後，由於外茶質優價廉，晉商采辦之茶在質量、成本等方面均處於劣勢，因而在此環節晉商已埋危機。誠如汪敬虞先生指出：“近代中國既沒有獨立的資本主義大茶園，也沒有獨立的資本主義大茶厂。茶葉加工制造的承擔者，一頭是以經營農業為主的小農戶，一頭是以經營商业為主的茶莊、茶棧。”②

加工環節此環節也是茶葉的生产環節。諾思認為，將生產要素组織起來生產物品或勞務，要受到制度和技術兩方面的制約，在現實世界中，制度與技術都对生產發生作用，故交易費用在生產費用中也扮演重要角色。由於技术是決定企業產出的基本因素之一，並代表著一定生產要素组合，因而以此考察可見：晉商茶葉加工工場属勞動密集型，其投入的勞動較多，資本較少，技術水平較低；相對而言，俄商的機器工廠則為資本和技術密集型企業，投入資本較多，勞動较少，技術水平較高。根據生產函數Q＝Minimum(L／U，K／V)，其中Q表示产量，L和K分別表示勞動和資本的投入量，U和V分別表示生產一單位產品所需的勞動投入量和資本投入量，由於產量Q取決於L／U和K／V这兩個比值中較小的那一個，因而晉商產出必定低於俄商。在史料中我們也可清楚地看到這一點。以制造磚茶為例，晉商制造磚茶是用木制平壓機，“其壓制方法極為幼稚，置茶於蒸笼中，架鍋上蒸之，倾人模型中，置木架壓榨器中，借杠杆力壓之。移時在模中托出，放於樓上。聽其自然幹燥。”俄商於19世紀后期在華開辦制茶工廠，使用蒸汽機制茶，與手工制茶相比，“手壓機每日出產60簍，有25％的廢品，而蒸汽壓機每日出產80簍，只有5％的廢品，並且因使用機器而節约的費用，每簍計銀l兩，按照以上產量每日即達銀80兩或英金20鎊。”③

晉商加工茶葉一般在茶葉手工工廠(茶號)內完成。他們雖然在當時的茶葉加工中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專业化分工，但其手工工場與俄商後來建立的機器工廠相比，除了在生產效率、資源配置等方面的不足外還有以下缺陷：其一，管理滞後，生產損耗多。仍以制磚茶為例，茶葉性畏潮，又“經火烘炕，其質甚脆”，在茶葉出廠經手工打包裝箱時，若“總管司事不親自監視，任工人盡力復壓，其茶碎裂細末極多”④，“末多則價必減，是於客商有礙”，而俄商制茶用機器，則無此況。其二，缺乏工藝創新。在選用原料上，“查中國制造磚茶，向用茶末，以為運銷蒙古之用，……(俄商)所需原料不僅茶末，而茶葉亦有之，按機器所制之磚茶，較用舊法所制者，堅固異常，而難於碎裂，……俟至本期(1872—1881)終時，磚茶貿易遂為俄商所壟斷也。”⑤可見晉幫茶商以手工工場形式業茶难與俄商抗衡，這是其衰敗的原因之一。

運输環節在茶葉運輸中，能否節約運輸成本，提高運輸效率是評價績效的關鍵。在此環節中，晉商受到擴大资本規模和承擔無限責任兩方面的限制：一方面，晉商在前期已投人大量資本用於茶葉的采購、加工，再投人大量資金承擔運輸則增加資金周轉困難；另一方面，晉商自己承擔運輸中的無限責任(包括茶葉運輸费用、保管費用、途中損失等)，風險較高。基於以上两點，他們采用了與運商(如車幫、駝幫)訂立契約的“回票”制度，對货物從發貨到驗貨、途中損失的赔償等均作出規定，明晰各自的權利和義務。由於雙方交易規模、交易時間都較為確定，因而不僅降低了交易費用，同時進一步增強了抵禦風險的能力。此項制度在晉商壟断恰克圖貿易期間為其貿易的增長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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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转引自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资料》第1卷，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482頁。

　　②汪敬虞：《中國近代茶葉對外贸易和茶葉的現代化問題》，載自《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

　　③Trade Reports 1878 Hankow p．43。

　　④光緒十三年九月初四日，蕪湖關稅務司李華達申呈总稅務司，訪察茶葉情形文件，第30頁。

　　⑤班恩德：《最近百年中國对外貿易史》，第195、196頁；轉引自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中华書局1962年版，第1313、1314頁。

運輸成本至少取決於以下三方面因素：其一是路程的遠近，其二是運輸商品的特性，其三是運輸工具決定的效率。由于晉商賴以運輸的交通工具以牛、馬、駝為主，效率低下，尤其在長途運輸當中，茶葉的管理費用較高，且損耗较多，因而晉商賴以运輸的方式交易費用較高，不利於資源的有效配置。到鴉片戰爭後，隨通商口岸的陸續開放，俄商海路、鐵路運輸的開通，晉幫茶商由於陸路運輸成本高、耗時長等諸多不利因素，逐漸顯現。加之運輸途中，關卡林立，清廷苛征濫派，捐輸繁多，加速了晉帮茶商的衰亡。

銷售環節在此環節中，茶商銷售狀況直接與茶葉市场的供求狀況密切相關。為便於分析，將晉商茶葉銷售分為两個階段：第一階段从恰克圖互市開通到鴉片戰争前，此時由於北部茶葉貿易僅在恰克圖等地進行且為晉商所垄斷，華茶在市場中占據優勢，因而可將此時的市場看作是不完全竞爭市場；第二階段是鴉片戰爭後到清末民初，此時通商口岸相繼開通，茶葉貿易的範圍已拓展到多個地區，印度茶、日本茶、錫蘭茶等外茶紛紛搶占國內和國際茶葉市场，晉商受到俄國等外商的有力挑戰，可將這一時期市場看作是完全競爭市場。

在不同的市場環境中，由於需求水平的變動會引起均衡價格與均衡產量同方向變動，而供給水平的變動則會引起均衡價格的反方向变動。在第一階段中，由於消費者對茶葉偏好程度的增強，市場需求旺盛，與此相適，晋商等國內茶商紛紛加入到茶葉貿易中，茶葉的供给有所增加，然而由于國內對出口茶葉數量加以限制，使茶葉供給增加的程度遠低於需求的增長，表現出茶葉價格與產量均有大幅增長。第二階段，一方面由於茶葉市場日趨飽和，消費者對茶叶的品質、口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國內茶葉在質量、品質、包裝等方面遜於外茶，國際茶葉市場由國内茶葉占主導地位向外茶占據優勢轉化；另一方面由於生產技術水平決定了廠商以最低成本生产產量的大小，俄商等外商茶廠技術水平較高，生產規模较大，而晉商生產茶葉的技術水平較低，生產規模較小，且要承擔采购、加工、運輸方式落後及貿易路線漫長、艱險的高成本，他們與外商在同一市場中競争不可避免會處於不利地位。到19世紀80年代以後市場需求下降，晉商在殘酷的市場競爭中，從前期盈利逐漸到盈虧相抵最後到了亏損的境地。

通過以上對晋商經營茶葉各個環節的分析，可以看出：其一，在鴉片戰爭前，晉商努力尋找內部制度的改進形式(如在茶葉采購中契約形式的變遷及運輸中契约形式的選擇)，通過降低交易費用，改變企業運行中的相对成本，提高了經濟績效；其二，由於後期外部環境的改變，晉商在經營中的絕對成本大大高於與之競爭的俄商的經營成本，加上晉幫茶商在內部制度的缺陷與在外部環境中所處的不利地位，共同導致了他們走向衰亡的结局；其三，在比較晉商與俄商的經營制度之後，可大體得出晉商的經營制度是一種效率相对較低的制度這一結論，但其在經營前期運轉良好，可見外部制度環境對經濟組织的經營績效有著不容忽視的作用與影響。

上述資料來源：http://big.hi138.com/wenhua/lishixue/200604/53044.asp